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上，公开替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辩护的人，通常只记下凯丰一人。多年后，他的长子何明走进遵义会议旧址，听讲解员讲到父亲的这段经历，没有要求回避，反而向对方表示感谢。
“历史就应该照实讲。”
父亲犯过什么错，儿子没有遮掩。可凯丰的一生，也没有停在遵义会议的那次发言上。
凯丰原名何克全，一九〇六年出生于江西萍乡。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进入武昌中山大学学习，随后参加共青团，并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这段求学经历改变了他。
一九三〇年回国后，何克全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开始使用“凯丰”这个名字。他先后从事共青团和党的宣传工作，曾在香港被捕，获释后进入中央苏区。
一九三三年，凯丰出任少共中央局书记。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拥护当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以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方针。
代价很快出现。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一九三四年末，湘江战役造成严重损失，红军的处境已经十分危险，改变军事领导和指挥方式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集中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对军事指挥中的错误作了系统分析。
凯丰没有赞同。
在与会者陆续转变态度、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情况下，凯丰仍然站出来替博古、李德辩护。党史著述在概括这场争论时，常将他记作会上唯一明确坚持支持博古、李德意见的人。
他为什么如此坚持？
凯丰长期从事理论和宣传工作，又有莫斯科学习经历。他当时更相信已经形成的理论判断，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缺少足够认识，也没有及时看清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
会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凯丰则成了这场重要会议上那个醒目的少数者。
但事情并未停在这里。
离开遵义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逐步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战争实践让凯丰重新认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他后来承认自己在遵义会议上的认识是错误的。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企图另立中央。凯丰没有因为自己在遵义会议上受过批评而疏远党中央，反而坚决维护中央的统一，并撰文批判张国焘的分裂活动。
他改了。
到延安后，凯丰继续从事宣传、教育和理论工作。一九三七年，他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歌作词，开篇便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这首歌由吕骥作曲，唱遍抗大校园。它与后来创作的《团结就是力量》并不是同一首歌，凯丰真正留下的是那首雄壮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
抗日战争时期，凯丰还参与党的宣传文化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等职。延安整风期间，他进一步检查自己过去受教条主义影响的问题。
承认错误并不轻松。
对凯丰而言，那不是删掉一段履历，而是用此后的行动重新作答。他继续留在党的重要宣传和理论岗位上，没有因一次错误选择便离开革命队伍。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先在东北工作，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马列学院院长等职。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年仅四十九岁。
多年以后，何明走进遵义会议旧址。讲解员依照历史讲到凯丰当年的错误立场，他站在父亲曾经开会的那座楼里，安静听完，并向讲解员道谢。
没有辩解。
墙上的照片、会议室里的桌椅和父亲留下的名字都没有改变。何明走出旧址时，也没有要求抹去那次错误——照实讲完，才是对历史和父亲完整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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