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授衔，一个上将，一个大校。翻开红四方面军旧番号，这个差距有点刺眼：陈锡联是上将，周时源只是大校。
更刺眼的是，二十年前，两人曾在同一个师里搭班子。
一九三六年七月，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的指挥位置上，师长是周时源，政治委员是陈锡联。那时的周时源还很年轻，出身安徽金寨古碑，一九二九年参加红军，从班长、排长、手枪连连长一路打上来。
这不是靠资历熬出来的。
一九三三年前后，他在第二七四团二营当营长。粉碎“六路围攻”时，二营打得硬，二七四团得了“夜袭常胜军”奖旗。奖旗挂出来，周时源也被提为团长。
一个营长，打成了团长。
到了长征后期，他升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师长。这个位置，放在红军时期，分量很重。陈锡联后来能成上将，红军师级经历是他履历里很亮的一笔；周时源当时站的位置，并不低。
可人的路，往往从分叉处开始变样。
一九三七年八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陈锡联去了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当团长。这个团很快打出阳明堡夜袭机场，一战烧毁日军飞机二十四架，陈锡联的名字也随之传开。
周时源没有走上这条线。
一九三八年，他到新四军游击支队任副参谋长，十月挺进豫皖苏边区。第二年十一月，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他任副参谋长兼三团团长。
这支部队也在打仗。
永城、萧县、砀山一带，周时源带着部队转战，粉碎日伪进攻，开辟豫皖苏边区抗战局面。只是从部队系统看，他已经离陈锡联所在的一二九师主力越来越远。
差距最怕的不是一时高低。
怕的是十年下来，别人一直在主力战场上升，你中间换了线、换了岗、又停了一段。
一九四二年，周时源去了延安抗大学习。等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再被任用，他的职务已经不是军中主官，而是吉林省乾安县县长。
县政府的办公室里，桌上放着文件，外面是刚接收不久的东北基层。周时源要做的，不再是带一个师压上去，而是配合县委建政权、建县区武装，办减租减息，反匪反霸。
这活同样重要。
可军衔评定看的是长期军队职务、战功、级别和现实岗位。一个红军师长，转到地方基层，再回到部队时，台阶已经低了。
一九四六年七月，战事紧起来，周时源重回军队，任辽东军区保安第一旅三团团长。
红军师长，成了解放战争中的团长。
这个落差，放在任何人的履历里都醒目。可周时源没有退。他带部队参加四平街保卫战，后来又参加攻打锦州、解放天津等重要战斗，多次受到军区领导表扬。
只是这一段再拼，也追不回前面拉开的距离。
陈锡联那边，抗战时期从团长到旅长，再到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又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到一九五二年前后，他已是正兵团级干部。
周时源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军分区司令员、文化速成中学代理校长、福建军区福安军分区司令员、福建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八军副军长。
职务又上来了。
可时间不等人。红军时期同在师一级，到了授衔前，一个已经走到兵团级，一个还主要在军分区、省军区和军级副职之间辗转。
一九五五年，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周时源评为大校。
这不是一句“低授”能说清的事。
他的早年战功是真的，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师长也是真的；可抗战、解放战争到新中国初期，职务曲线同样摆在那里。军衔落到纸面上，看的不是某一年最高点，而是一整条路。
九年后，周时源终于晋升少将。
一九六四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这个迟到的将星，算是给他从大别山到东北、从红军到解放军的一生，补上了一个交代。
一九七四年六月，周时源因病在上海逝世，六十岁。
病房里的文件夹合上后，留下的不是“如果当年怎样”的空话，而是一条真实的履历：一九二九年参军，一九三六年任红军主力师长，一九四六年再当团长，一九五五年大校，一九六四年少将。
那枚迟来的将星，终究落在了他的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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