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河北日报)
转自:河北日报
赤子·游子·浪子
——读天岚诗集《浮世记》
□崔立秋
天岚的诗集《浮世记》(花山文艺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收录了一百多首诗歌,分为“归愿”“墟壤”“逆旅”“心踪”“浮世”“初光”六辑,诗人在对故乡与异乡、理想与现实、真相与幻象的诘问中展开人生命运的思考。读者可以把《浮世记》看作一首寻找并确认诗人身份的长诗,天岚在犹疑和迷茫中一次次进行身份的自我认同;或者把诗集看作一幅完整的诗人肖像拼图,一首首具体的诗拼凑出诗人模糊而又清晰的自画像。
天岚是诗歌赤子。他“寄心山林,也隐于城市”(《诗人》),在西山森林公园东坡一处青瓦白墙的徽派庭院,打造了一所名为“熹悦和境”的茶书院,“让山河收住脚步,让浪子收住心”(《我要建一座花园》)。诗集第一辑“归愿”中的诸多诗歌就创作于这所茶书院,或者与此有关。在这个与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庭院里,天岚亲手“建造花园却迷失于花朵的隐喻”(《花园曲径》),“他把自己关进夜里,把诗写满苍黄的墙壁”(《牧羊人》)。评论家郭艳评价,天岚的诗歌有着赤子的真诚和率真,在对山川、河流、大地和风物的意象捕捉中,以一颗澄澈的赤子之心直抵人世间诚挚的爱恋。天岚诗中多次出现的“孩子”“少年”“童子”等意象,很多都是诗歌赤子天岚的化身。
天岚是返乡游子。诗歌批评家陈超曾探讨过现代诗性体验中两个貌似纠葛、实则趋达同一的母题:漂泊与定居。陈超认为,优秀诗人的生命体验,同时朝两种向度敞开:一种是漂泊精神前倾的预言,使我们超越现实的喧嚣,将批判力伸展于更为开阔的视域;一种则是对“远方”前景的“忤逆”,向内回溯,坚持高古凄怆的“家园之歌”。诗集开篇第一首诗《誓愿辞》第一句话便是“请让我疲惫地睡去,再无奢念/在午夜以童子之身重返故乡”。诗集第二辑“墟壤”是关于桑干河南岸名为“南洼”的小村庄的诗作。这个村庄位于泥河湾下游、黄帝城上游,“村后的两个打谷场/是村庄唯有的平地/像一架天平/一半是丰收一半是荒凉”(《还乡记》)。不管是现实生活中,还是梦境里,天岚一次次重返故乡。然而,尽管他找得到回家的路,却再也无法真正地融入故乡。“人丁散去,村庄空寂/大雪封路之前,我从海边赶回来/看见泉水在夜里囚禁了自己”(《这个村庄》)。“如果一世奔流终不能还乡/谁能安慰一滴水的荒凉”(《原乡》)。“何处是归途,我不问,赶路的行者始终沉默”(《迷途诗人》)。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曾说:“哲学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无论身在何处都想回家的冲动。”恰是这种返乡的冲动,赋予天岚的诗歌以哲学意味。诗人郁葱认为,天岚的诗超越了一般诗作具有的简单地域符号,将地理空间作为精神原乡与文化母体,滹沱河、桑干河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带着你眼底奔袭的倒影”的精神镜像。
天岚是天涯浪子。“浪子”一词在天岚的诗歌中反复出现,比如“谁说浪子行走天下/或困守自己的檐下”(《醉宿》)。“呵,浪子回头天作岸/故土墟壤埋着谁的胎衣”(《夜归》)。“这六百里的荡气回肠/囚不住一个波光粼粼的浪子”(《回望桑干》)。“那弃城而去的浪子/在故土怀抱是否感到温存”(《暗香》)。诗人东篱读天岚的诗时,强烈地感受到他诗中的浪子形象:灵魂居无定所的漂泊感,身处现实中的孤独感和悲天悯人的苦难意识。这种居无定所的漂泊感在天岚的诗中俯拾皆是,比如《搬家记》中“书页里的那些精魂/曾随我四处漂走/今天,仍不能答复/他们明天安歇的地址”。诗集第三辑“逆旅”写人生旅途,第四辑“心踪”写心路历程,第五辑“浮世”写俗世生活,天岚在诗中一再追问,又一再迷失:人生的原点在哪里?诗的原点在哪里?在路上,在梦里,在遥远的心安之处?正如他在《走卒》中所写:“你本该在山河一隅扎下根须/子承父业,做养育瓜豆的布衣人//你却偏做浪子,逐洪流/乘一叶扁舟,去求证虚妄的岸//你说命有流放,只好复命/在诗里筑巢,呼应万物的哀泣//你说寡民有小国,寸土寸心/诗中桑麻繁盛,天上地下皆是故乡。”
作为诗集结尾的第六辑,“初光”呈现出一种“主体逊位”,诗人不再寻求身份的认同,而是通过去主体化让位给新生的婴儿。这种“主体逊位”不是无奈放弃,而是主动寻求一种更多元、更灵活的后现代化分裂与整合。诗人和婴儿在某种程度上是合二为一的,婴儿的诞生标志着诗人的成熟,并由此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华丽转身,诗歌的风格也变得明亮而温暖。比如《呼噜》中“微小的呼噜,呼应着更微小的呼噜/越来越深的夜/妻女的鼾声,此刻/成为世间最重要的声响”。这个世间最重要的声响,也许就是天岚作为“哑巴诗人”愿意用其一生来写好的那首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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