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世纪的汴京，华灯初上。
东京七十二家大酒楼之首的矾楼，门口车马喧嚷，衣香鬓影。楼内南北天井两侧是密密麻麻的小阁子，待到向晚时分，“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数百名浓妆艳抹的美女齐刷刷聚在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矾楼
这一幕，被北宋文学家孟元老忠实地写进了他的笔记体著作《东京梦华录》里。
有人统计过，《东京梦华录》中至少提到了19处娼楼妓馆。但这还只是职业妓院的数量。半职业的——那些兼营色艺服务的酒楼茶坊——就更多了，走在宋朝的城市里，美女几乎随处可见。
一、酒楼里的“神仙姐姐”
宋代的酒楼，普遍以美女的美色来促进业务。这不难理解——跟今天某些夜总会以色促销的路数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大概只是“三陪”的程度不同。
大酒楼里的美女，多是“卖艺不卖身”。她们能文词、善谈吐，知性得很；次一等的也精通丝竹管弦、艳歌妙舞。食客们觥筹交错之际，她们在一旁唱唱小曲、陪陪酒，气氛搞起来就行。用宋人的话说，这叫“命妓歌笑，各得稳便”。
宋朝风尘女子
不过，高档美女的居处布置得极为清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大批京城士子及膏粱子弟经常带着仆人、良马前来拜访，邀请美女游宴。有些豪贵子弟在瓦舍勾栏中看到表演的美女“有妖艳入眼者”，演出结束后还要“访其家而宴集”，给她们做红烧肉，大献殷勤。
至于那些可以“成就鱼水之欢”的，则多是下等私妓，集中在一种叫“庵酒店”的地方。这种酒店门口挂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用竹笠盖着，这暗示里面有美女，酒阁内暗藏卧床。说白了，就是宋朝版的“红灯区”。
二、国营与私营：官妓和私妓的两条路
宋朝的妓院分两种：官营和私营。
官营的叫“官库酒楼”，属户部点检所管辖。南宋杭州城里，和乐楼、和丰楼、中和楼、春风楼、太和楼、西楼、太平楼、丰乐楼等十一座官营酒楼，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客人登楼之后怎么操作呢？
用名牌点唤官妓陪酒，这叫作“点花牌”。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今天的“点台”？没错，一千年前就是这么玩的。每个官库还有“祗直者”数人，名曰“下番”，相当于今天的大堂经理或领班。每逢元宵佳节，各库的官妓还要“并番互移他库”——互相串场支援，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场面颇为壮观。不过，那些最红的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架子大得很，不是谁想点就能点到的。
私营酒楼呢？那就更热闹了。熙春楼、三元楼、赏心楼等十八家“市楼之表表者”（行业标杆），每楼分小阁十余间，酒器全用银的，比拼的就是一个“豪”字。每处都有私名妓数十人，“皆时妆袪服，巧笑争妍”。夏天的时候茉莉花插满一头，“香满绮陌”，美女们凭栏招邀客人，这叫作“卖客”。
青楼女子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流动摊贩式服务：有不请自来的小鬟，歌吟强聒讨赏钱，叫“擦坐”；有吹箫弹阮的、唱歌的、耍杂技的，叫“赶趁”；还有老太太捧着小香炉卖香的，叫“香婆”。简直是宋朝版的一条龙娱乐服务。
那些名妓的名字也颇为香艳。官妓有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康三娘、沈三如等；私妓有钱三姐、季惜惜、吕双双、胡怜怜、沈盼盼、普安安、徐双双等。光看名字，就能想象出她们在酒楼凭栏巧笑的模样。
三、名妓李师师和她那两位“邦彦”
说到宋朝名妓，首推李师师。
这位北宋第一名妓，入幕之宾中有两位都叫“邦彦”：一个是后来被称为“浪子宰相”的李邦彦，另一个是著名词人周邦彦。佳人爱才子，周邦彦与李师师情投意合，两人缠绵之际周邦彦还写词，写的词还传唱天下。这是正大光明、理直气壮的。
但另一位客人就没这么坦荡了。他就是当朝皇帝宋徽宗。
宋徽宗也慕名而来，但他去找李师师，只能偷偷摸摸：晚上换了便装，带几个贴身内侍，坐一顶小轿，悄悄从皇宫后门溜出去。有一次，宋徽宗带了江南快马送来的新鲜橙子去见李师师，两人正边吃边调情，殊不知周邦彦正躲在床底下。
他比皇帝先到一步。
李师师
这段轶事出自《贵耳集》。堂堂大宋天子，宠幸一个名妓还得钻后门、躲绯闻，原因很简单： ** 宋朝的妓院对平民开放，唯独官员不得涉足 **。
四、官员狎妓，后果很严重
宋时“阃帅、郡守等官，虽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员可以请官妓跳舞唱曲助兴，但绝对不许上床。
北宋士人魏泰在《东轩笔录》里记载了一桩公案：
“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
仅仅因为在酒席上招了美女作陪，几个官员就丢了乌纱帽。
宋朝的禁令越来越严。宋仁宗嘉祐年间之前，只有提点刑狱（法官）不得赴妓乐；到了宋神宗熙宁以后，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一年之中只有一天可以“放松”——皇帝的生日“圣节”。
官员们自己也心知肚明。洪迈《夷坚志》里记载了一位叫赵不他的官员，与官妓关系暧昧，但他深知自己“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不肯跟官妓去妓院。
还有一桩更有名的公案：朱熹和唐仲友那场官司。
五、严蕊受刑：一介弱女子的风骨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大理学家朱熹担任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接到举报说台州知府唐仲友为官不正、贪污受贿。朱熹调查后发觉唐仲友犯了八宗罪，其中之一就是嫖宿美女。
朱熹选择了“嫖宿美女”作为突破口。
当时，江南名妓严蕊与唐仲友关系很好，影响很大。唐仲友是台州太守，严蕊是台州营妓。按照宋朝法律，官员可以命令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只要能证明唐仲友与严蕊上过床，就能定他的罪。
可那时候没有针孔摄像头，只能靠老办法——逼问口供。唐仲友官大，不好动，那就拿严蕊开刀。
朱熹把严蕊捕进大牢。严蕊虽是一介弱女子，却比男人还硬气。严刑拷打，死活不承认与唐仲友有染。这桩公案一直悬着。
江南名妓严蕊
就在两难之际，唐仲友出了个昏招。他派人闯进司理院，殴打朱熹手下的办事人员。朱熹大怒，上书皇帝，强烈要求严厉处罚唐仲友。宋孝宗没法，只能让唐仲友提前退休了事。
至于严蕊，后来提刑岳霖巡行到台州，问严蕊：
“你出去之后打算去哪里？”
严蕊当场赋词一首《卜算子》：
“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待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岳霖为之动容，当场判她从良。
这个故事的真伪在史学界有争议，但它之所以流传至今，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在宋朝，官员与美女之间的那条红线，是实实在在碰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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