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有机会出走东瀛，不用牺牲自己，但他出于以自己的鲜血唤起民众，留下不走被清政府砍了头；相比较，辛亥革命经过十次起义才获成功，孙中山在每次起义失败后，都是流亡海外积聚力量，一旦时机成熟东山再起，重新起义。如何看待谭嗣同的留与孙中山的走，众说纷纭，因人而异。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大多领袖都迅速出逃。梁启超劝谭嗣同一起逃亡日本，谭嗣同不为所动，大义凛然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谭嗣同本来完全可以逃走，日本使馆主动提出保护他离境；朋友已经帮他安排好逃亡路线；他自己武功不错、也有机会突围。但他就是留在北京租的房间里，等待慈禧派人来抓他，选择了留下赴死。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与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一同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头就义，史称“戊戌六君子”。临刑前谭嗣同写下绝命诗：“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不是不知道留下来很危险，一旦被捕就没了身家性命，也不是不懂流亡海外，“留得青山在”，可以伺机而动再次起义。他更清醒地看到：当时的中国，缺的不是聪明人，缺的是肯为理想流血的人。他想用自己的死，把沉睡的人心“震醒”。
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以生命为薪火的精神，让他在历史上不只是“变法者”，更成了中国近代为改革献身的象征人物。
而孙中山与谭嗣同不同，每次起义失败他都迅速逃走，不会傻傻地等着慈禧派人来抓他。他在海外华侨那里筹集资金，组织动员人马，伺机发动再次起义。
如何评说孙中山的走与谭嗣同的留。有人说谭嗣同“傻”，这是用普通人的生存逻辑，去衡量一个理想主义者的信仰逻辑。从“划算不划算”的角度来看，他确实“吃亏”了。他爹是清政府的官员，本来他可以“大树底下好乘凉”，谋得锦绣官运。但他偏偏要革腐败的清政府的命，改变中国的命运。
他懂历史、懂局势，知道清廷已烂到根子，温和改良大概率不会成功。他说“未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说明他预判到了自己的死会有象征意义——不是白白送死，而是用死来“点火”。变法本身失败了，但谭嗣同的死，确实震动了人心。
很多后来的革命者，比如邹容、陈天华、孙中山等都明确说过，是被戊戌六君子、被谭嗣同唤起，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他的血没有白流，只是见效不在当时，而在后来。
谭嗣同在《仁学》里主张打破纲常、冲决网罗，反对愚忠、提倡民权。如果变法一失败他就跑，那他的思想就只是纸上文章；用死来背书，才让他的思想有了重量。
说谭嗣同“傻”，往往是庸人保命之见，这样的人只会顾自己的利益，没有一点牺牲精神。鲁迅后来写到“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在一个许多人忙于搞钱越多越好，忙于吃喝玩乐，享受至死的环境里，说他“傻”的人都是自己不起来行动，最好有人起来改革，如果胜利了也有他的利益，他绝不会出这个头的。这样的人就觉得自己没有风险，始终处于有利的地位。
也有人说，谭公子死得不值得，他的死没有唤醒民众，北京菜市口的百姓朝六君子身上扔菜叶、还有人“吃人血馒头”。谭嗣同死了，慈禧还是慈禧，官员还是官员，老百姓还是既穷又愚昧。谭嗣同的血白流了。
谭嗣同的眼光、心胸不是凡人可以理解的，他当然知道中国的民众不可能这么快，就被他的大义凛然唤醒了，他不求急功近利，他知道唤起民众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那么，就从他开始，没有人出头做首位牺牲者，永远不会变法成功。
中国历史上，如谭嗣同这样有魄力、牺牲精神的人是稀有的，不可能大家都如此壮烈。不过话说回来，孙中山的走与谭嗣同的留，一样都是有意义的。变法失败了，如果大家都不走，都等着慈禧太后的人来抓他们，那真的是傻了，慈禧都要笑出声来了。
历史上各种人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需要有的人留，有的人走，各自起到不同的作用。我们不好说改革、变法失败了，凡是留下的人都是英雄，凡是出走的人都是软蛋；历史人物各有各的价值，对历史起不同的推动价值。
这样，谭嗣同的留、与孙中山的走，在历史上同样都是有意义的。谭嗣同未竟的变法后来由孙中山完成了，谭嗣同没有看到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看到了辛亥革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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