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深秋，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副军长项英对着桌上的地图眉头紧锁，他是红军时期的老政治局委员，新四军的实际负责人，一个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九死一生熬出来的老革命，此刻他手里攥着一封电报底稿，心里想的却是一件事，从江北调兵。
项英有他的道理，皖南的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已经在贵池、宁国、泾县、郎溪等地布好了袋形包围圈，七个师八倍于新四军的兵力，把新四军军部所在的云岭三面围住，项英手上这九千多人，往南是山，往北是江，两头都被堵得死死的。
他想到了粟裕，粟裕当时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正带着部队在苏中开辟根据地，在项英看来，集中兵力固守皖南才能破局，只要从江北抽两三个团上来，加上自己手里的老底子，就算硬碰硬也能拼一场，电报发了出去。
粟裕的回话很干脆，江北的盘刚铺开，兵动不了。
这话不是托词，黄桥那一仗打得凶险，粟裕带着七千人硬扛韩德勤的三万兵马，打完之后部队伤亡不小，弹药见了底，苏北的局面虽然从纸面上落到了地上，可地上的土还是松的，黄桥打完没多久，粟裕的部队又在盐城、东台一线跟八路军南下支队会了师，华中的整盘棋刚拼上关键一块。
粟裕的判断跟项英完全相反，他认为皖南已经是死地，国民党军完成了合围，强行增援正中对方“围点打援”的算计，而苏中日伪力量薄弱，群众基础雄厚，正是放手发展的好时机，中央早有“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这时候分兵回援是南辕北辙，他的回复直陈利害：“不宜与国民党军正面交锋，应保存力量待机而动。”
项英当时就火了，论资历，他是老政治局委员；论职务，他是新四军副军长兼军分会书记，一个师长级的干部当面顶回来，这在他那儿说不过去，军部里跟叶挺的关系已经够紧张了，眼下连江北的部队都指挥不动，脸往哪儿搁。
这封电报到延安，窑洞里的煤油灯亮到了半夜。
项英以为中央一定会给他撑腰，他没想到的是，延安的回电比粟裕的拒绝还硬。
就在项英给中央告状的同时，粟裕也把自己对局势的分析发到了延安，毛主席同时看到了两份电报，他看完之后当场拍了桌子。
毛主席的回电只有一句话：粟裕的一兵一卒都不能动。
毛主席不是偏袒谁，他看得比项英和粟裕都远。
早在1938年2月，毛主席就建议项英离开皖南，往江苏茅山方向发展，到了5月，他又特意提醒，别怕到日本人占领的敌后去，比跟国民党友军待一块儿强得多，放得开手脚，1939年周恩来专门跑到云岭，看到新四军军部三面都是国民党部队，当场就说“你们新四军的风水可不好”，提醒项英别被包了饺子。
可项英一直没动，他有自己的想法，第一，新四军往东发展肯定跟国民党产生摩擦，破坏统一战线，第二，到上海、南京、苏州、杭州这些日伪核心地区作战风险太大，第三，也是他认为最关键的一点，日军早晚会打通浙赣线进攻国民党第三战区，国民党肯定顶不住，一撤走皖南就是新四军的天下了。
毛主席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蒋介石在作战会议上说过一句话：“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叶项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这话说得够狠，也确实道出了当时的局势。
毛主席的电报直指核心：皖南困局的根源在于项英拖延北移，而不是兵力不足，强令粟裕回援，既违背“向北发展”的战略，更可能葬送苏中抗日的大好局面，同一封电报里，他又一次劝项英别再守着皖南这块死地，赶紧带部队北渡长江。
毛主席历来重视“人”，地可以再夺，人若没了，一切归零。
可项英还是没有立即执行，他迟疑到1941年1月4日才启程北移，比中央要求的12月底晚了四天，正是这四天，让国民党军完成了合围，也让新四军在政治上丧失了“按期转移”的正当性。
更致命的是行军路线的选择，参谋处原定两条路线，东线经苏南渡江有兵站接应，北线经铜陵渡江路程短且避开国军防区，项英却突然选择南绕天目山，这条路线既无准备又进入敌人纵深，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后来痛心疾首地说：“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难堪！”
1月7日星潭之战成了最后转机，叶挺力主突围，项英犹豫不决，最终，九千多人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项英在突围途中被贴身副官谋财害命，叶挺被国民党扣押，能突围的只有一千来号人。
回过头看1940年秋天那场调兵之争，毛主席的判断是对的，粟裕在苏中把根据地经营成了金窝窝，新四军从两万多人发展到十二万多人，如果当时把粟裕的部队调回皖南，苏中的局面可能就垮了，皖南的人也不一定保得住。
一个副军长要调兵，一个师长不肯动，捅到中央之后，毛主席选了站在粟裕这边，不是因为他跟粟裕关系好，是因为他看准了，新四军的生路在江北，不在皖南，地可以再打回来，人没了就什么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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