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总结会散场时，叶辉把我叫进办公室。
他笑着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说：“老董，今年辛苦了。”我捏了一下，薄薄的。
回家打开，八张红票子，一共八百。
我正愣神，孙涵蓄打来电话，声音带着哭腔。
他说丁越泽拿了八万，他才拿两万。
我挂了电话，坐在院子里一根接一根抽烟。
老槐树上的叶子哗啦啦响，像在嘲笑我。
01
那天上午开会，会议室挤了三十多人。
叶辉站在投影幕布前，笑容满面的，讲什么“公司改制初见成效”
“明年冲刺上市”。我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位置，旁边是丁越泽和孙涵蓄。
丁越泽穿件白衬衫，头发梳得油亮亮的，手里转着笔。孙涵蓄低着头，手里攥着个破旧的笔记本。
叶辉讲完，开始发红包。他先喊了几个中层上去，然后喊了我们技术部的。
我走过去时，叶辉拍了拍我肩膀，说：“老董，今年你功劳最大。”
他把信封递过来时，我随手捏了一下。
轻了。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他，他已经转向丁越泽，递过去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
丁越泽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连声说“谢谢叶总”。
孙涵蓄的信封也鼓，比丁越泽的小一点，但比我那个大好几圈。
我没说话，把信封揣进兜里，转身出去了。
走廊里没人，我站在消防通道窗户前，点了根烟。窗外是厂区的大烟囱，冒着白烟，风一吹就散了。
丁越泽从会议室出来，看见我，脚步顿了顿，走过来喊了声师父。
我说嗯。
他说晚上想请我和孙涵蓄吃饭，说他发了奖金，该请客。
我说改天吧，家里有事。
他没再劝，走了。走之前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有点复杂，我知道他肯定知道我信封里有多少钱。
回到工位上，我打开信封，把八张钞票抽出来数了一遍。没错，八百。我把钱装回去，拉开抽屉，塞到最里面。
孙涵蓄发完红包出来，脸色不好看。他走到我跟前，小声说：“师父，我数了，一万九。”
“丁哥的比我还多。”他说这话时，咬着嘴唇。
我说你别多想，好好干活。
他没再说话，转身去车间干活了。我坐在椅子上，盯着墙上的时钟看了好一会儿。
中午去食堂打饭，碰见叶辉。他端着餐盘坐到我对面，笑呵呵地说：“老董，年底了，对公司有什么想法?”
我说没想法。
他说今年公司效益不错，明年要是能上市，大家都有奔头。我说嗯。
他说你那个自动焊接系统，技术部那边说参数还有点问题，你多盯着点。
我说知道了。
他起身走了，走两步又回头，说：“对了老董，明年技术主管的岗位要调一下，丁越泽年轻人有干劲，你觉得呢?”
我说行。
他笑了笑，走了。
下午我提前半小时下班。骑车回家的路上，风刮得脸疼。小县城的路坑坑洼洼的，我绕着坑走，骑得慢。
到家时天刚擦黑。李娴在厨房炒菜，油烟味飘了一院子。她听见我推车进门，探出头来问：“今天发钱了吧？”
我说发了。
她拍拍手上的面粉，走过来，伸手：“多少？”
我把信封递给她。
她打开，抽出那八张钞票，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然后抬头看我。
“八百？”
她把钱摔在桌上，声音不大，但震得我心里一颤。“董宇，你在这厂里干了十年，手上绝活连市里都请不动，就值八百？”
我说你别吵。
她说我没吵，我就是想不通。
我说想不通就别想了。
她深吸一口气，没再说下去，转身回了厨房。菜刀剁在案板上，砰砰砰的，比平时用力。
我坐在院子里，把烟点上。老槐树上的叶子开始落了，风一吹，哗啦啦响。
八点的钟声响起，我的手机响了。是孙涵蓄。
我接起来，他声音沙哑：“师父，丁哥拿了八万。”
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丁哥发了朋友圈，截图被转发出来的。他说他难受，说凭什么。
我说你行了，比我还多呢。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了句：“师父，你说咱这个技术，到底值多少钱？”
我挂了电话。
李娴端了碗面出来，放在我面前。葱花清汤面，上面卧了个荷包蛋。
她坐到对面，看着我吃，半天说了句：“要不，别干了。”
我抬头看她。
“跟郑哥跑长途吧，”她说，“他前两天还问呢，说缺个帮手。一年轻轻松松十五六万。”
我说我再想想。
她把那张信封拿起来，翻来覆去看了几遍，最后塞进裤兜里，说了句:“这钱我不花，留着。”
“留着干什么？”
“留给你看。”
02
第二天早上五点，天还没亮，我就醒了。
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起来。李娴还在睡，我轻手轻脚穿好衣服，去厨房热了碗剩粥。
吃过早饭，我骑上那辆破电动车往厂里赶。路上没什么人，路灯亮着，把影子拉得老长。
我到厂里时，车间门还锁着。我在门口等了十几分钟，看门的刘大爷才来。他看我一眼，说：“老董，今天来得早。”
我说睡不着。
他开了门，我进了车间。设备都停了，冷清清的。我在那台自动焊接机前站了会儿，打开控制面板，看了看参数。一切正常。
这机器是我花了大半年时间调出来的。
从画图纸到焊电路，再到调试程序，一步步自己摸索。
那段时间我住在厂里，褥子铺在车床底下，困了就眯一会儿，醒了接着干。
李娴来送饭，看见我满手机油胡子拉碴，什么都没说，把饭放下就走了。
现在这台机器成了厂里的宝贝，产值占了大头。
我坐在操作台前，手搁在按键上，没按。
八点钟，工人们陆续来了。丁越泽来得晚，九点才到，穿件新买的皮夹克，走路带风。他看见我在车间，愣了一下，喊了声师父。
我说今天有批活要赶，你盯着点。
他说好。
我收拾东西准备走，他追上来，塞给我一盒烟，说软中华，孝敬师父的。我没要，他硬塞到我包里。
走到门口，他喊了一声：“师父，晚上那顿饭，真不来？”
我说不了。
他笑笑，转身走了。
下午我提前回家了。李娴在院子里洗衣服，手冻得通红。她看见我回来，把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问：“今天没加班？”
我说不想加。
她没说话，继续洗衣服。
我搬了个小板凳坐到她旁边，帮她把一桶脏水倒了，换了一桶干净水。她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晚上，我翻出一个旧木箱子，里面装着我这十年的东西。
各种奖状、证书，还有一些记着参数的本子。
我把它们一本本翻出来看，有些字迹都已经模糊了。
李娴走过来，坐到我旁边。她拿起一张奖状，上面写着“年度优秀技术能手”，日期是五年前的。
“这有什么用？”她问。
我没回答。
她又拿起另一个本子，翻了几页，上面密密麻麻记着我调试焊接机的数据。她合上本子，指了指那个箱子：“这些东西，够开一个小厂吗？”
我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她说：“你自己干。”
我说没钱。
她说她攒了五万，找她妹妹还能借个三四万，加起来差不多十万。“够了，”她说，“你先租个小厂房，买台旧机器。”
我说再说吧。
她没再说话，起身去厨房了。过了一会儿，传来切菜的声音。
我坐在那儿看了很久那箱子。
十点的时候，手机响了。陌生号码，我接起来，是个女人的声音。
“请问是董宇师傅吗？”
我说是。
“我是叶总的爱人，方便跟你说几句话吗？”
我说你说。
她说：“年底分红的事，我想跟你解释一下。那个钱是按制度来的，不是叶总的意思。”
她说：“明年丁越泽当了技术主管，你多带带他。”
电话那头顿了顿，然后挂了。
我看了看手机，把通话记录删了。李娴从厨房出来，问谁打的。我说打错了。
她没再问。
03
第二天，我请了病假。
叶辉批了，但行政那边打来电话，说病假期间按最低工资标准发，年终绩效另算。我说行。
挂了电话，我坐在家里发愣。手机又响了，是孙涵蓄打来的。
“师父，你病了？”
他说：“丁哥今天在车间说，让你好好养病，不着急回来。”
他压低声音：“师父，他还说要当技术主管了。叶总批了。”
我的心沉了一下，但没说什么，只是说知道了。
孙涵蓄没挂，支支吾吾的。
我问还有事吗。
他说丁哥让他去帮忙拷贝那台焊接机的参数，说是叶总要的。
我的心更沉了。我说你怎么回的。他说他没答应，说要跟你说一声再决定。我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别动那些参数，等我回去再说。
挂了电话，我在椅子上坐了很长时间。
下午三点，我骑车去了厂里，不过没进去，而是停在厂对面的小卖部门口，要了一瓶汽水，坐在门口的塑料凳子上喝。
透过铁栅栏，能看到车间门口有人在搬东西。丁越泽在门口站着，手里拿着个本子，指指点点的。
旁边停着叶辉那辆黑色奥迪。
过了一会儿，叶辉从车间出来，和丁越泽站在门口说话。叶辉拍了拍他的肩膀，笑着说了几句话，然后开车走了。
丁越泽站在那里，目送车离开，脸上带着得意。
我喝完汽水，把瓶子还给老板，骑车走了。路上风很大，我骑得很慢，到家时天已经快黑了。
李娴不在家，应该是去菜市场帮忙了。
她表妹在菜市场有个摊位，她经常过去帮忙。
我给她打了个电话，说回来了。
她在电话那头说她在忙，一会儿回来。
我一个人在家，打开冰箱，里面没什么东西。我下了碗面条，加了个荷包蛋，坐在客厅里吃。
吃的时候，又想起了那个木箱子里的本子。
吃完面条，我把碗洗了，然后坐到院子里，拿着本子和笔，开始算账。
我把这十年的支出和收入扳手指头过了一遍。
每月工资三千五，年底奖金不定，加起来一年也就五万左右。
扣除日常开销，每年能剩两万就不错了。
十年下来，手里攒了不到二十万。
前年母亲生病住院，花掉六万多。去年儿子上大学，学费生活费一年两万。
加上李娴挣的那些，存折上能动的余额，也就八万块。
我抬头看天，天已经黑了。路灯亮了，照在院子里，昏黄的，像隔着一层雾。
手机又响了，这回是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是孙涵蓄。
他声音很急，说:“师父，丁哥今天调了焊接机参数，说按他的算法来，结果焊出来的产品全不合格，报废了三批活。”
我的心一紧。我说多少件。
“一百多件，”他说，“叶总知道后发了火，丁哥说是你走之前参数就没调好。”
我说放屁。
他说他知道，但是没人信。
我握着手机，指关节握得发白。想说什么，又不知道能说什么。
孙涵蓄没等到我说话，轻声说：“师父，要不你回来一趟？”
挂了电话，我坐在那里，手机攥在手里，屏幕灯光灭了又亮，亮了又灭。
04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厂里。
车间里，那台自动焊接机停着。叶辉站在旁边，丁越泽站在那里翻本子。见到我，几个工人都抬头看我。
我没理他们，走到焊接机前，打开面板，检查参数。
果然，有好几个关键数值被改了。我扭头看丁越泽。
“参数谁改的？”
丁越泽说：“我调的，是按新标准来的。”
我说你知道改错了什么吗？
他说他不知道，他是按技术资料调的。
我说你调之前怎么不问问我？
他说那天你没来。
我说我病假。
叶辉在旁边咳了一声：“老董，你先看看能不能修。”
我没说话，重新把参数调回原来的数值。然后启动机器，空转了几分钟，一切正常。
我说好了。
叶辉点了点头，拍了拍我的肩膀，说：“看来还得你盯着。”
我没接他的话。他顿了顿，说：“老董，技术主管这个岗位，我也要平衡各方意见。丁越泽年轻，他想干就让他干着，你在旁边兜底就行。”
我说我不要这个主管。
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说我身体不好，还想请几天假。
他脸色变了，但还是笑着说：“好好休息，身体要紧。工资的事你放心，病假期间我让财务按标准发。”
我转身往车间外走。
快到门口时，丁越泽追了上来。
“师父，”他喊了一声。
我没停，他追出来，站到我前面。
“师父，”他说，“我不是故意改参数的。我看你在家，怕活赶不上，想帮忙。”
我看着他，说：“你小子，别跟我玩这套。”
他愣了一下，没说话。
我越过他，继续走。
到厂门口时，我看见叶辉的车还停在那里。
车窗开着，叶辉正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我隐约听到几句，大概是在跟什么人联系，说审核的事，说参数的事，还说“得让老董回来”。
我骑车走了。
回到家，李娴正坐在客厅里，面前摊着一个存折，还有一个写着密码的纸片。
“我把钱取出来了，”她说，“八万。”
我坐下，拿过存折看了一眼。上面整整齐齐写着日期和金额，都是她一笔一笔攒下来的。
“你想好没有？”她看着我，问。
我说想好了。
“什么打算？”
我说先不干了，想自己弄个小作坊。
她说行，她妹妹那边能借三万。
我说够。
那晚，我们坐在客厅里，把能想到的开销写在一张纸上。租房、买设备、进料、工人的工资……算了半天，八万块根本不够。
李娴皱着眉头想了会儿，说：“要不把那条金项链卖了。”
那条金项链是她结婚时的嫁妆。
我说不行。
她说有什么不行的，它早就派不上用场了。
我说那是你妈给的。
她说：“我妈要是知道我拿它帮你开厂，她肯定会高兴。”
我没再多说。
那个晚上，她翻出金项链看了看，然后搁在桌上，看它反着光。
05
正月里，丁越泽带着一箱牛奶和一兜水果，来我家了。
李娴开的门，看见是他，没给好脸色。丁越泽笑着说师娘好，问我在不在。李娴说他不在。
我听见声音，从屋里走出来。
丁越泽看见我，换上一脸愧疚的笑容：“师父，身体咋样了？”
我说还行。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他把牛奶和水果放在桌上，“是叶总让带来的。叶总说了，让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要是好了，欢迎你回去。”
我说还没好利索。
他坐下来，拿出一盒烟，递给我一支。我说不抽。
他自己点上，吸了一口，吐出烟雾。“师父，”他说，“那天的事是我不对。”
我说没事。
他说：“叶总说了，技术主管还是你先当着，我年轻，再历练两年。”
我说不需要。
他愣了一下，笑着说：“师父，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咱们手艺人的事，得靠手艺说话。”
我说对，得靠手艺。
他没再说话，把烟抽完就走了。
他走后，李娴把牛奶和水果拿起来，说扔了？我说留着你吃。
正月初六，天还没亮，我被敲门声吵醒。
李娴去开门，回来时脸色不对。
“叶总来了。”
我披了件棉袄，走到客厅。叶辉坐在那里，手里拎着两瓶酒，一箱好茶叶。旁边坐着个年轻人，夹着一个公文包。
“老董，”叶辉站起来，“过年好。”
我说过年好。
“这是李律师，”叶辉指了指那个年轻人，“公司的法律顾问。”
李律师冲我点了点头。
“坐，”我说。
叶辉坐下，把酒和茶叶推到桌上：“一点心意。”
我没看那些东西，问他有什么事。
他叹了口气：“老董，我也不跟你绕弯子了。公司上市审核走到最后一步了，技术这块卡住了。有几个参数，调了五天调不准。”
我说什么参数。
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资料，铺在桌上。我低头看了一眼，是自动焊接系统的核心参数表，上面打着红色标记。
“这个参数，”叶辉指了指，“只有你调过。别的技师试了，怎么都调不好。”
我说那是按我们公司的设备参数算出来的。
他说：“正是。所以，我想请你回去指点一下。”
我说我在病假。
他说：“病假可以销，工资按我跟你谈的来。”
我说不用了，我已经决定了，年后不干了。
叶辉愣住了。
“老董，”他语气变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身体不太好，想休息了。
“那这个参数怎么办？”
我说你们找别人试试。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脸色沉了下去：“老董，我知道你心里有气。那今年分红的事，我跟你说一下吧。那个钱是按制度来的。你没签股东协议，只能按普通员工算。”
“丁越泽那个十万，”他解释，“那不是分红，是他母亲之前借了钱给公司，这次是还钱，走的是分红的账。”
“你要是愿意回来，”他拿出一份合同，“年薪三十万加干股，签五年。”
我低着头，看见了桌上的东西。
合同的一角压在他带来的酒盒上。
我的手停在半空，看着那个角，脑子里翻来覆去在转。
李娴端了杯水进来，放在叶辉面前。她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
我站起身，去了厨房。水龙头开着，哗哗的声音很大。我洗了洗手，擦干了，然后从挂钩上取下手套。
那双白手套，洗得发白了，袖口已经磨破了。
我拿着它，走到客厅。
叶辉正看合同，见我来了，抬起头说：“老董，你考虑一下，这个条件真的不低了。”
我把那双白手套放在合同旁边。
两样东西：手套和合同，并排放着。
叶辉看了看手套，又看了看我。
“公司上市的大事，你们自己聊吧。”
我说完这句话，转身回屋了。
身后很安静。
过了一会儿，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然后门开了。
门关上后，院子里响起汽车发动的声音，越来越远。
我坐在屋子里，看着窗外。老槐树的枝丫光秃秃的，在风里晃。那双手套还留在桌上，洁白的，像忘了拿走似的。
06
叶辉走后，李娴把那双手套收起来，放在抽屉里。
“你真不回去了？”她问。
我说不回去了。
她把那份合同拿起来看了一眼，然后搁在桌上：“三十万，加股份，不少了。”
我说我知道。
“那你为啥不去？”
我说我说不清。
她没再问，去厨房忙了。
我坐在那里，盯着墙上钟的指针一圈一圈地转。过了很久，我拿出手机，翻到孙涵蓄的号码，拨了过去。
“涵蓄，你那儿有空吗？我有话跟你说。”
第二天一早，孙涵蓄来了。穿了件旧棉袄，冻得耳朵通红。他站在门口，喊了声师父。
进来坐，我说。
他坐下，拿出烟，递给我一支。我点上吸了一口，说：“我想自己弄个小厂。”
他愣了一下：“啥？”
我说想自己干，租个小厂房，买台旧设备，接点别人看不上的小活儿。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看着我：“师父，你是认真的？”
“钱呢？”
我说凑了十来万，够了。
他低下头，拿手搓了搓脸。过了好一会儿，他抬头说：“师父，你要是干的话，我也想跟你去。”
我说你考虑清楚。
“考虑啥，”他说，“我在厂里待着有啥意思。丁哥在，我啥也干不成，天天让他指使来指使去。技术学不到，工资少得可怜。”
我说你去了，可能更苦。
“再苦也比现在强，”他说，“至少心里不憋屈。”
我说好。
他问什么时候开始。
我说这两天找厂房。
他站起来，说那他去准备准备。走到门口，他扭头说了句：“师父，那参数的事，丁哥后来又改了一次。”
我说知道。
“叶总让他赔了那批报废的。”
我没说话。
他走了以后，我关上门，从抽屉里翻出那个旧本子，上面记着我这些年攒下的所有数据、图纸和心得。
翻了几页，每一页都是我的时间，每一行都是我的路。
我把本子合上，放在一边，走进院子，看了看天，然后骑车出了门。
我在县城转了大半天，最后在城东开发区边上，找到了一间闲置的厂房。
六十平米，水泥地面有些裂了，屋顶有几处漏水，窗户也破了几格。
但那地方光线不错，门口能进货车。
房东姓马，六十多岁，退了休的老工人，跟我聊了几句，知道我是搞焊接的，问了几句。
“你那台焊接机是法拉克的？”他问。
我说是，老款。
“那东西难伺候，”他说，“能调好的不多。”
我说我调了十年了。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多说，直接报了价。一个月两千五，半年起租，押一付三。
我算了一下，正好凑得上。
掏钱时，我手指有点发抖。我把一沓钱递过去，马叔数了数，写了张收据。我拿着那张收据走出大门，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
回去后，我去了一家二手设备市场，看了一台半旧的焊接机。老板开价六万，我跟他说了半天，最后四万八拿下，还搭了一台小切割机。
这趟出去，手头的钱，已经花了一大半。
剩下的钱，买了材料和一些工具。
一切办妥，我站在租下的厂房门口，往里看。
里面空空荡荡的，只有一台旧焊接机，一台切割机，还有墙角一摞铁板。
风从破窗户吹进来，把地上的灰刮得满天飞。
我站了一会儿，把门拉下来，锁好。
回去的路上，我去了菜市场。李娴在那里帮妹妹卖菜，围着一条蓝色的围裙，弯腰给客人挑萝卜。
我站在远处看了一会儿，没过去，转身走了。
回去后，我把施工的图纸摊开，开始规划那家小厂的布置。切割机放在哪，焊接机放在哪，材料堆在哪，每样东西的位置都要先想好。
弄完这一切，看看表，已经晚上九点了。
我坐在桌前，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07
二月初六，小厂开工。
鞭炮是李娴买的，她让我放。我说放什么放，她说开工是个吉利事。我点了火，噼里啪啦响了一串。烟雾散去后，那间破厂房看起来也没那么破了。
孙涵蓄八点半就来了，带了两个包。一个装着自己的衣服，另一个装着一个旧饭盒。他把饭盒放在桌上：“师娘让带的，说怕咱饿着。”
李娴没来，她在菜市场走不开。但临走前她在我兜里塞了一个红纸包，说是一百块钱，让我给厂里买点水果。
我没买水果，把钱用来买了几把扳手。
第一个月，一根单子都没有。
我和孙涵蓄闲着没事，就把设备反复擦洗、润滑，把地面扫得干干净净，把原来那几块破窗户用纸板糊好。
厂里冷得要命，电油汀开着也顶不上多少用，我们一人一件军大衣。
第五天，我去跑业务了。拿着自己印的名片，跑了几家配件厂、几家汽修厂，递出去十几张，全都接了，但都没下文。
回来后，孙涵蓄在门口蹲着，啃凉馒头。见了我，站起来：“师父，有消息没？”
我说没。
他没说什么，继续啃馒头。
第十八天，我开始慌了。钱快花完了，连下个月的房租都还没着落。
那天晚上我给李娴打电话，我说要不把那个本子卖了。她说你那是你十年的心血，你舍得？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打电话给你连襟，问问有没有活干。”
我说好，但没打。
二月二十五，下午四点多，我正在厂里修一台旧电机，门口停了一辆小货车。
车上下来一个人，四十来岁，穿着工装。他走进来，看了看四周，问：“师傅，你们能接活吗？”
我说能。
他说他是县里一家小机械厂的，有一批支架要焊，大厂嫌量少不接，问我们能不能干。
我说能，问他数量。
“三百多件，工期十天，材料我自己备。”他报了个价。
价钱很低，但好歹是活。
我说接。
他走了，我站在那儿，看着孙涵蓄，他看着我。我进了车间，启动焊机，把温度调到合适，试焊了一根。
火花吱吱响，铁水淌得很顺。
“能行。”我对孙涵蓄说。
接下来的十天，我们干了三批活。头两批有废品，报废了十几件。孙涵蓄急了，问我怎么办。我说重焊，焊过的料不够，就用自己的料补。
最后一批，一件废品都没有。
对方验收时，那个装货的人在支架上敲了敲，竖起大拇指：“手艺不错。”
他多给了五百块。
接过那五百块，我手心出了汗，觉得那段时间值了。
之后，又有几个小单子来。
虽然都是几千块钱的小活儿，但至少能维持房租和水电了。
我和孙涵蓄的作息，基本是早上六点起来，干到晚上九点收工。
李娴隔两三天来一趟，送点菜和饭，也不多待，放下就走。
日子慢慢稳住了。
四月里的一天，我正焊一根轴，孙涵蓄突然放下焊枪，走到门口，看着外面，不说话。
我说咋了？
“刚看见丁越泽了，”他说，“开车过去的，车没停。”
我说不管他。
他坐回来，拿起焊枪，继续干活。
08
五月，叶辉厂里出事了。
消息是从我以前的一个工友那儿听来的。他打电话来，说那台自动焊接机烧了，核心部件报废，维修费二十多万，生产线停了半个月。
我问怎么了。
他说叶辉请了个海归工程师，年薪五十万，说能搞定参数。结果那人图纸都没看清楚就开始焊，把整个系统烧了。
我握着手机，没说话。
“老董，”他说，“那台机器，就你懂。”
我说机器在我心里，但人心不在。
他笑了笑，没再多说。
六月，我那个小厂有起色了。
一家汽车配件厂找上门，说有一批出口件需要焊，合格率要求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我算了一下，这个标准不低，但能试。
孙涵蓄说：“师父，这个单子不小，干成了够咱吃半年。”
我说干。
这批活干了一个月。
我盯每一道工序，从头盯到尾，白天黑夜都在厂里。
困了就在机器旁边铺张纸板上，眯一觉，醒了继续焊。
孙涵蓄也跟着我连轴转，一天睡不到四小时。
交货那天，对方派人驻厂验货，抽检了六十件，合格率百分之百。
那个白头发的老外验货员站起来，看了我一眼，竖起大拇指，用中文说了句：“好手艺。”
签了三年合同。
那天晚上，我和孙涵蓄坐在厂门口，一人一罐啤酒。他说：“师父，咱这算是站起来了吧？”
我喝了口酒，没说话。
他又说：“丁哥要是知道，不得气死。”
我说他气不气跟我没关系。
孙涵蓄“嗯”了一声，大口把剩下的啤酒喝完，靠在墙上，看着天。
没过几天，我接到了第一个意外的客人。
丁越泽来了。
他开了辆崭新的白色轿车，停在厂门口。下了车，四处张望，然后走到门口，敲了敲门。
我开门，看见是他，愣了一下。
他没进，站在门口，笑着说：“听说师父自己干了，过来看看。”
我说看完了？
他说：“师父，你一个人能干，但单打独斗不是个事。叶总那边外援搞砸了，公司伤了元气。你要是愿意，回去帮帮忙，条件好说。”
我说不用了。
他沉默了一下：“师父，你要是不回去，咱这行里也没什么可争的了。”
我说你喜欢争，就去争吧。
他没再说话，转身走向白色轿车，发动，开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他离开，车停在远处半晌才离去。
孙涵蓄从车间探出头：“谁？”
我说丁越泽。
他追问了句：“他没为难你吧？”我说没有。他也不再问了。
那天晚上，月光很亮，照在车间的水泥地上，泛着一层清冷的光。
09
七月，我听说了一件事。
叶辉的公司资金链断了，上市失败了。
丁越泽跳槽去了竞争对手那边，走的时候，把核心技术带走了一部分。叶辉去找他，没找到，打他电话，关机。
叶辉老婆来过几次，第一次来，我没开门。第二次来，我在车间，她在门口站了很长时间也没走。李娴端了杯水放在门口，说：“您慢走。”
八月的一天傍晚，快收工时，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老董吗？”
“我是叶辉。”
我握着电话，没说话。
他在那头说：“老董，我想请你吃顿饭。”
他说：“我有话跟你说，当面说。”
我想了想，说：“行。”
约在一家路边小饭馆，我到了时，他已经在里面坐着了。他瘦了很多，头发白了不少，眼窝也陷了。桌上放着一瓶白酒，没动。
我坐下，他没动菜，倒了两杯酒：“老董，我敬你一杯。”
我举起杯，跟他碰了一下，干了。
他放下杯，说：“老董，你走之后，我才知道，技术这行，有些人不是你能留的。”
“我和丁越泽谈过，他承认了当年的事。那十万，是他母亲投资所得的一部分，不是分红。那个参数，也是他暗中改了，故意让你背黑锅。”
他愣住了：“你知道？”
我说我就是知道，才走的。
他低下头，很久没抬起来。
“老董，”他终于出声，“我想让你回去。”
我说不可能。
“条件你开。”
我说我不是什么条件的事。
“那是啥？”
我看着他，说了句：“叶总，那台机器，你找人修好了吗？”
他说没有，那外援没修好就跑了，损失了两百多万。
我说那你就明白，有些事，钱买不来。
他没再吭声。
吃完那顿饭，喝了那杯酒，我没再回头。走出饭馆，夜风一吹，我忽然觉得心里轻松了很多。
10
两年后，“宇涵精工”正式挂牌。
那天，李娴穿了件新衣裳，孙涵蓄穿得也利利索索。厂里摆了几桌，请了房东马叔、菜市场她妹妹，还有一些老工友。
开业那天，我把那双旧手套挂在了办公室墙上。
那双洗得发白、袖口磨破的白手套，挂在一个崭新的办公室里，看起来挺不搭的。李娴问我为什么挂双旧手套。
我说，因为上面有当年那台焊机留下的第一颗螺丝。
那天晚上，客人都散了以后，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墙上那双手套。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手套上，泛着白色。
孙涵蓄进来，端了两杯茶。他递给我一杯，自己端着一杯，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师父，”他说，“你后悔过吗？”
我说后悔啥。
“当年拿那八百块，把这一行都撂下了。”
我说不后悔。
他笑了笑，喝了口茶，没继续问。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外面，老槐树的叶子又黄了。月光铺在地面上，像一层薄霜。
抽屉里，存折上的数字已经翻了几倍。李娴偶尔还去菜市场帮忙，但不用再弯腰挑萝卜了。
那双手套，一直挂在那里。
有时我走进办公室，抬头看一眼那双手套，就想起了那些夜晚，想起了那个木箱子，想起了那个孩子哭诉的电话。
就停在那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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