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了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战略转移——长征。两万五千里征程，翻越18座山脉，渡过24条河流，穿越12个省份，平均每天行军74里，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倒下。这不是简单的行军，而是一场生与死的极限考验。
然而，长征中每当最危急的关头，总有一些人，凭借一己之力，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将命悬一线的红军从全军覆灭的边缘挽救回来。他们不是神，却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扮演了“神来之笔”的角色。今天，让我们回望那段血与火的历史，细数那些凭一己之力挽救红军命运的关键人物。
一、毛泽东：历史的选择，湘江血战后的力挽狂澜
湘江之殇：红军面临全军覆灭
1934年11月底至12月初，湘江战役打响。这是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战，也是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转折点。
当时，中央红军从江西苏区出发时共有8.6万人。经过突破四道封锁线，特别是湘江一战，红军伤亡惨重。据史料记载，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损失约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意味着，短短两个月内，红军损失了超过五分之三的兵力。
更要命的是，蒋介石已经在湘江东岸布下了重兵，企图将红军一举歼灭。红军面临的不是普通的军事失利，而是全军覆灭的绝境。如果红军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必将落入蒋介石早已布好的“口袋阵”，重蹈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覆辙。
通道转兵：毛泽东力排众议
毛泽东改变红军的命运并不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而是在此之前就开始了。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在会上力主放弃原定北上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他指出，蒋介石已经在湘西布下重兵，如果红军继续北上，无异于自投罗网。而贵州军阀王家烈兵力薄弱，内部矛盾重重，是红军突围的最佳方向。
这一建议在会议上引起了激烈争论。博古、李德等人坚持原定计划，认为改变方向是“右倾逃跑主义”。但毛泽东以惊人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意志，最终说服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关键人物。会议决定：红军西进贵州。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通道转兵”——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说法，因为事实上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并不是被确立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而是军事上周恩来是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是军事上协助周恩来作出最后决策的人。会后行军至鸡鸣三省（1935 年 2 月 5 日），推举党的最高领导人是张闻天。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毛泽东的领导权威并不是靠他官更大确立，而靠他真正有能力领导红军走向胜利来确立的。在此后十年里，毛泽东一直是以名义不是最高领导人，却被默认是最高领导人，一直到十年后的1945年七大，毛泽东才在组织、思想、制度层面正式成为全党全军公认的最高领导人。
以往提到毛泽东是历史的选择时，往往认为这只是一个政治上的说法，但只有通过长征开始直到七大，才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深厚历史含义。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最终胜利到达陕北。这一系列神来之笔，将红军从绝境中拯救出来。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没有辜负历史的选择。
二、肖开模：娄山关密径，一个村民改变战局
娄山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1935年2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决定攻占娄山关，再取遵义。
娄山关位于贵州遵义北大娄山脉主峰，海拔1576米，是川黔交通要道上的重要关口，自古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国民党黔军杜肇华旅和犹国才部一个团在此据险防守，构筑了坚固的工事。
红军正面仰攻，必然会伤亡极大。正面进攻，敌人居高临下，红军处于绝对劣势；绕道而行，又无路可走。时间紧迫，如果不能迅速拿下娄山关，国民党援军赶到，红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
负责攻打娄山关的彭德怀和彭雪枫等多层次多频次地对娄山关地形进行了大量侦察，但即使如此，从正面进攻依然是近乎于不可能成功的。红军找到了世代生活在当地，以种地采药为生的村民肖开模，为红军指出了一条娄山关背后外人根本不知道的密径，从这里可以攀上点金山，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这条小路隐蔽在密林深处，连当地多数村民都不知晓，敌军更不可能设防。
彭德怀立即组织突击队，由肖开模带路，从密径攀上了点金山。突击队出其不意地从敌人背后发起猛攻，正面部队同时发起冲锋。敌军腹背受敌，阵脚大乱，娄山关终于被红军攻克。如果没有这位老乡的指引，红军正面强攻娄山关，伤亡将更加惨重，甚至可能无法攻克。一旦延误战机，国民党援军赶到，红军将陷入绝境。一个普通村民，凭借对家乡山形的熟悉，在关键时刻为红军指出了生路，从而改变了整个战役的走向。
娄山关战役的胜利，是遵义会议后红军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红军历史性的转折。毛泽东此战后写下著名的诗《忆秦娥·娄山关》
这首诗与毛泽东的其他诗有显著的风格不同。毛泽东是一位极具浪漫主义的诗人，即使在很多危机关头，泰山压顶，他写的诗也往往是轻松自如的，顺利条件下获得胜仗时更是如此：“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在建国后与两大霸主及其主要跟班全闹翻，中国在世界上陷入巨大孤立状态时，他写的诗语气也是“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
但《忆秦娥·娄山关》这首诗的沉重却深深倾注在每一段诗文里：“烈、霜、碎、咽、铁、血”。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一个“从头越”一个“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让人感觉到的是茫茫苍山上的残阳，全被无数牺牲红军将士鲜血染红。明明之前在他与朱德等创立并逐步成熟的游击战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指引，红军势头蒸蒸日上，却被共产国际硬派过来的错误人选带偏方向，使红军陷入绝境。他重新带领红军后又迅速开始走上正轨，这种用如此重大的牺牲来证明他此前就已经创建的理论正确性，让之前眼睁睁看着悲剧发生的毛泽东心里会是何等的悲痛。娄山关的大胜使红军看到新的希望，同时还在漫漫征途之中，危机远未过去。当时毛泽东的心情之悲壮可想而知，但他容不得半点悲伤，必须马不停蹄地继续带领红军走出危局。
这个如此伟大的转折，是毛泽东指引的方向，是由人民指出的成功密径，这样的结合贯穿了红军长征的整个过程。
三、赵章成：四次改变战局
赵章成，河南洛阳人，红军著名的“神炮手”。他出身贫苦，早年加入冯玉祥的西北军，学会了迫击炮技术。1931年，赵章成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成为红军中少有的炮兵技术人才。
赵章成最传奇的战绩，是在长征途中四次关键作战中的炮击，在危急关头改变战局。
第一次：乌江渡口
1935年1月，红军强渡乌江。敌军在对岸构筑了坚固的火力点，用机枪疯狂扫射，红军渡河部队伤亡惨重，多次冲锋都被打退。
赵章成奉命用迫击炮支援。他目测距离，调整角度，第一发炮弹就精准命中敌军机枪阵地。敌军火力点被摧毁，红军趁机强渡成功，突破了乌江天险。
第二次：遵义城下
红军攻占遵义时，守敌凭借城墙工事顽抗。赵章成用迫击炮精准轰击城墙上的敌军火力点，为红军攻城部队开辟了通道。遵义城最终被攻克，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第三次：大渡河安顺场
1935年5月，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敌军在对岸用机枪封锁渡口，红军渡河部队被压制在河边，进退两难。如果不能迅速压制敌军火力，红军渡河计划将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赵章成再次挺身而出，用精准的炮火摧毁了敌碉堡。最后只剩三发炮弹时，对岸敌火力点还有三个。他用这仅剩的三发炮弹打掉了三个敌火力点。17名红军勇士趁机强渡成功，没有一个伤亡，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
第四次：腊子口战役
1935年9月，红军攻打腊子口。敌军凭借天险和坚固工事顽抗，红军正面进攻受阻。赵章成用迫击炮精准轰击敌军碉堡，摧毁了敌军核心火力点，为红军攻克腊子口立下了关键战功。
赵章成的神奇之处在于，他使用的迫击炮射程有限，精度不高，但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超凡的目测能力，每次都能在关键时刻打出精准的一击。他的炮击不是火力覆盖，而是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每一发炮弹都打在敌军最要害的火力点上。他把迫击炮打出了狙击枪的精准。晚年时他单手握炮不用炮本身的支架，同样是弹无虚发。
在长征多次最危急的关头，赵章成用一个人的精准，挽救了千军万马。
四、蒋介石：精准送上门的“将军抽车”，为红军让出生路
1935年1月至3月，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贵州、四川、云南交界地区进行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这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精彩的篇章，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四渡赤水的核心战略意图，是调动敌军，寻找突围机会。毛泽东利用红军机动灵活的优势，在川黔滇边界来回穿插，忽南忽北，忽东忽西，把国民党追兵拖得精疲力竭，最终在敌军包围圈中找到了一条生路。
然而，四渡赤水的成功，除了毛泽东的高超指挥艺术，还有一个意外的“神助攻”——蒋介石本人的“配合”。
1935年3月20-21日，红军四渡赤水。蒋介石却正好就赶在3月24日跑到贵阳督战。第二天红军瞬间就做出了佯攻贵阳，将军抽车调开滇军的计策。
此时，贵阳城内兵力空虚，仅有国民党第九十九师一部驻守。蒋介石惊慌失措，急电滇军孙渡率部驰援。
本来，即使红军在二渡赤水获得重战遵义的重大胜利之后，形势依然是非常严峻的。当时局势事实上已经很明晰了。如果滇军的孙渡主力一直死守在云南，红军无论是从西北方向渡过金沙江去四川，还是如后来实际路径绕道西南再北上，都不可行。当时云南的龙云也要求孙渡死守云南。二渡赤水后红军就多次想调开孙渡的滇军，但一直没成功。整个四渡赤水最精彩、最绝杀的部分就是蒋介石到贵阳，红军将军抽车，滇军被调开，红军顺利跳出包围圈。这一最精彩部分如果没有蒋介石精准的配合，还真的很难成功。
孙渡的滇军是云南军阀龙云的部队，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追剿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之一。如果孙渡的滇军主力不被调开，继续追击红军，红军将很难找到突围的机会。
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曾幽默地说：“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不仅给我们送枪送炮，还亲自给我们’让路’。”
蒋介石亲赴贵阳督战，本意是”御驾亲征”，鼓舞士气，却没想到成了红军的”人质”。他的惊慌失措，导致孙渡的滇军主力被调离追击红军的战线，为红军突围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后来看，蒋介石本来在重庆，你跑到贵阳去干嘛？如果有本事你直接上前线也好，但在重庆与在贵阳有多大区别，不还是都用电报指挥吗？踩着点给红军送上机会，实在难以让人理解。蒋介石关键时刻总是帮我军大忙的次数远远不止这一次。三大战役时他调杜聿明在徐州和沈阳之间来来回回地奔波，又只是让他做个副职，搞得两边都混乱不堪。杜聿明带徐州人马从西南方向突围，本来是有机会跑掉的，让粟裕事后说他一生最紧张害怕的就是杜聿明突围华野去追击合围的这段时间。关键时刻又是将介石空投手令，强命他去支援被围的黄维兵团，结果黄维没救成把杜聿明自己的30万大军也给陷进去了。
五、宋大顺：一个清末秀才，为大渡河边的红军指明了生路
1935年5月，红军抵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这里是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1863年兵败覆灭的地方。72年前，石达开率领3万多人在此被困，最终全军覆没，石达开本人被清军俘获，惨遭凌迟处死。红军到达安顺场也是3万多人。历史真的是两次在同一个地方、同样是5月份的河水上涨季节，同样是大军全面围堵，出了同样的一道难题。
蒋介石深知这段历史，他电令前线将领：“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入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要之绝境，必步石达开后尘，希各军师长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实现”朱毛做石达开第二”的预言。
5月2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到达，中央红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附近村庄走访，找到了当地一位清末秀才宋大顺（时年已90余岁），马上推荐给毛泽东。
宋大顺是安顺场的乡绅，亲历了石达开兵败的过程，对当地地形和河流情况了如指掌。他向毛泽东提供了石达开失败的原因。在当地继续待下去必然受困。安顺场上游约160公里处，有一座铁索桥——泸定桥。这是红军跳出绝境的唯一生路。
毛泽东获得这一关键信息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了兵分两路的决策：
• 一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继续在安顺场强渡，作为佯攻和牵制；
• 另一路由林彪率领红一军团主力，沿大渡河东岸北上，昼夜兼程，夺取泸定桥。
正是因为宋大顺提供了泸定桥的信息，毛泽东才能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为红军找到了跳出绝境的生路。
红军是1935年5月24日夜晚到达的安顺场，比石达开到达时间还晚了10天，河水已经上涨。但红军一到达就立马走访当地百姓，得知码头有一条船，马上夜袭安顺场，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渡口，并于凌晨3点在渡口附近找到仅有的1只翘首木船。这又是命悬一线，是当地一个恶霸赖执中偷偷留下的这条船。25日早晨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阵地指挥下，红一营营长孙继先就率领17勇士在4名当地船工（帅仕高、郑有伦、减仕华、汪有伦等）协助下，冒着敌军密集火力，在赵章成精准炮火支援下，分两次乘船强渡成功，25日早上9点占领北岸桃子湾渡口。后来又找到两条船，此后就用这仅有的三只小船一刻不停地将红军战士渡河到北岸。但如果仅靠这些要渡全部红军过河还是至少得1个月。
我在2026年7月11日发了文章“电影《四渡》与三位战神”后，有网友留言推荐九边老师在他的公众号“九边”上2026年7月7日发的一篇文章“”。九边老师的文章中说“最近几年有很野的一段野史，说是有个叫宋大顺的清末秀才，他年少时亲眼目睹了石达开部队全军覆没，如今赶来跟红军报信，说千万别呆在这个地方，这是个死地，上游有个桥，可以从那里过桥跑路，避免了石达开的悲剧。
起初我也觉得这事很合理，直到后来请教了党史研究所的长征研究专家，他说他整理了所有的长征相关材料，当时参加过长征的人后来都有口述那段历史，没看到过这个人。
不过他也表示，很可能当时我军一路走，一路打听，有当地人向红军提供了情报，但我军这边并不知道他是谁，当地却把这事记了下来，完全有可能。”
虽然九边老师在这个叙述里并没有否认宋大顺的史实，但用“很野的一段野史”还是会让人感觉这个事情不是真实的历史。对于党史研究所的长征研究专家，说在很多参加长征的人口述中没看到过这个人，但要明白信息源的问题。宋大顺是中央红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直接推荐给毛泽东的，此事主要的当事人和信息源是李富春和毛泽东，其他红军的回忆录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事情呢？
宋大顺为红军提供泸定桥信息的事实，主要证据是据地方党史资料记载，1935年5月26日，中央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安顺场附近走访群众时，发现了亲历石达开兵败的90余岁清末秀才宋大顺。当晚宋大顺向毛泽东建议迅速夺取上游泸定桥渡河。参见张弗尘：《红军长征经过'河道'及强渡大渡河的概况》，《石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5-7页；另参见中共雅安地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从大渡河到夹金山——纪念红军长征的一段艰苦历程》，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大渡河博物馆也有宋大顺后人任职，进一步佐证了这一历史事实的真实性。
红军长征途中有无数沿线百姓为红军提供各种各样的帮助，《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等面向理论和宏观的资料不太可能一一去记载。
为什么要深入谈这个问题，因为这触发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历史与以往帝王将相的历史本质区别在哪里？红军为什么在持续不断的绝境中最终总是能顺利通过？是不是把党史更多的篇幅都给毛泽东，就能证明毛泽东的伟大？
更多的描述毛泽东的英明决策，的确是能够彰显他的伟大。但是，只有将人民作为党史的主角之一，才能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是沿途的人民将红军护送了2万5千里。长征路上的人民不是路人甲、路人乙，他们应该更多成为党史的主角。我们的党史应该是人民的党史。只有人民的党史，才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党史。
这不仅是政治的要求，更是学术和科学性的要求。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论联合政府》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收入列宁1918年11月27日撰写的文章《在全俄土地局、贫苦农民委员会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人民的智慧是伟大的，而我们却时常是荒唐可笑的。"
我上小学时就经常在听课时听到有老师讲这些。坦率地说最初是很不理解的，相信很多人就是嘴上不说，心里也是不服的：我学历高，看的书多，还可能有海外留学经历。凭啥说学历很低，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的人比我还有智慧，历史还是他们创造的？是不是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说法，只是要让人民更高兴？内心深处持这种看法的人肯定不在少数，即使那些在台上讲课的人可能心里也是这种想法。但从统一测量学和现代营销学角度，可以提供非常合理的科学解释。
如果简单地说人民的智慧高于自己，可能很多人心里不接受。但如果说：在当地人民的测量数据分辨率和灵敏度很可能是最高的，解决当地针对性问题的方法很可能来自于他们——这是不是就很科学并且清晰明白了？
作为长期从事市场营销的人员，我曾在一个公司内部的管理干部培训班上深入学习过菲利普.科特勒的《营销原理》，这本书最初版本出版于1980年，是全球市场营销培训的最基础教材。书里为表达如何树立营销观念，引用了比恩公司在他们每个办公室中都张贴的警示:
“顾客是什么? 顾客是本公司最重要的人, 不管他们是亲自上门还是邮购都是如此。顾客并不依靠我们, 我们却依靠顾客。顾客不是我们工作中的麻烦, 而是我们工作的目的。我们提供服务不是帮顾客的忙, 而是顾客为我们提供了服务的机会。我们不能同顾客争论, 因为没有任何人能赢得同顾客的争论。顾客把他们的需要带给我们, 我们的工作就是满足顾客的需要, 以便使双方获利。”
《营销原理》就是以营销理念建立的市场营销理论，我在学习过程中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菲利普.科特勒这位号称"现代营销学之父"的教授是深入学习了毛泽东思想，认真读完老三篇之一的《为人民服务》后建立的这套营销理论。其他人对此也都有强烈的共鸣。当时就有人脱口而出：唉，这不就是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吗？所有人哈哈大笑：对呀，我也正想说来着。
营销理念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观念。
营销学里的顾客就是政治概念中的人民。
当然，现代营销已经是一个高度跨领域的概念。
生产观念：营销是创造质量更高、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心理学视角：主要代表是里斯 特劳特的《定位》理论，营销是在顾客心目中占据第一的位置。
竞争视角：主要代表还是里斯 特劳特，他们的另一本书《营销战》，营销不是满足客户的需要，而是战胜竞争对手。但一定要注意，这只是他们营销自己理论的说法，真正的原因是如果所有企业都是在满足客户的需要，营销就是要让顾客理解到自己企业比对手更加满足顾客的需要。
胖东来视角：自己企业的员工也是顾客的一部分，企业只有使能够让顾客满意的员工满意，员工才能让顾客持久地更加满意。
中国的很多自以为要对人民启蒙的文人，根本就不理解现代西方文化中真正优秀的东西是什么。他们眼里只有两样东西：投票和对自己国家的批评，但这种批评不是为了改进自己，以便更好地让顾客满意，而目的就是要让顾客永远也无法满意，是为了让顾客心目中坚定地认为别的企业永远比我们的企业更好。
—— 任何一个只要学习过现代西方营销理论的人，都恨不能拿个苍蝇拍一直拍到这帮人安静下来为止。
六、关于石达开”生子庆生三天”的史实辨析
九边老师在他的文章中还认为“一直以来有个说法，说是石达开小妾生孩子，导致耽误了一天过河。其实跟这个没关系”。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当时是否真有石达开”生子庆生三天”的史实，二是如果有，这个史实到底影响是什么？九边老师的文章里没有明确说有没有这个事情，只是说与这个没关系。也就是即使有这个事情也与此没关系。
九边老师也是我一直很欣赏的一位作者，既然有这个观点差异，可以深入考察一下这个历史事实。另外也借此机会以统一测量学的基本原理来介绍一下，什么才是科学地看待历史文献、学术界、媒体等观点的方法。并且谈一些我在研究这个问题中发现的新观点。
石达开”生子庆生三天”是有文献记载的，但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和网络上的确分歧比较大。相对一致历史记录是：1863年5月14凌晨，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抵达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当时称紫打地）。当天河水并没有上涨，并且派了一部分军士过河了，对岸也没有清军驻防。但他又令已经过河的部分军士回到南岸了。但当晚河水就上涨，第三天的5月17日石达开开始渡河，但因河水己经暴涨且一直没有完全回复到低水位，一直没有成功。清军随即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石达开被困紫打地，最终至6月13日全军覆没，本人被清军俘获，于1863年6月27日在成都被凌迟处死。
关于石达开兵败安顺场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部：
（一）许亮儒《擒石野史》
这是关于石达开兵败安顺场最原始的民间史料。作者许亮儒是清末民初的文人，当时是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的记室（即文书、幕僚），并且也统领团练，直接参与了对抗石达开的战斗，亲历了石达开兵败的过程。他撰写了《擒石野史》，但生前并未出版。1913年，当地乡村教师李左泉从许亮儒之子处借阅此文，整理后改名为《石达开涐江被困记》。1942年，学者都履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更名为《翼王石达开涐江被困死难纪实》，并于1945年公开发表在《新中华》复刊第3卷第9期上。在这部史料中，明确记载了石达开因小妾生子庆生，耽搁了三天时间，错过了渡河时机。这是”生子庆生三天”说法的最早来源。里面是这么记载的：“当夜，达开妇诞一子，乃通令将卒，‘孤今履险如夷，又复弄璋生香，靓此水碧山清，愿与诸卿玩景欢醉’……以是传令犒赏，休养三日。”
（二）马忠良《光绪越西厅全志》（清末官方地方志）
这是清朝官方编纂的地方志，属于正史范畴。从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编修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版，历时30年。该书对石达开兵败安顺场有记载，但并未提及”生子庆生耽搁三天”的说法。记载较为简略，主要侧重于清军如何围困和俘获石达开的过程。
（三）薛福成《书剧寇石达开就擒事》（清末文人笔记）
薛福成是清末著名外交家、思想家。他的笔记中对石达开就擒一事有记载，同样未提及”生子庆生耽搁三天”。薛福成的记载主要依据官方通报和传闻，属于二手史料。
（四）任乃强《纪石达开被擒就死事》（近代学者考证）
任乃强是近代著名藏学家、历史学家。他对石达开兵败安顺场一事进行了考证，对许亮儒的《擒石野史》持怀疑态度，认为其中的一些记载（包括”生子庆生耽搁三天”）可能是后人附会，不足为信。
关于石达开”生子庆生耽搁三天”的说法，核心争议在于：许亮儒的《擒石野史》作为民间亲历者的记录，其权威性是否高于官方正史？
从统一测量学的角度来看，判断史料权威性应遵循的并非绝对的是否正史，而首要的是看信息源距离的远近。
许亮儒作为亲历者，其距离信息源距离近乎为零。虽然他的身份是民间文人，不是官方史官，但从统一测量学的角度，信息源的时空距离是判断史料权威性的首要标准。距离信息源越近，信息失真的可能性越小。
官方正史（《光绪越西厅全志》）虽然权威性高，但编纂者马忠良当时居住在越西厅城（今越西县城）；石达开被困的紫打地（安顺场）属于越西厅西北偏远属地，距离厅城百余里。所以，马忠良属于信息源边缘的亲历者。其他人都多是靠二手资料进行的研究。
不能因非正史而否定亲历者记录。目前学术研究中也有一种方法是口述历史，就是通过记载民间的亲历者口述来记录历史。
但综合对这个历史的研究，存在一个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重要细节：
石达开是1863年5月14日临晨到达紫打地（今安顺场），对岸无清兵，河水也未涨。但当晚河水就已经上涨了。而《擒石野史》记载的石达开妾生子的事情也是发生在5月14日当晚。那么，即使他因此而庆祝三天，也不是因此而耽搁，而是真正的机会窗5月14日白天在没生子的时候就已经错过了。《擒石野史》并未特别准确地记录石达开的生子庆祝的命令是什么确切时间点发出来的。可以设想的是，他发出这个庆祝的指令时应该已经到5月15日，此时石达开已经知道河水暴涨了。这不仅出乎了石达开意料之外，而且任何人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很自然地都会在心里产生“实在是太晦气、天意要绝他”的极度糟糕感觉。此时的他在这种心态下为什么要做出庆祝三日的决定呢？
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是：既然已经知道暂时走不了，并且需要花时间建造渡河的船，为避免军心动摇，索性搞出庆贺三日的“冲喜”活动以稳定局面。所以，不是因为他庆贺生子耽搁了5月14日白天河水未涨的最宝贵一天时间和后面的时间，而是他的妾生孩子的时候，这个时间窗就已经错过了，庆贺生子是一种慌乱之下试图弥补这个错误、稳定局面的动作。但他这么做却会在外人看起来很象是因庆祝生子耽搁了时间。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安顺场时，当地百姓也盛传石达开生子庆贺三日的事情。因此，生子庆贺三日的事情极大可能是真实的，但把这解释为“因此耽搁了三日”却是作者许亮儒个人和当地百姓的主观理解。石达开的外在行为许亮儒有机会了解到，但石达开的内心当时是怎么想的，许亮儒显然很可能不知道。
有些学者认为许亮儒杜撰这个事情是为了贬低石达开，但他虽然身在土司阵营，写的《擒石野史》通篇却不仅没有贬低石达开，甚至表露出惋惜和敬重之情。也有人认为，石达开作为一个杰出的将领，在此万分危急的关头做出庆贺三日的决定是很难理解的。这个理由的确比较强，但如果石达开真正的意图如上所述，那各方解释和质疑都能说得通了。
其他认为这个事情是杜撰的学者，很多也是认为这个杜撰是为贬低石达开，自己也陷入了感情用事的境地。
其他史料为什么不记载这个事情？因为如果真的如上面的情况，了解完这个事情后，说不清作为杰出将领的石达开为什么在这种十万火急的时候莫明其妙地搞这个生子庆贺的活动，也说不清这个事情影响到底是什么。即使正史也不会是什么无关紧要的事情全都去记录。这可能是其他尽可能严肃史料的作者为什么不去记载这个事情的潜在原因。
以上我们的解释是符合对测量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处理的原则，不要轻易去否定任何人提供的史料证据，也不要轻易认定任何人是在杜撰，除非有非常明确发现的矛盾点。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尽可能先暂时承认所有史料都是事实的前提下，找出一个距离各方提供的数据偏差总和最小的理论原因解释。
七、飞夺泸定桥22勇士：用血肉之躯铺就生路
1935年5月29日拂晓，红军红四团抵达泸定桥。此时桥上木板已被敌军拆除，只剩下光秃秃的铁索。桥对岸是泸定城，敌军一个团驻守，构筑了坚固的工事，用机枪封锁桥面。桥下是汹涌澎湃的大渡河，水深流急，掉下去必死无疑。
红军如果不能迅速夺取泸定桥，国民党援军赶到，红军将被困在大渡河畔，依然会重蹈石达开的覆辙。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组织突击队，从铁索上攀援冲锋，夺取泸定桥。
22名勇士组成突击队。他们手持冲锋枪，身背大刀，腰缠手榴弹，在没有木板的光秃秃铁索上，冒着敌军的密集火力，攀援前进。最终，22名勇士中，4人牺牲，18人成功冲过泸定桥，与对岸部队会合，打开了通道。
关于这22位勇士的姓名，史料记载并不完整。目前已知的部分勇士姓名包括：廖大珠（队长）、王海云、李友林、刘金山、刘梓华等。但更多的勇士，没有留下姓名，只留下了不朽的精神。
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到飞夺泸定桥，红军是按小时计算一刻不停地执行作战任务，这是成功避免重蹈石达开覆辙的关键。汇总一下时间线：
5月24日晚上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红一团）最先到达安顺场，并于深夜就攻占渡口。
5月25日清晨17勇士强渡大渡河并成功占领北岸渡口。
5月26日毛泽东等中央负责人赶到安顺场，研究军情并了解当地情况后当即决定从上游泸定桥再打开一个通道。
5月27日拂晓，两路纵队同时向160公里外的泸定桥出发。
5月28日凌晨：红四团接到林彪、聂荣臻加急电令：限29日拂晓前夺取泸定桥！这意味着原本3天的路程必须压缩到1昼夜完成。此时红四团距泸定桥还有240里。
5月29日拂晓，红四团1昼夜强行军240里，中途还打过仗，成功赶到泸定桥。
5月29日下午4时：红四团发起夺桥战斗，2个多小时后占领泸定城。
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
以上整个过程历时仅9天，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创造人类战争史上陆军强行军的历史纪录，至今无人打破。强行军是我军最为耀眼的优良技能和传统。
长征初期夺道州战役，也是红四团创造一昼夜强行军160里纪录。
长征遵义战役期间的夺鸭溪战役，红军红五团一昼夜强行军160里。飞夺泸定桥时，红一军团就明确要求红四团打破自己和红五团之前创造的纪录。
抗美援朝三所里穿插，志愿军第113师14小时强行军72.5公里，提前5分钟堵住逃跑的美军。
其他众多战役中，我军都是通过超乎敌方想像的强行军出现在敌人完全想像不到的地方。
八、“云贵川”：腊子口的无名英雄
腊子口位于甘肃迭部县，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也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这里两侧是悬崖峭壁，中间是一条狭窄的峡谷，最窄处仅约30米。国民党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在此据险防守，构筑了坚固的碉堡和工事，用机枪封锁峡谷。这又是一个真正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隘。
红军如果不能攻克腊子口，将被困在川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无法北上与陕北红军会合。腊子口是红军北上的唯一通道。
在攻打腊子口的战斗中，一位苗族战士挺身而出。战友们只知道他是贵州人，大家都叫他“云贵川”（因为他来自云贵川地区，真实姓名已不可考）。
腊子口两侧是悬崖峭壁，“云贵川”主动请缨，从悬崖侧面攀援而上，然后迂回到敌军碉堡上方，用手榴弹炸毁了敌军核心火力点。敌军阵地大乱，红军趁机发起总攻，终于攻克了腊子口。
“云贵川”在战斗中牺牲，没有留下真实姓名。但他的壮举，为红军打开了北上的通道，挽救了红军的命运。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腊子口正面和侧壁上都有敌碉堡，每一处都是要命的，况且是一起封锁红军道路。赵章成用精准的炮火摧毁了正面的碉堡，“云贵川”等消灭了敌侧壁上的碉堡。
在长征中，像”云贵川”这样的无名英雄还有很多。他们没有留下姓名，没有留下照片，甚至没有留下籍贯。但他们用生命和鲜血，为红军铺就了胜利的道路。历史不应忘记他们。
结语：历史的选择
回顾长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红军有太多命悬一线的时刻，通过每一个难关都接近于成功概率为零。所有这些成功概率为零的难关要想全部通关，概率是无数个零的乘积。但每到这种时刻，总有一些人，凭借一己之力，在关键时刻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将命悬一线的红军从全军覆灭的边缘挽救回来。将基本为零的成功概率变成100%。
长征的胜利，是人民的选择，也是历史的选择。
—— 第三代科学革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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