本文节选自《叙事的危机》
韩炳哲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当今是一个人人都在谈论叙事的时代。矛盾的是，叙事话题的泛滥竟暴露了一场叙事的危机。在“故事化”的喧嚣中，充斥着一种既无意义又无方向的叙事真空。“故事化”和“叙事转向”都无法带来叙事的回归。范式本身受到格外关注并成为流行的研究对象，这一现象预示着一种深刻的异化。对叙事的强烈呼唤指向了其自身的机能障碍。
讲述即治愈
在《思想肖像》一文中，本雅明唤起了治愈的源初场景：“孩子病了，母亲让他躺到床上，自己坐在他身边，然后开始给孩子讲故事。”讲述能产生深度放松的状态，并建立原始的信任感，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母亲慈爱的声音能让孩子平静，能抚慰他的心灵，能增强联结，并给予孩子支持。而且，儿童故事里的世界是完美的，故事把世界变为亲熟的在家。孩子患病相当于面临一场危机，以成功克服危机为基本模式之一的儿童故事，可以帮助孩子渡过危机。
具有治愈力的还有会讲述的手。本雅明谈到了一位女性的手，它们动起来就像在讲故事，有一种非比寻常的治愈力：“那双手的动作极富表现力，但你却无法对其进行描述……它们仿佛在讲故事。”每一种疾病都透露出某种内在的梗阻，而讲述的节奏可以消除那些梗阻。讲述的手能够化解紧张、停滞和硬化，能使事物恢复正常，使其再度流动。
本文配图：电影《超脱》
本雅明思考的问题是：“如果每一种疾病都能顺着讲述的河流漂得足够远，一直到达河口，那么它们是否就都能被治愈。”痛苦是一座堤坝，起初还挡得住讲述之河。但当河水上涨，水流变得足够大时，堤坝就被冲破了，之后，途中遇到的一切都会被讲述的洪流冲进幸福的解脱之海。抚慰之手“划出一条河道”来疏导讲述之河的流向。本雅明指出，患者在治疗之初对医生的讲述已经开启了疗愈的过程。
弗洛伊德将痛苦视为一种症状，表明一个人的故事出现了梗阻，因而无法将故事继续下去。精神性的障碍是讲述滞碍的表现。治疗方法是让病人从讲述滞碍中解脱出来，将无法讲述的内容用语言表达出来。当病人能畅所欲言时，就说明他得到了治愈。
讲述本身就充分显示出治愈力。本雅明提到了《梅塞堡咒语》(Merseburger Zaubersprüche)，其中第二条便是用于治疗的咒语。然而，它并非抽象的表达，而是讲述了一匹马受伤的故事，奥丁(Odin)在医治马的过程中使用了咒语。本雅明认为：“那些咒语不仅仅是重复了奥丁的用语，而且还讲述了奥丁最初使用咒语所依据的内容。”
讲述能够打败创伤事件。比如将创伤事件融入提供安慰或希望的宗教叙事中，以此来帮助我们克服危机。在面对危急事件时，危机叙事(Krisennarrative)可以将危急事件置于有意义的背景中，从而帮助我们战胜危机。阴谋论也有治疗功效。阴谋论之所以得到流传，尤其在危机时期，在于它们为造成危机的复杂问题提供了简单的解释。对于危机情况，讲述本身就具有治疗作用，因为它为危机指派了一个过去的时间点。一旦退入过去，危机便不再关涉当下，相当于危机被搁置了。
在《积极的生活，或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 oder vom tätign leben)中，阿伦特引用伊萨克·迪内森的一句独特表达作为“行动”一章的题词：“所有的忧虑都可以忍受，只要你把它放到一个故事里，或者讲成一个故事。”叙事想象力具有治愈作用。当忧虑披上叙事的外衣，它就卸下了令人压抑的实事性。忧虑会被叙事节奏和叙事旋律占据。叙事使忧虑超越了纯粹的实事性。它们不会硬化成精神梗阻，而是在讲述之河中流淌起来。
尽管如今是个“故事化”的时代，但讲述的氛围已然在消亡。医生看病时也几乎不再讲述。他们没有时间和耐心去倾听。效率的逻辑与讲述的精神格格不入。只有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尚能让人回忆起讲述的治愈力。米切尔·恩德(Michael Ende)同名小说的主人公毛毛(Momo)只需要倾听就能将人治愈。“时间是毛毛唯一富有的东西。”她是时间的富人，而且她的时间关涉他者。他者的时间即美好的时间。毛毛堪称理想的倾听者：“小毛毛能做到而别人做不到的事，那就是倾听。这其实没什么特别，也许有人会说，听别人讲话谁都会。但你如果真这么想，那可就错了。真正会倾听的人少之又少。而且，像毛毛这样懂得如何倾听的人简直就不曾有过。”毛毛友善且专注的沉默甚至能让他人产生自己从未有过的思想：“这并不是因为她说了什么或问了什么，从而给对方某种启发，不，她只是坐在那儿倾听，心神专注，充满同情。这时候，她用那双又大又深沉的眼睛看着对方，使被看的人觉得脑海中仿佛忽然涌现出一些自己从未想过的、隐藏在心底的想法。”毛毛能使他人畅所欲言。她通过消除讲述梗阻达到治愈目的：“另一次，一个小男孩把自己不愿意再唱歌的金丝雀送到毛毛面前。这对于毛毛来说是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她不得不耐心地倾听，等了一个星期，那只鸟才终于又欢唱起来。”
倾听主要针对讲述的人，而非讲述的内容，这是个关乎“谁是他者”的问题。毛毛用她友善、深切的凝视明确指认出了他者的他性。倾听不是被动的状态，而是一种主动的“做”(Tun)。它启发对方进行讲述，开辟共鸣的空间，让讲述者感到自己被正视，被听见，甚至被爱。
触摸也有治愈力。触摸就像讲故事一样，可以产生亲近和原始的信任。作为有触觉的讲述，它能消除导致痛苦和疾病的紧张与梗阻。医学家维克托·冯·魏茨泽克(Viktor von Weizsäcker)描述了一种治疗的原初场景：“当小女孩看到弟弟痛苦的状态，她本能地想到一个办法：她讨好般地伸出手，想要轻抚他的痛处。这位小救护员就这样第一次成了医生。她有对源初疗效的预知(Vorwissen)而不自知。这种先觉将她的冲动传递到手上，并引领她的手去触摸，从而发挥治疗作用。这正是弟弟所需要的，因而这只手让他不再那么痛苦。被姐姐的手触碰的感觉进入他与他的疼痛之间，疼痛便在这种全新的感受面前消退了。”触摸的手具有同讲述的声音一样的疗效。它能产生亲近与信任，能消除紧张，克服恐惧。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非接触式社会。接触要以他者的他性为前提，而他性决定了他者是不可支配的。我们无法触摸可消费的对象，只能抓住它或占有它。然而，体现了数字机制的智能手机制造了百分百可支配的假象。它的消费主义特征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剥夺了他者的他性，使其沦为可消费的对象。
接触的日渐贫乏会让人患病。我们如果完全没有接触，就会被死死地困于自我之中。真正意义上的接触能使我们摆脱自我的牢笼。接触的贫乏最终就是世界的贫乏。这会造成我们的抑郁、孤独和恐惧。数字化正在加剧接触的贫乏，正在制造一个贫乏的世界。荒谬的是，与日俱增的连通性(Konnektivität)却将我们孤立开来。这便是网络化的险恶的辩证法。被联网并不意味着被联结。
社交网络上的“故事”(Storys)实际上不过是令人陷入孤立的自我展现。与讲述相反，它们既不产生近端，也不催生共情。归根结底，它们是视觉上被修饰过的信息，被接收之后便会迅速消失；它们不讲故事，只做广告。追求关注并不能创造共同体。在故事化即卖故事的时代，讲述和广告难分彼此。这就是当前的叙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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