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6日下午，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中国嘉德香港春拍“琳琅”专场，一方马钮金印正安静地躺在展柜中。
这方印通高2.8厘米，印面2.4乘2.3厘米，印台高0.6厘米，重约88克。
比成年人的一节手指头还小。
但就是这方不足三厘米的金印，在接下来的竞投中，以估价7.6倍的910万港元落槌，连佣近1080万港元成交，一举创下古玺印拍卖新世界纪录。
印面阴刻篆书七字——“晋高句骊归义侯”。
“高句骊”即“高句丽”。
一个“晋”字，道出了这方金印的身份：西晋王朝颁发给高句丽首领的官印。
金印曾长期流散于日本私人藏家之手。
当它在拍卖槌声落定的那一刻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时，流散已逾一千七百余年。
最终，吉林集安籍企业家金明南与夫人高金丹以创纪录价格竞得，并无偿捐赠给集安市博物馆。
一
这方金印的形制，透露着那个时代的权力秩序。
马钮，印钮与印身一体铸造，印台近方形。
印文刊凿而成，笔画匀落整饬，线条方起方收，清朗工致。
这是西晋时代的典型印风。
孙慰祖先生认为西晋颁赐的少数民族官印多为錾刻，承袭曹魏印工风格。
东晋时的印文笔画变细、转接生硬，趋于草率。
而“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正是西晋工艺水准的精准写照。
更重要的是规格。
这方金印与此前发现的六方与高句丽朝贡册封有关的玺印相比，规格最高。
此前已面世的有“晋高句骊率善邑长”“晋高句骊率善仟长”“晋高句骊率善佰长”等铜印。
1956年内蒙古凉城小坝子滩窖藏出土的“晋鲜卑归义侯”金印、“晋乌丸归义侯”金印，以及此前发现的“晋夫余归义侯”金印，在形制规格、印钮形态、加工技法上与这方金印极为相似。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西晋王朝对周边少数民族的册封体系，是一个制度化的安排。
这一制度，源头可追溯至秦汉。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记载：“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
秦代已设置专门职官管理内附少数民族。
《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最凡国五十。
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
《后汉书·百官志》记载：“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旄牛徼外白狼、楼薄蛮夷王唐缯等率种人十七万口归义内属，“诏赐金印紫绶”。
汉代向四方少数民族首领册封授印，是通行惯例。
两晋延续了汉魏的民族政策，通过封授巩固边疆统治。
西晋作为新的大一统王朝，对四夷重新加以册封并更换西晋官印，成为建立国家新秩序的必要程序。
“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二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远比这方金印所呈现的册封场景要复杂得多。
高句丽政权建立于西汉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由扶余人朱蒙建立于西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境内。
初期都城在纥升骨城，即今辽宁省桓仁县境内。
公元3年，高句丽迁都国内城——今吉林省集安市市区。
此后四百余年间，集安一直是高句丽政权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
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时战时和，时疏时亲。
西汉初年，汉武帝派兵歼灭卫满朝鲜政权，在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
高句丽政权成立后，最早由玄菟郡管理，直到首领高朱蒙正式称王，成为西汉藩属国。
王莽篡汉后对高句丽实行压迫政策，双方兵戎相见。
高句丽乘势扩张，直到东汉初年再度向中原称臣。
即便如此，两国仍是时战时和，朝贡时有时无。
三国时期，高句丽在曹魏、东吴与辽东军阀公孙家族之间周旋。
一度与曹魏合作消灭公孙家族，但失去缓冲区后，双方迅速反目，高句丽几乎为曹魏所灭。
司马氏篡魏建晋后，西晋短暂统一，对高句丽重新册封——“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颁授的。
这方金印所见证的，正是高句丽作为中原王朝藩属的历史事实。
三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2004年7月1日下午1点18分，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传出一个消息。
中国申报的这一项目，全票通过。
这一天，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正在中国苏州召开。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0个世界遗产项目。
43处遗址中，42处位于吉林省集安市境内。
列入名录的包括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三座王城，十二座王陵，二十六座贵族墓葬，以及好太王碑和将军坟一号陪冢。
世界遗产委员会评语写道：此遗址包括三座王城和四十座墓葬的考古遗迹——五女山城、国内城、丸都山城，十四座王陵及二十六座贵族墓葬。
这些都属于高句丽文化，从公元前37年到公元668年，高句丽王朝一直统治中国北部地区和朝鲜半岛的北部。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考察评估结论认为，高句丽项目符合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六项标准中的五项。
包括：体现了人类创造和智慧的杰作；作为历史早期建造的都城和墓葬，反映了汉民族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以及风格独特的壁画艺术；体现了已经消失的高句丽文明。
这个结果，并非没有争议。
事实上，朝鲜从2000年起就开始申请将高句丽古墓群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003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7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朝鲜的申请被保留，未能列入。
与此同时，中国于2003年启动了正式申报程序。
2004年苏州会议上，朝鲜再次申报“高句丽古墓群”，包括平壤地区的东明王陵等63处高句丽古墓群。
最终，中国申报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与朝鲜申报的“高句丽古墓群”分别同时登录世界文化遗产。
但故事并未在此终结。
就在中国申报通过后的第二天——7月2日，同样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的韩国代表团向与会各国主要人士分发了一本名为《高句丽的古墓壁画》的书籍，强调高句丽的古墓壁画是能够证明东北亚形成“独立文化圈”的历史证据。
韩国方面公开要求中国撤回申请，声称高句丽墓葬群埋葬的是韩国先民，中国应将相关文物归还韩国。
四
那么，高句丽究竟是谁的历史？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从公元668年说起。
那一年，唐朝与新罗联军灭高句丽。
高句丽政权覆灭后，其族人的去向有明确记载：迁居中原各地的约占其总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或近四分之一。
剩余人口部分融入靺鞨等东北民族，部分留在朝鲜半岛。
高句丽灭亡后整整二百五十年，公元918年，朝鲜半岛才出现了一个名为“高丽”的政权——因其统治者姓王，史称“王氏高丽”。
尽管王氏高丽袭用了高句丽的称号，但二者没有直接继承关系。
首先是时间上的悬殊。
高句丽建立于公元前37年，灭亡于公元668年，国祚七百余年。
王氏高丽建立于918年，两者之间隔着250年的空档。
其次是民族构成的不同。
高句丽的国王姓高，是来自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
王氏高丽的国王姓王，据中国学者考证，为西汉时期乐浪郡汉人的后代。
南北朝时期，高句丽改称“高丽”，又称“高氏高丽”，与公元十世纪建立的王氏高丽并无继承关系。
学术界普遍认为，王氏高丽在法统上并非高句丽政权的继承者。
《宋史》等中国正史将王氏高丽记载为继承了高句丽的国家，部分高句丽人也在王氏高丽建立后融入了高丽民族。
但民族的局部融合，不等于政权的法统继承。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指出：高句丽族属、政权建立和活动范围、与中央王朝关系以及政权灭亡后族人的流向等史实，都表明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历史上的边疆民族政权。
王氏高丽并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
五
集安的高句丽遗迹，沉默地诉说着这个政权的真实面貌。
将军坟，被誉为“东方金字塔”。
这座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的陵墓，建造于公元五世纪初。
以1100多块精琢花岗岩石条垒砌而成，高13.1米，底边边长约31米。
七级阶坛层层内收。
每面三块各重15吨以上的护坟石倚护墓底。
石条间采用榫槽咬合工艺防止错位。
墓顶用一块50余吨的巨石封盖。
这种方坛阶梯石室墓形制，在高句丽王陵中具有典型性。
好太王碑，被誉为“海东第一古碑”。
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石碑之一，也是现存文字最多的高句丽考古史料。
碑文记载了高句丽建国的神话、好太王的功绩以及当时的疆域范围，是研究高句丽政权形成、发展历史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而那些藏于古墓中的壁画，则透露着更深层的文化密码。
高句丽壁画的产生和发展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早期的壁画大多由汉人画工绘制，基本沿袭了中原的风格，许多壁画与汉墓中的壁画如出一辙。
晚期壁画突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这正是汉文化中主管东、西、南、北四方的方位神。
四神图像的文化渊源，可追溯至中华古老的天文学与神话学。
高句丽中晚期大型壁画墓普遍采用“四神对应墓室四方”的布局，与中原王朝陵墓规制完全一致。
集安“四神墓”“五盔坟”等壁画墓中的伏羲女娲图、神农图、道家羽衣仙人图，均体现了中原对高句丽文化的全面影响。
在构图等方面，这些壁画与中原魏晋以来的古墓壁画并无重大区别。
文字的使用同样如此。
高句丽建国之初便使用汉字。
公元372年，高句丽依照中国制度建立太学，以儒家的“五经”和“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作为教材。
《北史·高句丽传》载：“书有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
《旧唐书·高丽传》载：“俗爱书籍……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
从政治制度到建筑技艺，从文字使用到思想教育，高句丽的文化底色，与中原一脉相承。
六
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成功申报，有着深远的意义。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张柏在申遗成功后说，各国委员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了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价值很高；这个项目整体保护得很优秀”。
吉林省副省长李锦斌指出，高句丽文化遗产符合世界遗产分类评选标准六项中的四项——文化品位很高，建筑艺术精湛，艺术成就突出，文明内涵富有特色。
今天，“晋高句骊归义侯”金印已正式入藏吉林省集安市博物馆。
2025年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金印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与此同时，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的世界遗产证书，归属中国。
金印上那七个阴刻篆字，两千年前的城墙与陵墓，一千六百年前的壁画与碑文——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条。
每一个环节都有史料支撑，每一处细节都有考古证实。
高句丽是谁的历史？
金印给出了答案，王城给出了答案，碑文给出了答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给出了答案。
2025年4月6日那个下午，香港会议展览中心。
一方不足三厘米的马钮金印在聚光灯下静静陈列。
印面“晋高句骊归义侯”七字，工整清朗。
一千七百多年前，西晋的工匠用錾刀在黄金上刻下这七个字时，不会想到这方印会流散海外如此之久；更不会想到，它最终会在一场拍卖中以千万港元成交，然后回到它本该属于的地方。
金印如今安放在集安市博物馆的展柜中。
玻璃之后，那七个阴刻的篆字依旧清晰。
参观者驻足凝视时，能看见笔画起收处的凌厉刀锋——那是西晋工匠留下的痕迹，也是一个王朝对边疆行使主权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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