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这篇文章完成于1959年3月12日，原标题为《政治家的风度》，发表在岛内的《自由中国》杂志上。
《自由中国》杂志是胡适和雷震于1949年11月共同创办的，还得到了老蒋以及各方面大佬们的支持和赞助。
雷震是1917年就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牌党员，位高权重声名显赫，当时任老蒋的“国策顾问”，深得老蒋的器重和信任。由于胡、雷二人都推崇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都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舆论阵地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于是就有了《自由中国》。可以这么说，《自由中国》是胡适和雷震共同的产物，也是他们为实现心中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共同阵地，说是心头肉也不为过。
《自由中国》创立以后，画风突变。面对岛内的政治乱象，雷震以及他的同仁们深恶痛绝。于是，他们果断出击、毫不留情。无论是老蒋小蒋，无论军事机关、政府机关、教育部门等等各种营私舞弊，都毫无意外的遭到了《自由中国》的无情揭露和批评。于是，雷震和他的《自由中国》很快就成为了岛内政坛共同的敌人，都欲除之而后快。从1951年开始，雷震先是被处以党内警告，后来又被解除了所有职务，而后又在本身就已经脱党的情况下被火速入党又火速开除了党籍，并限制出境。然后，就有了所谓的“陈怀琪事件”。
1959年1月16日，《自由中国》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作者署名为陈怀琪。陈怀琪文章的标题是《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记录了他在军队讲习班里的所见所闻。揭露了教官们的一些令人反感的言论。陈怀琪说他们班里的训导主任给他们讲话，说以前有人骂戴笠是“领袖”的走狗，戴笠不但不怒，反而很荣幸的以“狗”自居；现在我们革命军人也要以领袖的“走狗”自居。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领袖，我们就毫不客气的咬他一口，等等等等……
这封读者来信让编辑们觉得很过瘾很有力量，也很对他们口味。所以对这封读者来信就没有多加考证就发表了。结果就招来了大麻烦。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被军部抓住了，他们私下找到了陈怀琪，各种威逼利诱，迫使陈怀琪按照他们的布置向《自由中国》发难。
半月之后的1月30日，陈怀琪致信编辑部，声称这封读者来信并非他本人所写，而是有人假冒和盗用他的姓名、军籍、履历来污蔑“革命军人”，希望杂志社予以更正，并要求杂志社发表他所写的更正函。这封更正函言辞激烈，充满了对杂志社的指责和批判。雷震经过对两封信字迹的对比，认为这确实是同一个人的笔迹。怀疑陈怀琪是遭到了他人的威胁受到了迫害，所以就邀请陈怀琪到杂志社面谈，但陈怀琪却始终没来。
1959年2月16日，《自由中国》做出了更正，表明某部中校军官陈怀琪与文章的作者虽然是同名但并非一人。更正发表当天，陈怀琪就来到了杂志社，虽然对杂志社没有发表他的亲笔声明表示不满，但也没有太激烈的行为。
然而，两天之后，形势突变。岛内各大报刊一夜之间全部出动，同时刊登陈怀琪对《自由中国》的谴责广告，指责《自由中国》捏造事实、伪造文书损害他的名誉。第二天这些广告又重新刊登一次。然后，各大电台也迅速跟进，大肆渲染。同时，国党党报《中央日报》又把陈怀琪的更正函全文刊登，一时间，风雨欲来风满楼，大有围剿《自由中国》之势。
1959年2月23日，岛内新闻处来函通知《自由中国》，要求杂志社更改发行人的署名。这里，有一个情况需要交代，当初雷震和杂志社的编辑们出于销量和背靠大树好乘凉的心态，擅自把《自由中国》的发行人标为胡适。什么是发行人呢？就是法人代表。胡适知道后大为恼火，多次要求撤销。后来，雷震把发行人改为了杂志社编委会，而这次新闻处明确要求发行人必须是自然人，因为只要更正了发行人，那么这个发行人就必须为《自由中国》的一切言论负责，明显这是一个给雷震下的套。
3月1日，《自由中国》将发行人更正为雷震。
3月2日，法院就迫不及待的向雷震发来了传票，声称陈怀琪已经向法院控诉雷震犯有伪造文书、诽谤名誉、替叛徒宣传三项罪名，法院已经受理。这个时候，情况已经很清晰，对方就是要把雷震送进监狱，要把《自由中国》赶尽杀绝。
在这个案子发酵的过程之中，胡适王世杰等人到处私下托人托关系以求私了，老蒋知道后在一次会议上点名王世杰、胡适，让他们不要干涉司法公正，这也表明了老蒋的态度。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适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容忍与自由》。这就是《容忍与自由》出炉的完整背景与过程。
也就是说，这篇文章的出炉，完全是被现实逼出来的，是特殊时期创作出来的带有特殊性的作品，与胡适之前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早在1951年6月，《自由中国》发表了一篇名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的社论，直接惹怒了岛内的特务机关保安司令部，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扬言要到编辑部抓人，还派人监视身居要职的雷震，闹得天翻地覆。最终雷震在各方的劝解下发表了一封致歉信才算了事。
而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却致信雷震，认为雷震的道歉违背了言论自由的宗旨，不应该屈服于强权。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胡适要求雷震公开发表他的来信，把本已平息的事态再次激化。而他在信的开头就提出了要求撤销他的杂志发行人的头衔，在这个时机公开公布这个要求，怎么看都有点与杂志社切割明哲保身的意味。虽然他特地声明这是表示他对强权的抵制，但总让人感觉此地无银三百两。
从以上案例可以看出，在1951年那个时候，雷震是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而胡适却不答应。那个时候的胡适，对于自由的态度也并不是后来所谓的容忍，而是积极的争取，每当回到岛内，他就会抓住时机鼓吹要争取更大限度的自由，不曾有一丝容忍的意思。相反的是，因为胡适背后的美国背景，倒是老蒋对于他的态度是比较容忍的。而仅仅是八年之后，同一个胡适，却写出了集委婉、劝告、请求、妥协于一身的《容忍与自由》，向老蒋低头。两者的区别在于，之前的对手仅仅是保安司令部，而这次的幕后却隐藏着比之前复杂很多的多股势力，甚至包括老蒋和小蒋，在绝对的强权之下，胡适没有选择，只有低头。
但是，即便这样，对方也没有就此罢手，他们认为胡适们是在示弱，因此就更没有就此收手的道理，更加紧追猛打。万般无奈之下，胡适只好亲自找到当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他年轻时的老师王云五向老蒋说情，才把这个事件按了下去，最终不了了之，这也宣示了胡适们的俯首认输和宣布自己的失败。
那么，雷震就此容忍了吗？并没有，雷震在接下来极度绝望和愤慨的日子里继续挑战老蒋的底线，批评老蒋破坏民主破坏宪法谋求总统连任，以及批评老蒋所谓的反攻大业，这一点遭到了胡适的批评，认为这是突破了老蒋的底线。最后雷震试图联合岛内本地人士成立一个反对党来对抗国党。同时，老蒋也没有容忍，最终以包庇间谍的罪名把雷震送进了监狱。
就这样，不容忍不妥协的雷震进了监狱，失去了人身自由却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同样不容忍不妥协的老蒋把雷震送进了监狱，获得了为所欲为的自由；而一生视自由为生命的胡适却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中时而激进时而妥协时而抬头时而低头，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他想要的那种自由。
反差如此巨大却也是绝妙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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