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军事顾问，竟压过红军总司令。
他不是红军将领，也不是中共中央委员，身份只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可没过多久，前线来的电报、作战地图、部队调动，都绕不开他那张桌子。
朱德还挂着总司令的名义。
但军令的笔，慢慢换了手。
这事最反常的地方正在这里：中央红军并不是没有会打仗的人。朱德在前线，周恩来在前线，毛泽东总结过前三次反“围剿”的打法，红军也刚在第四次反“围剿”里打出过大兵团伏击战的胜利。
黄陂、草台岗一带，山路弯曲，红军隐蔽集结，等国民党军进入伏击地域后突然出击。那一仗，朱德、周恩来指挥部队，歼敌近三个师。
胜仗刚打完。
可瑞金后方有人看到的，不是运动战的路子有效，而是觉得自己的那套路线也能打赢。
这就是裂缝。
博古当时是党中央总负责。可他没有前线军事经验，自己也承认对军事不熟。等李德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后，这个外国顾问很快被抬到一个特殊位置上。
起初，朱德还想同他讲红军自己的打法。
不能处处设防。
不能同敌人拼堡垒。
不能拿红军有限的兵力去硬碰硬。
李德听不进去。他受的是欧洲正规战那一套训练，眼睛盯着阵地、交通线、堡垒、火力配置。地图上画得清清楚楚，可中央苏区的山、水、群众基础、敌我力量差距，不是地图上的几条线能装下的。
他没有沉到红军的战场里。
偏偏，权力沉到了他手里。
一九三三年底到一九三四年，前方的朱德、周恩来同后方的博古、李德意见越来越不合。朱德、周恩来强调机动作战，后方却不断要求分兵把守、短促突击、堡垒对堡垒。
桌上的电报一封接一封。
前方要的是战机。
后方要的是执行。
李德提出一个办法：为了统一前后方指挥，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把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各军团和独立师团。
这一刀很重。
总司令还在，前方总部没了。
名义上是统一指挥，实际效果却是把朱德、周恩来在前线形成的直接指挥权大大削弱。军令从瑞金发出，李德和博古在后方定调，朱德、周恩来更多成了执行者。
红军的总司令，坐在总司令的位置上，却很难按自己的战场判断落子。
这就是所谓“太上总司令”的来处。
他没有这个正式头衔。
可权力像一层看不见的门槛，横在真正的总司令前面。
到了广昌，这种指挥方式终于把代价摆到了所有人面前。
一九三四年四月，广昌保卫战打响。红军同优势国民党军硬守阵地，战斗持续十八天。炮火压上来，阵地反复争夺，伤亡不断增加。
红军最拿手的，是避实击虚，是运动中找敌人弱点。
广昌偏偏打成了硬扛。
城守不住。
人也损失很大。
广昌之后，中央书记处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博古管政治，李德管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实行。
周恩来还在里面。
可做主的，主要是博古和李德。
朱德呢？
这位红军总司令，反而被排在最高军事决策核心之外。
事情到这里，已经不是某一次战役的失误，而是整个指挥体系出了问题。红军有无线电侦察，有破译能力，有越来越完善的通信网络，能听到敌人的动向，也能把命令较快传到部队。
可情报再好，也要有人会用。
方向错了，电波越快，错令也越快。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队伍带着机关、印刷机、坛坛罐罐，在敌人封锁线间缓慢前行。
李德仍在指挥圈里。
行军路线怎么走，部队怎么摆，辎重怎么带，他都有很大影响。红军本该轻装机动，却背着沉重包袱，在湘江边付出惨烈代价。
湘江水急。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失利。
这是指挥路线的总清算已经逼到眼前。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召开。
屋子里坐着的，还是那些经历过湘江血战的人。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军事报告，毛泽东发言，张闻天、王稼祥等人也表明态度。
朱德的态度很清楚。
他支持毛泽东的主张。
会议最后改变了原来的最高军事领导格局，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门槛撤掉了。
总司令重新回到指挥链里。
李德没有立刻离开红军。他后来仍随队伍走过长征一段路，也在张国焘分裂红军时维护中央决定。但在中央红军最危急的那段时间里，他那套脱离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指挥，已经留下沉重代价。
一九三九年，李德离开中国。
多年后，人们再看这段历史，会发现一个刺眼的事实：中央红军当时并不缺英勇，也不缺电台、情报和能打仗的将领。
真正可怕的，是把不会从中国战场出发的人，放到了决定红军生死的位置上。
遵义城里的灯光熄下去后，朱德仍是朱德。
队伍还要走山路，还要过江河，还要摆脱追兵。可那张压在总司令面前的无形桌子，终于被搬开了！
参考资料：
《第十七章 博古与李德控制红军指挥权前后》，人民网党史频道
《“不堪重负的党中央总负责”——博古》，人民网党史频道
《周恩来的长征路》，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长征路上“外国人”》，人民网党史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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