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罪，服刑结束不代表我认可这份判决，接下来我会继续申诉，直到法院宣判我无罪为止”……
1994年，河北承德接连发生两起出租车司机劫杀命案，震动全城。
四名农村青年被锁定为嫌疑人，此后十年审判拉锯，同案人员四次被一审判处死刑，均被河北高院以证据存疑为由驳回发回重审。
朱彦强被终审判处无期徒刑，在监狱熬过整整25个春秋，2021年刑满释放，重获自由的他没有选择与过往和解。
面对媒体，朱彦强态度坚定：牢狱抹不掉我的清白，我会一路申诉，直到拿到无罪判决为止……
01
1994年7月30日与8月16日，承德大石庙镇相隔半个月连续出现两起恶性案件，两名出租车司机先后在城郊偏僻路段遭人抢劫、杀害。
随身现金、BP机被抢走，现场没有留下完整指向性物证，没有目击证人看清凶手全貌。
案件社会影响恶劣，当地公安迅速成立专案组限期破案。
排查过程中，民警听闻庄头营村青年陈国清案发后情绪反常，将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三人先行抓捕讯问。
彼时的朱彦强因为头部受伤在家中休养，并未在第一批抓捕名单中，直到1996年2月警方上门将他带走，认定四人合伙制造了两起杀人劫案。
当年二十出头的朱彦强，有着清晰不在场证据，8月13日他和人冲突被铁棍重击头部，伤口缝合多针。
案发8月16日当天，村医务室医生专程上门给他输液换药，多位邻居、亲友都能证实他卧床静养，行动困难，根本没有条件外出作案 。
这份关键处方、证人证言没有被完整纳入卷宗，后续卷宗里这份能证明清白的医疗单据离奇消失，成为案件第一个重大疑点 。
审讯阶段，四名青年当庭翻供，一致表示认罪笔录是在刑讯逼供下被迫写下，还当庭展示身体留存的伤痕。
但在当年“命案必破”的压力下，他们的辩解没有被采纳，一份矛盾重重的口供成了定罪的核心依据 。
02
从1994年案发至2004年终审，这场审判持续了整整十年，前后五次开庭宣判，过程充满波折。
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四次作出死刑判决，陈国清、杨士亮、何国强轮番被判处死刑。
朱彦强作为参与者，在前三次判决中也被重判重刑，每一次上诉至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都梳理出数十处案件疑点，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案件撤销发回承德中院重新审理，前后累计列出22项亟待核查的漏洞，其中包含朱彦强缺失的就医凭证、多人完整的不在场证词、作案工具下落不明、赃物无法溯源等关键问题 。
四次刀下留人，足以说明案件根基不稳，发回重审之后，原审法院没有彻底核查疑点，只是小幅调整量刑。
2000年第四次一审宣判，陈国清、杨士亮死刑，何国强死缓，朱彦强无期徒刑。
2004年3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没有直接宣告无罪，而是采用“留有余地判决”。
三名主犯改为死缓，维持朱彦强无期徒刑的判罚，理由是不能完全排除四人作案嫌疑，但现有证据达不到死刑定罪标准。
一纸终审文书，彻底锁住了朱彦强往后二十多年的人生，拿到判决书的他不肯签字，当庭表示自己没有参与杀人抢劫，会穷尽所有渠道申诉。
同案另外三人也全部拒绝认罪，四人自此开启漫长的狱中维权岁月。
03
入狱那年朱彦强26岁，刑满释放时他已经51岁，人生最宝贵的青年、中年时光，全都耗在高墙之内。
监狱里条件艰苦，当年头部旧伤得不到妥善医治，常年头疼、失眠，心理上的委屈与不甘更是日夜折磨着他。
改造之余，朱彦强唯一坚持做的事就是写申诉材料，每次放风、午休，他都会拿着纸笔梳理案件疑点。
把当年医生上门输液、邻居见证他卧床养伤的细节逐条记录，整理成申诉信寄往各级法院、检察院。
他和另外三名同案人员传递消息，交换申诉思路，只要有律师、家属前来探视，反复嘱托一定要查清消失的病历单据、传唤当年证人取证。
牢狱之灾毁掉的不只朱彦强一个人，整个家庭支离破碎，父母常年奔走申诉。
四处借钱往返承德、石家庄，四处托人反映情况，长期的焦虑和奔波压垮了身体，没能等到儿子出狱就抱憾离世。
家中田地无人打理，负债累累，邻里的流言蜚语常年缠绕家人，亲戚刻意疏远，家族背负着“杀人犯家属”的标签艰难度日。
多年间，家属无数次委托律师提交新证据，当年的主治医生、街坊邻居愿意出面作证，证实8月16日朱彦强重伤卧床，根本无法前往十几公里外的作案地点。
还有一名服刑人员刘成金主动写信检举，承认两起出租车劫杀案是其他人所为，和四名青年无关，这份检举材料递交给办案机关后，却没有开展深入核查。
2016年，家属与律师向河北高院提起申诉复查，法院驳回诉求，仅建议一行人前往最高人民法院继续申诉 。
希望一次次落空，朱彦强始终没有放弃，他坚信疑点一日不查清，自己的罪名一日不能成立，靠着这份执念熬过25年刑期。
04
2021年，朱彦强刑满释放，走出监狱大门的他头发花白，身形瘦弱，和当年二十多岁的青年判若两人。
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朱彦强没有感叹岁月难熬，第一句话便是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没有罪，服刑结束不代表我认可这份判决，接下来我会继续申诉，直到法院宣判我无罪为止。
有人劝他，25年苦难已经结束，不如放下过往安稳度日，失去双亲、青春不再的朱彦强十分清醒。
他坦言“自由来自不易，背负杀人抢劫的罪名活着也抬不起头，经济赔偿，安抚和解从来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还原事实真相，撤销错误定罪，才是我此生唯一的诉求”。
出狱后，朱彦强立刻和另外三名同案人员汇合，对接代理律师，重新整理完整证据链。
当年医务室的出诊记录、多位村民的书面证言、真凶举报材料、高院历次发回重审提出的22项未核实疑点，全部整理成册，逐级递交申诉申请，计划下一步向最高法递交申诉材料，申请启动再审程序 。
律师介绍，此案的核心短板至今没有补齐，全案没有直接物证能将四人与命案绑定。
凶器、赃物全程不知所踪，有罪供述存在明显刑讯痕迹，朱彦强等人的不在场证明没有被依法采信。
当初缺失的就医病历始终没有归入卷宗，按照疑罪从无的司法准则，原判决存在重大瑕疵，具备再审的空间。
25年铁窗，四次死刑预警，无数次申诉落空，都没能磨掉朱彦强寻求清白的决心。
自由只是新抗争的起点，在他看来只有一纸无罪判决书，才能抚平二十余年刻在身上与心底的伤痕。
法律的终极目标不只是惩治犯罪，更是守住公平，绝不允许无辜之人背负莫须有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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