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头，在我们棉纺厂那片儿，日子过得像被水泡过的馒头，看着是那么个东西，咬一口，没滋没味儿。厂门口那条臭水沟，夏天泛着绿沫子，跟我们的生活一样，慢吞吞地淌，浑浑噩噩，一眼望得到头。我家住三楼，红砖筒子楼，走廊里终年弥漫着煤球炉子和公共厕所搅在一起的味道，谁家夫妻夜里吵架，隔天全院儿都知道，没有秘密。
我妈老说，人这一辈子，各有各的命。我那会儿二十一，刚在厂里站稳脚跟，当保全工，一个月拿三十八块五。父亲身体不好，早早病退，一家三口挤在不到二十平的屋子里，中间拉道布帘子，我在这头，他们在那头。日子像工厂里那台老掉牙的细纱机，咣当咣当，周而复始。
可我偏偏就在那阵儿，撞上了命里躲不开的一个人。她叫周敏，住我楼上，大我八岁。那年她男人刘德胜是肉联厂的车间主任，工资连补贴能拿八九十，在那片儿算数得着的人物。可周敏这人，眉眼淡得很，走路低眉顺眼，跟院里那些扯着嗓门儿聊天的媳妇们不一样，她像是从热闹里单另出来的，安安静静，自顾自地活着。
起初注意到她，纯粹是偶然。四月倒春寒那阵，我去水房接热水，见她蹲在那儿搓衣服，袖子挽到手肘上，两截胳膊泡在凉水里，白得像刚剥了皮的嫩藕。她抬手蹭了下溅到脸上的肥皂沫，那动作轻得怕惊着谁似的。我心里咯噔一下，像平静的水面被投了颗石子。打那以后，我上班会掐着点出门，就为在楼梯拐角碰见她；下了班也在院子里多磨蹭一会儿，看她拎着菜回来——两把青菜，一块豆腐，偶尔有条约莫半斤的带鱼。她走路没声儿，低着头，像总在想心事。
我那会儿年轻，没正经谈过恋爱。厂里不是没姑娘，可人家瞧不上我家这条件。我嘴笨，人又闷，相过几回亲，都黄了。可对周敏那股子念想，不一样，就像有只小猫在心里头拿爪子挠，痒得坐不住，看不见想，看见了心口又发慌。
五月里有一回，我去楼上刘婶家拿鞋样子，从她家门口过。门没关严，漏了条缝，里头传出些闷闷的动静，不是吵架，是那种压抑的、让人心紧的声音。我没敢停，拿了东西赶紧下来，可那晚上翻来覆去，耳朵里全是那道门缝里漏出来的声响。第二天在楼道撞见她，她眼皮肿着，红红的，低着头从我身边蹭过去，连招呼都没打。
六月厂里搞技术比武，我闷头练了好些天，比赛那天一气儿查出三个故障点，二十分钟排干净，拿了头一名。厂长亲自发了奖状，还奖了二十块钱，那可是一笔大钱。晚上高兴，和几个哥们儿在厂门口小馆子喝了半斤白的，脑袋晕乎乎回院里，天已经黑透了。就在二楼拐角，我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台阶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抽一抽的。月光从楼道的破窗户漏进来，照着她那件浅蓝色的确良衬衫。我站住了，喉咙发紧。她听见动静抬头，慌着拿手背蹭眼睛。
“周姐，没事儿吧？”我嗓子哑得自己都吓了一跳。她摇摇头，侧身想走。我闻见她头发上那股味儿，不是香皂，是晒过被子的那种暖烘烘的味。“周姐。”我叫住她，她停了，没回头。我张了张嘴，到底没说出什么。她上楼去了，脚步轻得像猫。我在那台阶上坐了很久，心里清清楚楚地明白了一件事：我完了，我爱上她了。
之后我就开始找由头接近她。水房碰见了，帮她拧衣服；院里晾被子，搭把手；上刘婶家串门的次数明显多了，回回从她门口过，有时门开着，能看见她坐屋里择菜，安安静静的。有一回她一人扛袋米，我二话不说接过来扛上四楼，搁她家门口。她跟在后头，手足无措地连声道谢，我摆摆手说顺路，心却擂鼓似的跳。
七月初厂里发半年奖，我拿了十块钱，家里买了斤肉包饺子，我吃了两大碗，觉得日子好像也有了点滋味。可那晚上楼板响动，德胜的骂声隔着楼板都震耳朵。我坐不住了，上楼一看，好几家人在走廊探头探脑，没一个敢上前。门猛地开了，德胜气冲冲出来，差点撞上我，他瞪我一眼，哼了声走了。我往里一瞧，周敏坐在地上，头发散着，脸上红了一块，暖水瓶碎在脚边，热水淌了一地，冒着白汽。我进去把她扶起来，她胳膊上好几道红印子。我攥着拳头，心口窝火，可她倒平静，还给我倒了杯水，搪瓷缸子上印着“为人民服务”，我握着那缸子，水是温的，心是凉的。她只说：“我没事，你回吧。”
那夜我没合眼。第二天一打听，德胜在外头有人，肉联厂一个年轻女职工，有人见过他俩去招待所。周敏知不知道？我猜她心里明镜似的。可她一个没工作没文化的女人，离了婚回娘家？爹妈嫌丢人，自个儿怎么活？那年代，一个女人，尤其是她那样的，身不由己。常言说“贫贱夫妻百事哀”，可他们家不贫，日子却照样拧巴。
七月中旬，有天晚上德胜又喝了酒，闹得整栋楼都听得见。我跑上去，刘婶拽我袖子说德胜拿了菜刀。我脑袋“嗡”一声，推门进去，德胜举着刀正指着她，周敏缩在墙角，脸煞白。我没躲，盯着他眼睛说：“你把刀放下。”许是头回有人敢这么跟他顶，他一愣，我趁机把刀夺下来放桌上。他醉得厉害，摇摇晃晃进了里屋，倒头就打鼾。周敏还杵在那儿，像根被风刮过的草。我走过去，她看着我，嘴唇哆嗦半天，说了句：“建国，谢谢你。”那声“建国”叫得我心里又酸又软。
从那天起，她见我不一样了，眼神里多了点东西，温温软软的。有天傍晚她递给我个信封，里头是一双鞋垫，手工缝的，针脚细密，绣着兰花。我垫在解放鞋里，不大不小，正合适。晚上躺在床上，脚底下那两朵兰花像烙在心上了。
八月初，热得人喘不上气。一天晚上我爸妈去看电影，周敏来敲门，头发湿漉漉的，说德胜出差了，一人在家害怕，让我上去坐坐。我跟着上去，她家比我那儿敞亮些，墙角有台缝纫机，罩着碎花布。收音机里邓丽君正唱《甜蜜蜜》，软得人骨头都酥了。她坐床沿上，说起娘家时哥哥放邓丽君的日子，说那歌甜得像糖。可嫁过来后，德胜不爱听，说是靡靡之音，她就不听了。月光照在她身上，她转过身看着我，说：“建国，那天谢谢你。没人该帮我，只有你。”我走近她，近得能闻见她身上的香皂味。我低下头吻了她，嘴唇凉凉的，软软的，她没躲，闭着眼，身子轻轻颤。那吻就几秒，可我魂儿都没了。
自那以后，德胜常出差，他不在时，周敏就在门口放双拖鞋，鞋尖朝外做暗号。我等到夜深人静，蹑手蹑脚上楼，门虚掩着。推门进去，她总坐在床沿上等着，有时缝衣裳，有时发呆，一见我，脸上就浮出层淡淡的、温温柔柔的笑。我们话不多，她给我倒水，我搂着她听收音机。她给我讲乡下老家的事，讲嫁过来才知道德胜爱打人。“你咋不离婚？”我问。她苦笑：“离了去哪儿？我爹娘嫌丢人，我一个女人，没文化没工作，咋活？”那时候我才懂，有些牢笼是没有铁栏杆的。
九月底德胜回来，院里又传吵架声。我在楼下攥着拳，想起她叮嘱过别管。忍着，心口像钝刀子割肉。有回在楼道碰见德胜，他眼神不对，像刀子刮我。晚上周敏告诉我，德胜问她了，她说就是普通邻居。“他不信，但没证据。”她靠我肩上，声音飘忽。我们这样偷偷摸摸，什么时候是个头？我搂着她，心里不是滋味。
十月份，德胜被派去外地学习两个月。周敏高兴坏了，眼睛亮晶晶的。那两个月，是我这辈子最得劲儿的日子。每天下班上楼，她已做好饭——红烧肉、糖醋排骨、清蒸鱼，变着花样来。我说不用这么麻烦，她嗔我一眼：“我愿意。”吃完饭她织毛衣，给我织了件灰的，穿身上暖烘烘的。有回我攥着她的手说：“周姐，等我攒够钱，带你走，去没人认识咱的地方，重新过。”她眼泪掉下来，说：“别傻了，你还年轻，我配不上你。”我说：“配不配，我说了算。”她没再吭声，只把我的手握得更紧。
那两个月，我们像真两口子一样过日子。我修好了她家所有坏掉的东西——灯泡换亮的，水龙头不漏了，连缝纫机都修得利利索索。她乐得不行，说要做件中山装给我，“你穿中山装好看。”那种日子，甜得像偷来的。
可偷来的终归要还。十二月德胜回来，头天晚上我就听见楼上动静不对劲。第二天周敏给我使眼色，让我别上去。再一天晚上，德胜敲了我家门，堵在门口问：“我不在时，你跟我媳妇，有没有事？”我咬死说没有，可他眼里的疑色像淬了毒的针，扎得我脊背发凉。他撂下句“最好没有”，走了。
十一月中旬，终究是兜不住了。那天我下班回来，见院子里乌泱泱一圈人，德胜揪着周敏头发在地上拖，她脸破了，血顺着嘴角淌，闭着眼一声不吭。德胜吼着问那男的是谁，她死咬牙关。我站在人群里，浑身血都往头上涌。他一巴掌又要扇下去，我冲出去喊了声：“是我！”
全场鸦雀无声。德胜愣了一秒，扑上来一拳砸我脸上，我倒地，嘴里全是铁锈味。他脚踢在我肚子上、肋骨上，我蜷着没还手。周敏尖叫着扑过来想拉，被一把搡开。有人报了警，警察来了拉开德胜，老警察叹口气说：“家务事自己解决，别打人。”德胜走了，周敏坐在地上，散着头发，满脸伤。我爬起来想扶她，她躲开，声音平得像死水：“你走吧，建国。别再来了。”她一步一步上楼，那脚步声从此踩在我心上，踩了几十年。
第二天，全厂都传遍了。我妈哭，我爸气得咳了半天，骂我伤风败俗。厂里给了处分，停职一个月。德胜和周敏离了婚，周敏搬走，像一滴水蒸发在太阳底下。我找遍她能去的地方——娘家说没见，火车站汽车站，甚至去了她提过的乡下老家，什么都没找到。后来听人说她去了南方，再后来，便石沉大海。
那双绣兰花的鞋垫，我留了二十多年，洗得发白，边都毛了，舍不得扔。那件灰毛衣，穿到袖口磨破才收进箱底。日子还得往下过，后来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柴米油盐，平平常常。可偶尔夜深人静，窗外的风吹得老树窸窣响，我还会想起那个夏天，想起筒子楼昏暗的楼道，想起她坐在月光里，眼睛亮亮地看着我，说“我也想你了”。她像我心上一道疤，年月越久，印记越深。
前些年碰见老邻居张叔，他说在火车站遇见过周敏一次，带着个孩子，看着挺好，还问起我。“问啥？”我问。张叔说：“问你过得咋样。我说你结婚了，有孩子了。她笑了笑，说那就好。”我站在大街上，阳光白晃晃的，心里头却像打翻了五味瓶。去年厂里老职工聚会，有人提起德胜如今发了财，娶了年轻老婆；有人提起周敏嫁了个老实人，日子安稳。张婶拍我肩膀，老太太头发全白了，眼睛却亮：“建国，还想着她呢？都过去了。”我笑笑没搭腔。
是啊，都过去了。可有些东西过去了，它还在。就像老家院墙上的青苔，雨一淋又泛绿。
回家后我翻出那张发黄的照片——当年技术比武得奖时照的，我站在机器旁傻乐呵。照片背面有一行清秀小字：“建国，愿你一生平安。”不知她何时写的。我看着那几个字，鼻子一酸。那年我二十一，今年四十六，二十五个春秋。人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我那不算失足，反倒像一脚踩进了春天最软的泥里，拔不出来，也舍不得拔。
后来女儿长大了，问起我年轻时的事，我给她讲了这段。她歪着头问：“爸，你们咋不在一起？”我说：“那时候，好多事由不得自己。”她追问：“那现在呢？”我摇摇头：“现在，我们都老了。”女儿不问了。那晚我坐阳台上抽烟，看远处万家灯火，想起她说的——“两个月，咱们能天天在一起了。”她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那俩月，可真像过了一辈子。
如今日子照旧，妻子看电视，女儿写作业，生活像拧紧了发条的钟，有条不紊地走。可我总在某个愣神的工夫想起她，想起她做的红烧肉，想起她织毛衣时微微蹙着的眉，想起她站在楼梯口，轻声说：“建国，你来了。”我来了，可你走了——一走就是一辈子。
前阵子整理旧物，又翻出那张照片，边角卷得不像样了。我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把它搁回抽屉最里头，轻轻合上。躺在床上闭上眼，二十多年前的画面又浮上来：夏夜，筒子楼，门虚掩着，昏黄的灯，她坐床沿上抬起头，温温柔柔地笑。
可第二天睁眼，枕巾洇湿了一片。窗外天大亮，麻雀在电线杆上叽喳。我坐起来，心里头那个地方又软又疼。但我不后悔，真的不后悔。即使最后没在一块儿，即使想起来心口还抽抽地疼，可那是我这辈子最真的感情。她让我知道，什么叫心动，什么叫牵挂，什么叫“除却巫山不是云”。
常有人问，人这一辈子，是该按部就班，还是该为一个人奋不顾身一次？我自个儿的答案，是后者。那两个月偷来的时光，够我咂摸一辈子。她就像我平淡日子里忽然炸开的一束烟花，亮过了，没了，可那亮光烙在眼底，怎么都褪不掉。
所以，若你问我，如果重来一次，还选不选？我会说，选。哪怕结局还是这样，哪怕最后只能在梦里见她。因为有些情分，不是看长短，是看深浅。她在我心里住下，就再没搬走过。这辈子，我遇见最好的姑娘，是在二十一岁，在那筒子楼的昏暗楼道里，在那个月光满地的晚上。
写到这儿，窗外又起风了。我搁下笔，抬头看看天，云彩白得像她当年穿的那件的确良衬衫。不知此刻她在哪儿，日子过得可好？她有没有偶尔，也像我一样，在这个寻常又不寻常的夜里，想起那年的筒子楼，想起那个愣头青一样的小陈？
我想，这就是人生吧。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一段路，但那段路，能照亮你往后全部的黑暗。她不在了，可她哪儿都在——在我收起来的鞋垫里，在我磨破的毛衣里，在我往后余生每一个风起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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