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治通鉴》周纪二中的商鞅事，不胜嘘吁。
《资治通鉴·周纪二》载，秦孝公即位之初，秦国处境极为艰难。
"八年，孝公令国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此令一出，天下震动。秦孝公以"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为号召，以"尊官""分土"为诱饵，广招天下奇才。此时，卫国的公孙鞅闻令而来。
商鞅，本名公孙鞅，卫之庶孙，"好刑名之学"，曾事魏相公叔痤。公叔痤知其贤，临终前荐于魏惠王： "痤之中庶子卫鞅，年虽少，有奇才，愿君举国而听之。"魏惠王默然不应。公叔痤又曰："君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鞅告之，鞅曰： "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此语尽显商鞅之智——他深知魏惠王既不能用其才，亦必不能杀其身。后鞅入秦，因嬖臣景监以求见孝公，"说以富国强兵之术，公大悦，与议国事"。
《资治通鉴》载，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孝公召群臣议之，一场关于变法的激烈论战由此展开。
卫鞅对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
此语可谓商鞅变法之总纲。"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百姓见识短浅，不能与之共谋开创之计，只能与之共享成功之利；"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追求至高道德者不与世俗同流，成就伟大功业者不与众人商议。此语虽有精英主义之嫌，却道出了改革之艰难——改革者必须有超越常人的远见与魄力。
甘龙反对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
卫鞅驳之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
此论极为精辟。常人安于旧习，学者囿于所闻，此二者只能"居官守法"，不能"论于法之外"。唯有"智者"方能"作法"，"贤者"方能"更礼"。孝公曰"善"，遂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此令涵盖三大方面：
其一，民政司法方面：建立"什伍制"，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相收司、连坐"。一家犯法，邻里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此制将百姓编织成严密的监控网络，使"奸"无处遁形。
其二，政治军事方面：废除世卿世禄，"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即便是国君宗族，无军功亦不得列入宗室名册。以军功授爵，"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此制彻底打破了贵族世袭特权，使"富贵之门必出于兵"。
其三，经济方面：重农抑商，"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努力耕织者可免除徭役；"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从事工商业及懒惰致贫者，全家收为官奴。
变法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卫鞅乃设一计， "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乃下令。"
此"徙木立信"之举，看似简单，实则深谋远虑。十金已属重赏，五十金更是天文数字。卫鞅以"重赏"立信，以"必行"示威，使百姓知秦国之令必行、必赏、必罚。
司马光于此有精辟评论： "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
司马光将"徙木立信"与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并列，认为"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令行期年，"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正当此时，太子犯法。《资治通鉴》载： "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
此处置极为高明。太子不可施刑，则刑其傅、师——公子虔受劓刑，公孙贾受黥刑。此举向天下昭示：法无例外，虽太子犯法，亦必追究；虽权贵犯法，亦必严惩。"明日，秦人皆趋令"——一夜之间，秦国上下皆知法令之不可违。
行之十年，成效显著。 "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然而，卫鞅之手段亦过于酷烈。当初"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十年后"有来言令便者"，卫鞅却曰： "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
此处置虽维护了法令之权威，却堵塞了言路，使"民莫敢议令"。百姓不敢言，非心服也，乃畏威也。此为商鞅日后之祸埋下伏笔。
献伐魏之谋。
显王二十九年（前340年），卫鞅言于秦孝公曰： "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
此论极为精辟。商鞅以"腹心之疾"喻秦魏关系，指出魏国强则西侵秦，弱则东收地，秦魏必有一战。今魏"大破于齐"（指马陵之战庞涓败死），"诸侯畔之"，正是伐魏之良机。若魏东徙，秦可"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成就"帝王之业"。
孝公从之，使卫鞅将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御之。
两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卬书曰：
"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为真诚，乃相与会盟。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卬，因攻魏师，大破之"。
此战卫鞅以诈取胜，虽破魏师，却背信弃义。魏惠王"恐，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叹曰： "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公叔之言，即临终前"举国而听之"或"必杀之"之谏。魏惠王既不能用鞅，又不能杀鞅，终致国破地失，徙都大梁，此诚千古之恨。
秦封卫鞅"商於十五邑，号曰商君"。
显王三十一年（前338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资治通鉴》载：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商鞅之死，看似突然，实则必然。其根源在于"善谋国而不善谋身"——精于治国之道，却疏于自保之术。
其树敌太多，积怨太深。
商鞅变法，触动了秦国旧贵族的根本利益。"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直接剥夺了贵族世袭特权；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得罪了未来国君之傅、师。公子虔受劓刑，此奇耻大辱，必欲报复而后快。孝公在时，商鞅有靠山；孝公既薨，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此正中惠文王下怀。
刻薄寡恩，无人援手。
商鞅执法过于严酷，"乱法之民"尽迁于边，"民莫敢议令"。虽使"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却使百姓畏威而不怀德。及孝公薨，无人为商鞅说话，无人为其奔走，此乃"刻薄寡恩"之必然结果。
自恃功高，不知进退。
商鞅封于商於，号商君，地位仅次于秦王。然其不知"功成身退"之道，仍居高位，不知收敛。及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其谋反，商鞅"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此已显其处境之艰难。商鞅"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此举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作法自毙，法令之弊。
《史记》载，商鞅逃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鞅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
此叹极为悲凉。商鞅所立之法，最终反噬其身。此乃"作法自毙"之典型——法令过于严苛，不留余地，最终使自己也无处可逃。
秦惠文王车裂商鞅，非仅因私怨，更有深谋。
借商鞅之首，平息贵族之怨。 商鞅变法得罪旧贵族甚深，惠文王即位，需借商鞅之死以安抚贵族，巩固统治。
借商鞅之死，树立新君之威。 商鞅功高震主，"在秦国，商鞅的地位仅次于秦王"。惠文王杀商鞅，可向天下昭示：新君之威不可犯，新君之权不可侵。
借商鞅之死，继续推行变法。 惠文王杀商鞅，却未废商鞅之法。此乃"杀人存法"——以商鞅之死平息众怒，以商鞅之法继续强国。此乃最高明之政治手腕。
商鞅变法对中国影响深远影响。
从制度层面奠定了中央集权之基。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系统性、全面性的制度改革。其核心贡献在于：
其一，废除世卿世禄，建立军功爵制。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此制打破了贵族世袭特权，使"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此制为后世科举制之先声，使社会流动成为可能。
其二，建立郡县制，强化中央集权。 商鞅"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以官僚制取代封建制，以中央任命取代世袭封君。此制为秦统一后全面推行郡县制之先声，奠定了中国两千余年中央集权制度之基础。
其三，统一度量衡，促进经济一体化。 商鞅"平斗桶权衡丈尺"，统一度量衡，使"赋税平"。此制为秦统一后"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之先声，促进了全国经济一体化。
思想层面则是法家思想之实践典范。
商鞅变法是法家思想最彻底、最成功的实践。其核心理念——"缘法而治""刑无等级""重刑轻罪"——深刻影响了中国政治思想。
"缘法而治"： 以法为治国之根本，"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此理念为后世"依法治国"之先声。
"刑无等级"：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即便是太子犯法，亦必追究。此理念虽在实践中难以完全贯彻，却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先声。
"重刑轻罪"： "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以重刑威慑百姓，使"民不敢犯"。此理念虽过于严苛，却在特定历史时期有效维护了社会秩序。
在军事层面打造出一支虎狼之师。
商鞅以军功爵制激励士气，使"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秦国军队由此成为"虎狼之师"，所向披靡。此制为秦统一六国之军事基础。
文化层面则形成重农抑商之传统。
商鞅"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确立了重农抑商之基本国策。此政策虽在短期内促进了农业生产，却在长期内抑制了商业发展，影响了中国经济形态之演变。
为秦统一六国奠基。
商鞅变法使秦国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的弱国，一跃成为"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其变法之成果，为秦孝公之后历代秦王所继承发展，最终由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可以说，没有商鞅变法，就没有秦之统一；没有秦之统一，就没有中国两千余年之中央集权制度。
商鞅一生，其"善谋国"者，变法图强，使秦由弱变强，为统一六国奠定基础；其"不善谋身"者，刻薄寡恩，树敌太多，终致车裂灭族。
《资治通鉴》载商鞅之死，寥寥数语，却蕴含深刻的历史教训：
"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商鞅之悲剧，在于君主专制体制下，改革者往往"善谋国而不善谋身"——其功在社稷，其祸在自身。此非商鞅一人之命运，乃历代改革者之共同命运。
商鞅以"信"立国，以"法"强国，虽身死而法存，虽族灭而国兴。此乃"善谋国"者之最高境界——不以个人之生死为念，而以国家之兴衰为怀。商鞅虽不善谋身，却以其身死，成就了秦国之强盛、中国之统一。此诚"舍生取义"之最高境界，亦"善谋国而不善谋身"之最终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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