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曝光湖南江华瑶族自治县耕地种植乱象，当地上报近四十万亩水稻种植面积，实地核验的真实面积却大幅缩水，十余万亩基本农田并未播种粮食作物，而是被大面积改种罗汉果、香芋等经济作物。基层为应付考核，形成了 “路边种粮、地里种经济作物” 的形式主义应付模式，粮食种植数据严重注水。
事件曝光后，舆论多聚焦于基层治理缺位、干部政绩偏差等表层问题，却忽略了乱象背后隐藏的现实：农民不愿种植水稻、耕地 “非粮化” 蔓延，早已不是局部个案，而是当下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的真实情况。
这种情况并非仅存在于山区县域，即便在水土丰饶、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一现象也尤为突出。
作为国内核心水稻主产区，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势平坦、水源充足、耕作条件优越，本是保障粮食产能的核心区域。但如今，区域内大量优质基本农田不再坚持双季稻种植，多数农田仅栽种一季水稻，转型发展稻虾连作，部分耕地甚至弃粮、全年养殖小龙虾，彻底告别传统水稻种植模式。
农田的种植选择，本质上是农民基于收益做出的理性抉择。农民的核心逻辑，永远是趋利避害、择优而从。
收益失衡是农民弃种水稻的根本原因。
从农业种植收益数据来看，常规单季水稻的种植收益多年处于低位。在风调雨顺、无重大病虫害的理想条件下，水稻亩产稳定在千斤左右，按照国家常规稻谷收购价格计算，一亩水稻的毛收入十分有限。扣除逐年上涨的种子、化肥、农药、灌溉、机械耕种与收割等生产成本，一亩水稻全年的纯利润仅有数百元。遇上大旱或大涝，甚至亏损。2024年，我哥去红安县高桥镇承包97亩稻田种植水稻，当年大旱，需要长期抽水抗旱，还烧坏了一台水泵；一年下来，亏损两万七千元，加上信用社的贷款利息一千元，合计亏损两万八。从此，老老实实在家钓鱼。
反观各类经济作物与特色养殖产业，收益差距极其悬殊。山区县域种植的中药材、特色果蔬，以及长江中下游平原普及的小龙虾养殖，亩均纯收入远超水稻种植。稻虾共作、纯水田养殖模式，让同等面积的土地收益翻数倍甚至数十倍。
对于依靠土地谋生的农户而言，在合规范围内调整种植养殖结构，放弃低收益的水稻、选择高回报的产业，是维持家庭生计、增加收入的最优选择。在巨大的收益鸿沟面前，传统粮食种植自然失去吸引力。
劳动力结构的巨变，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种植的萎缩态势。
水稻种植属于高强度劳动密集型产业，育秧、插秧、田间管护、抗旱排涝、抢收晾晒，各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农时限制；尤其是夏秋 “双抢” 阶段，劳作强度极大、时间紧、任务重。
外出务工的收入碾压传统种粮收入，短期务工的薪资，便可超过几亩田的种粮收益，这也让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彻底脱离粮食生产。
当前，乡村留守人群多为中老年劳动力，身体条件难以承受水稻种植的高强度劳作，一些村庄，还出现60岁以下的人，不会种水稻的情况。
如果雇佣人工，成本高昂，一亩水稻微薄的纯收益，根本无法覆盖雇工开支。
与之相对，经济作物种植、水产养殖的管护模式更为宽松，无需严格抢农时，适配乡村现有劳动力条件。
水稻种植的高风险性，也是农田 “非粮化” 的重要诱因。粮食种植高度依赖自然气候，洪涝、干旱、高温、寒潮、病虫害等自然灾害，随时可能造成粮食减产甚至绝收。
多年来，稻谷收购价格保持稳定，但各类农资、人工、运维成本持续攀升，形成了 “粮价稳、成本涨、利润缩” 的行业常态。种粮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回报低，而特色种植、养殖产业经过多年发展，技术成熟、市场稳定，抗风险能力远高于传统水稻种植。
江华县的 “纸上种田” 闹剧，是农业结构性矛盾的缩影。
国家坚守耕地红线、压实粮食种植任务，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刚性需求；但在乡村，农户基于收益、人力、风险做出的种植调整，是市场经济下的必然选择。
基层治理陷入刚性考核与民生现实的两难困境，最终催生数据造假、表面整改、形式主义应付等乱象。
粮食安全是国家发展的根基，整治耕地非粮化、杜绝种植数据造假，是必须坚守的底线。但在市场经济下，治理乱象不能只依靠行政问责与强制整改，更不能单纯否定农户的生存选择。
想从根源上扭转农民不愿种水稻的现状，关键在于打破低收益的困局。完善扶持政策、加大精准补贴、严控农资价格、推进高标准农田规模化建设，切实提升粮食种植的收益，让种粮能致富，才能让水稻种植真正落地，彻底告别流于台账的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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