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2月6日清晨，上海南京西路一家医院里，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人静静合眼。陪护多年的小护士轻声叹息：“范老走了。”旁边的老友点点头，回忆的闸门随之开启。几十年前，这位看似平凡的耄耋老人曾与陈恭澍周旋，也曾在国民党情报机关里坐到少将高位，更在临刑前拿起一块木板越过高墙，演出惊心动魄的一幕。
要说范纪曼，就不能只看他晚年的慈祥。1906年，他出生在川东梁山，原名范贤才。读书聪颖，19岁便考入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随后就读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时代风雷激荡，他在校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他进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两年后，赴北平大学深造，熟练掌握英、日、俄、德四国语言，这份语言天赋后来成了他在谍战线上最锋利的武器。同年，一次“意外”让他尝尽牢狱之苦——被叛徒牵连而被捕，虽因缺乏证据获释，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脱身后的范纪曼四处找寻接头，他观察细致，很快从一位同班女生薛迅的言行里嗅到“红色气味”。探明其确为秘密党员后，他吐露身份，请求引荐。北平地下党此时遭重创，无法立即核实他的经历，只能先留用观察。尽管如此，他依旧以翻译与社会活动为掩护，继续搜集情报。
1932年，他的同乡曹策被捕。营救心切的范纪曼只得求助昔日黄埔同窗——后来号称“第一杀手”的陈恭澍。陈恭澍狡猾，先抛出一叠美国使馆所递的外文材料作为交换条件。范纪曼翻译时发现，那竟是日军与国民党之间的核心机密。情报被他偷偷抄下，经薛迅之手送到党组织，一时间，华北政治军事风向尽入掌握。曹策也及时获救。
半年后，密谋泄露被叛徒出卖，范纪曼再度被捕。几经周折，在女友彭雅萝奔走之下，他再次脱险。随后他在北大法学院旁听充电，同时任教四川中学，暗里仍然寻找党的渠道。
1934年春节，他在北平结识苏联塔斯社记者刘尊棋，又通过他认识了红色情报员刘逸樵。几人合作，范纪曼负责翻译日本使馆文件、监视外电，由此向莫斯科和延安提供日军动向、华北政情。正是他敏锐地捕捉到梅津美治郎飞赴北平与何应钦密谈的蛛丝马迹，预警了“何梅协定”。
1936年，他受邀赴苏联进修情报学，一年后返沪，与钱俊瑞联手，在上海法租界开书店、设暗哨、建电台。太平洋战争前夜，关键电台暴露，他装作阔佬进店“购物”，硬是将设备在巡捕眼皮底下搬走，又在静安寺附近掘地三尺藏妥。局面稍稳后，他和彭雅萝成婚，生活与斗争交织。
1944年秋，日军大搜捕，范纪曼被捕。彭雅萝急赴陈恭澍处，谎称范氏是为其搜集情报才落网。陈恭澍一番活动，人保出来，范纪曼却已认清：留在敌营更能显身手。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加紧部署内战。1946年春，组织决定让范纪曼深潜国民党核心。黄埔旧友多存戒心，他数次碰壁。关键时刻，国民党军统处长张子羽出手，把改名“范行”的他推到郑介民麾下。几个月后，他竟坐上情报处副主任的椅子，官衔少将，一跃成了毛人凤的顶头上司。上海滩的豪华办公室内，他一边接待国防部要员，一边把密电抄录后悄悄送出——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多条关乎兵团调动、决堤计划的情报，都从他的手里流向了我军参谋部。
然而，暗流总在。1949年春，保密局探得叛徒沈寒涛口供，指认为“潜伏特工”的正是范纪曼。陈恭澍例行“友情”提醒，邀他面谈。“只要去保密局说清楚就行。”陈恭澍的语气平静，眼神却仿佛探灯。范纪曼岿然不动，只能随行。看守所的官员一见少将军衔，本想客气，却又暗受命行刑，迟疑不定。
4月10日晚，牢中流出风声：次日凌晨，三名囚犯将被押往南市看守所——那里不见天日，往往只剩绝路。范纪曼的化名“范行”赫然在列。友人周黎扬低声说：“要么现在走，要么就完了。”范纪曼点头，只回一句：“今晚必须成。”
4月11日天色微亮，值班兵丁忙着给周黎扬打一壶热水。厕所旁，范纪曼早已把一块木盆架板抽出，搭到竹篱笆。第一次踩空，他擦破了额头，鲜血顺着面颊淌下。他来不及理会，再次攀上木板，纵身一跃。不到半分钟，人影没入巷陌。待看守反应过来，街头早已车水马龙，追捕队折腾一天，终成笑谈。
几经辗转，他躲进民盟人士冯和法女友的阁楼，硬生生熬到上海解放。1955年，组织公开他的真实身份，他脱下旧军装，走上新岗位，毕生从事档案和文献工作。临终前，他将珍藏的四千多册外文书籍和上千张黑胶唱片悉数捐赠，留下话语：“书与琴片，赠后人自有用。”
范纪曼的传奇常被人津津乐道：枪林弹雨中护电台，灯影迷离处译密电，特务总部里暗送情报，危墙之下凭一块木板逃出生天。可若追问他当年缘何敢赌命，他曾在一次座谈会里轻描淡写地说过一句：“时代逼人拿命做筹码，你若认准了，就只有往前冲。”
光阴远去，这句话却像那块搁在篱笆上的木板，朴素，却支撑着跨越生死的勇气，连接了黑夜与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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