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示栏前围了一圈人。
我挤进去的时候，有人让了让。那张红榜贴得端端正正，上面印着六个名字。
我看了三遍。
没有。
何建国三个字，哪一行都没有。
身边的嘈杂声像是隔了一层水。
有人喊我名字，我听不清。
我只看见考绩表就贴在红榜左边，总分第一，工龄最长，年限最久。
两张纸之间隔了不到十厘米。
十厘米。
我转过身，往办公楼走。阳光照在脸上，有点刺眼。
吕主任的办公室在三楼，门开着。
他看见我进来，笑了一下：“建国来了？坐。”
我没有坐。
“你也别多想，”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年轻人嘛，要给他们机会。你觉悟高，应该能理解。”
我看着他的眼睛，他躲开了。
我听见自己说：“理解，主任说得对。”
我笑了。
那时候窗外正好有邮递员经过。
01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郑薇已经把饭端上桌了。
她问我看榜了没，我说看了。她又问有没有我，我没吭声。
筷子在碗沿上划了一下，她抬起头看我。
“没有？”
“嗯。”
我把碗端起来，夹了一筷子菜。她坐在对面，不动筷子，就那么看着我。空气安静得能听见隔壁的电视声。过了好一会儿，她说了句：“吃饭吧。”
那天晚上她没再提这事。
但我半夜醒来的时候，看见她一个人坐在客厅里。
客厅的灯没开，她就那么坐在黑暗里。窗帘被风吹起来，月光照在她侧脸上，我看见她肩膀在抖。
我没出声。
第二天一早，我骑自行车去了单位。
刚进大门就碰见彭翰飞，他正蹲在花坛边抽烟。
看见我，他站起来，张了张嘴，最后只说了一句：“老何，节哀。”
我没接话，进了办公楼。
走廊里有人看见我，刻意别过头去。
有人跟我打招呼，声音比平时小了几分。
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老李坐在我对面，正翻报纸，看见我进来就低下头。
考勤表在桌面上，我把它翻了个面。
那个叫黄瑾瑜的年轻人上午来我们办公室拿文件。
我这是第一次认真看他，三十出头，戴眼镜，头发梳得整齐。
他进来的时候跟谁都没打招呼，拿了东西就往外走。
老李等他走后，低声说了句：“听说跟吕主任有点关系。”
我没追问。
中午在食堂吃饭，我打了饭刚坐下，就听见旁边那桌在小声议论。
“听说没，是吕主任的外甥。”
“怪不得，考评第一都轮不上。”
“小声点，你别在这儿说。”
声音低了下去。
我一口一口扒着饭，没什么味道。
吃完饭回到办公室，我看了一眼墙上的钟，又看了一眼窗外。
院子里的邮筒就立在大门右边，绿色的，漆掉了一块。
下午下班的时候，吕文博在楼道口叫住我。
“建国啊，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我跟着他上了三楼。他办公室空调开着，凉飕飕的。他让我坐，又倒了杯水。
“上午那事儿，你没情绪吧？”
我摇头说没有。
他笑了：“那就好。我这个人你也知道，对事不对人。这次确实名额紧，下回肯定优先考虑你。”
他一边说一边翻桌上的文件，语气很随意，像是说一件跟自己没关系的事。
我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是凉的。
他又说：“你也知道，现在单位正处在改革的关键期。上面查得很严，什么都要讲政策、讲原则。不是我说了能算的。”
我说我明白。
他点了点头：“我就知道你是个明白人。”
从办公室出来，下楼的时候，我跟一个穿夹克的中年男人擦肩而过。他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直接上了三楼。我没在意，出了办公楼。
那天的晚霞特别好看，把邮筒照得发红。
我推着自行车往门口走，经过邮筒的时候，我看见信箱口敞着，像一张嘴。
02
第二天是周末。
郑薇一大早就去超市上班了。我坐在家里，翻来覆去地看那张分房通知的复印件。这是我从公示栏上抄下来的，六个人的名字，还有分房面积。
最大的一套三居室给了黄瑾瑜。
八十平米。
我合上那张纸，放进了抽屉。
儿子何宇在我旁边做作业，低着头，一副什么事都不知道的样子。
他已经高二了，功课紧，每天早出晚归。
我们爷俩平时话不多，但我知道他心里有事。
去年他说过一句“同学家都有书房”，说完自己又把话咽了回去。
我坐在沙发上发呆。
电视开着，我根本没看。
下午郑薇回来的时候，提了一袋子菜。她把菜往厨房一撂，对我说：“我今天在超市碰见黄瑾瑜他妈了。”
我应了一声。
“她那个得意的样子，”郑薇咬着牙，“逢人就说她儿子分房了，还是三居室。我听见了，没理她。”
我没说话。
她转过身去择菜，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何建国，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房子啊！咱家都多少年了，住这个破筒子楼。夏天热蚊子多，冬天漏风，儿子连个写作业的书桌都挤不下。你倒好，还在那儿装没事人。”
刀刃剁在砧板上，笃笃笃的响。
“人家黄瑾瑜才来几年？三年不到吧？你呢？二十年！”
我说：“你别说了。”
“我凭什么不说？”她转过身来，眼眶红了，“我在超市站一天，站着给人家收钱，一个月几百块钱。你呢？你画了多少张图纸？熬了多少个通宵？到头来呢？”
我看了她一眼。
她说：“我不怕穷，我就怕你认了。”
那晚我没吃晚饭。
一个人坐在卧室里，窗户开着，楼下有人在打牌，笑声和骂声混在一起，传上来。
我翻出单位发的几本奖状和证书，红皮的、绿皮的，叠了一摞。
我一本一本翻过去，有一本是八年前发的。
那时候我刚三十五岁，头发还是黑的。
电话响了，是彭翰飞打来的。
“老何，你明天有空没？”
“干嘛?”
“请你喝顿酒，咱俩好久没聚了。”
我沉默了一会儿：“行。”
挂电话的时候，郑薇从客厅走进来，看见我在翻证书，愣了一下。我没抬头，把证书收好，放回抽屉里。
第二天中午，我去了彭翰飞说的小饭馆。
他点了几个菜，还开了一瓶白酒。我坐下以后，他先给我倒了一杯，然后自己倒上。碰了一下杯，他开口说：“昨天的事你别往心里去。”
“不会。”
“我听说，那个黄瑾瑜，确实是吕主任的外甥。”他压低声音，“吕文博有个姐姐，嫁到隔壁市去了。黄瑾瑜是他姐的儿子，前年才调到咱们单位。”
我拿起筷子夹了口菜。
“还有，”他又倒了一杯，“你知道吕亮不？”
“后勤那个？”
“对，吕文博的亲弟弟。”
他喝了一口酒，看我一眼：“我听说，吕亮去年卖了一处厂房。那厂房是九十年代初建的，有两千多平米。估价的时候压得很低，买主是吕亮老婆姐夫的亲戚。”
我放下筷子：“你有证据？”
“证据嘛……”他犹豫了一下，“有人看过合同。”
“谁？”
“老会计，徐保国。”
我脑子里闪过那个人的脸。瘦高个，头发花白，平时不爱说话。他在单位干了三十多年，去年刚退休。
“他手里有东西？”
彭翰飞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说：“他跟我说过，那份合同的价格不对，差了起码二十万。他压了几年了，一直没敢往外捅。”
我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辣得嗓子发紧。
“老何，”彭翰飞看着我，“你要是真想闹，就别声张。我就是告诉你一声，你自己掂量。”
他说完就低头吃菜了，不再看我。
我坐在那里，看着窗外。太阳很大，街上有个人推着三轮车在卖西瓜，有人弯腰去挑。
03
周一早上我到单位时，看见黄瑾瑜在吕文博门口站着，手里捧着一摞文件。吕文博办公的门半开着，里面传出说话声。
我低头走过去。
上午的会我没开完就出来了，坐在厕所里抽了支烟。
走廊里有人来回走动，脚步声杂沓。
我掐灭烟头走回办公室，老李在接电话，看见我进门，冲我比了个手势，压着话筒说：“主任找你。”
吕文博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
“建国啊，”他抬起头，“老厂那边有几张图纸要改，你辛苦一下，抽个时间去看看。”
我说好。
“另外，”他顿了顿，“下周局里要来检查，你得写个汇报材料。这个比较急，你这两天弄出来。”
“行。”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桌面上：“这个是上次评优的奖金，我帮你争取的。你拿着。”
我看了看那个信封，没接。
“拿着吧，”他笑着说，“这是你应得的。”
我伸手拿了，放进兜里。信封薄薄的，装不了多少钱。
“你跟彭翰飞关系不错？”他突然问了一句。
我心里紧了一下：“还行，老同事了。”
他嗯了一声，没再问什么，挥了挥手让我走。
走廊里，我掏出那个信封，没拆，随手塞进抽屉里。老李不在办公室，整层楼都很安静。我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向档案室。
档案室在二楼最里边，平时很少有人去。门锁着，我敲了敲，没人应。我又敲了两下，角落里传来脚步声，门开了条缝，露出一张瘦削的脸。
徐保国。
他穿着旧工作服，手里拿着一把钥匙。看见是我，他愣了一下：“何工？”
“徐会计，”我压低声音，“我想跟您打听点事。”
他往走廊两头看了一眼，侧了侧身体：“进来吧。”
档案室里很暗，只有窗边透进来一道光。桌上堆着一摞摞旧账本，灰尘很大。他拉了一把椅子让我坐，自己坐到对面。
“什么事？”
我看着他，舔了舔嘴唇：“去年卖厂房的事，您知道吧？”
他的脸色变了。
我不说话，他也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他叹了口气：“你打听这个做什么？”
“我想知道，那份合同的价格是多少？”
他站起来，走到一个铁皮柜子前，打开锁，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递给了我。
信封里是一张复印件，上面印着红章。我拿出来看了一眼，心跳得很快。
“你别往外传，”他说，“我压了好几年了，就怕出事。”
我看着那张纸，上面的数字很清楚。估价三十万，实际卖价十万。
差了二十万。
“为啥卖这么低？”
“买主关系硬。后勤那边说了算，我也拦不住，只能留一份底。”
我合上那张纸，又仔细看了几眼。上面签字的地方写着吕亮。
“何工，”徐保国看着我说，“你要是想查，你查。但你别说是我给的。我家还有个孙子要养，经不起折腾。”
我说：“知道了。”
从档案室出来，天已经快黑了。走廊里没人，我走到窗口，把那份复印件小心折好，塞进内衣口袋里。
口袋里那个薄薄的信封硌得我胸口的肉有点疼。
04
我没有马上行动。
那些天我照常上班，画图、开材料、去老厂看现场。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吕文博偶尔碰见我，还是那副笑呵呵的样子，问我工作累不累，我说不累。
只有我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每天晚上，等郑薇和儿子都睡了，我就一个人坐在厨房里。
厨房的灯昏黄，我掏出那张复印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上面的每一个字我都能背出来了。
标的物、面积、价格、签字、日期，全记得。
但我还是没动。
我怕。
我在这个单位干了二十年，从小到大，从青工到骨干。我认识了所有人，所有人也认识我。我不想让他们戳脊梁骨，更不想让郑薇跟着我遭罪。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从床上爬起来去了阳台。楼下有一排梧桐树，风吹得叶子沙沙响。
郑薇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站在我身后。
“几点了？”
“两点。”
“你天天这样，身体扛不住的。”
我没回头：“我再想想。”
“你想什么？想二十年工龄被人顶替的事？想那张分房名单的事？”她的声音平静下来，“何建国，我不逼你。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你要是觉得算就算了，我没意见。但你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就别半夜在这儿叹气。”
她说完就回屋了。
我蹲下来，点了一根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闪了一下，很快灭了。
第三天，我去了一趟老厂。
老厂早就停工了，厂房空荡荡的，铁门上了锁。
我绕到后面，透过窗户往里看。
里面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地灰。
那台旧机床还在墙角，上面盖着帆布。
我蹲在墙角，用手摸了摸地面。
地面挺干净的，不像停产很久的样子。
回来的路上，我在单位门口碰见黄瑾瑜。他骑着一辆摩托车，副驾驶上坐了个年轻女人。他看见我，没停车，只是点了一下头就开过去了。
那辆摩托车是新款的，我看车行打过广告，要一万多。
一万多。
他一个月工资才多少？
我回到家，把那份复印件又翻了出来，摊在桌上。郑薇看见了，没说话，只是把菜端到桌上，又摆了一双筷子。
儿子埋头吃饭，不知道大人们在想什么。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
后来我进了屋，把门关上了。我拿起笔，找了一张白纸。
我决定写一封信。
写完第一行字，我停住了。窗外有人走路的声音，皮鞋踏在水泥地上，咔咔的。
我没有继续写。
我先把复印件收好，然后把笔放进了笔筒。
那封信，我在心里打了三遍草稿，一个字都没写出来。
05
周四下午，吕文博又在楼道里叫住我。
这次他没让我去他办公室，而是把我拉到走廊尽头的窗户边。
那里没人，他压低声音说：“建国啊，我听说你最近去了老厂，还在档案室待了一阵子？”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脸上没露出来。
“吕主任，那几张图纸我得去现场看，档案室是找几年前的施工记录。”
他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嗯，那就好。”
他没再多说什么，拍了拍我肩膀，走了。
我站在原地，后背有点发凉。
晚上回到家，我把门反锁了，在卧室里坐了很久。郑薇敲了两次门，我都没开。她隔着门问：“你怎么了？”
我说：“没事，在想图纸。”
她没再问。
我掏出那封还没写完的信，从头看了一遍。只有几行字，写得很克制。举报对象写了吕亮，只提了厂房的事，没提黄瑾瑜。
但我还是担心。
彭翰飞消失好几天了，电话打不通。我去他办公室找他，他工位上的水杯还放着，但人不在。老李说他请假了，具体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没人在身边可以商量了。
周五早上，我在单位楼下碰见徐保国。他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戴着草帽，像是专门来找我。
“何工，”他压低声音，“我听说吕亮要调去后勤公司当经理了。”
我愣住了：“什么时候？”
“下个月，文件都拟好了。”
我站在门口，半天没说话。他看了看我，叹了口气：“你要是不弄，他就走了。走了，那些事就没人查了。”
他骑上自行车走了。我站在大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
那天上午，我坐在办公室里，一句话都没说。老李跟我搭话，我没听见。他看看我，没再说话。
下午三点，我站起来，去了趟厕所。
在厕所里，我掏出手机，给郑薇打了个电话。
“我想好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她说：“你决定了？”
“那我不拦你。”她又补了一句，“你能行吗？”
我苦笑了一下：“不知道。”
挂掉电话，我把手机关了，装在兜里。
下班前，我写好了一封信。信很短，只有半页纸。我把那天从徐保国那里复印的合同复印件折好，放进信封。
我站起来，把信封揣进裤兜里。
下班铃响了。
我走出办公楼，太阳正要落山，把地面照得发红。我走到大门口，停下来。
那个绿色的邮筒就在我右手边。
我站着没动，周围有人走过。有人跟我打招呼，我敷衍地应了一声。
我看着那个邮筒。
手伸进裤兜，碰到了那封信。
我听见吕文博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响，他说“你觉悟高，应该能理解”。
我看见名单上那六个名字，没有我。
我看见郑薇坐在黑暗里，肩膀发抖。
我看见儿子埋头吃饭，一句话不说。
我把信从兜里掏了出来。
信封上，我已经写好了地址。
我握住它，走到邮筒边，掀开了盖子。信箱口开着，黑漆漆的，像一张嘴。
我把信塞了进去。
信落到信箱底部，发出轻轻的“啪”的一声。然后盖子落回去了。
我站在那里，没有马上走。
邮递员还没来取信。我站在邮筒边，眼睛一直盯着那个口子。
我又走了。
不看了。
看了会后悔。
06
信寄出去的头三天，风平浪静。
第四天早上，我正在办公室画图，彭翰飞突然出现了。他瘦了一圈，眼眶有些发青。他走进来看了我一眼，又往门外看了看，然后关上门。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递到我面前。
“你看看。”
我接过来，是一份会议记录。上面写着讨论老厂土地处置方案，参会人有吕文博、吕亮，还有一个名字我不认识。
日期是去年三月。
“这个你从哪弄的？”
“别管从哪弄的，”他压低声音，“你那个信，是不是已经寄了？”
他急了：“你说实话！”
我点了点头。
他脸一下子白了。
他往门外看了一眼，又回过来说：“你知道吗，吕亮调到那边，就是吕文博安排的。他一个人去，谁都不牵连。你举报他，最多把他查了，吕文博还在。”
我说：“我知道。”
“那你还……”他话没说完，门外传来脚步声。他立刻闭了嘴，装作看墙上的公告牌。
脚步声过去了，他才转过身来：“老何，你要是真想干，就得把吕文博也拉进去。不然我就是个靶子，最后吃亏的是你。”
我看着那份会议记录，上面吕文博的名字清晰可见。
“这个文件，能给我复印一份吗？”
彭翰飞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还是点了一下头。
晚上，我拿着那份会议记录的复印件回到家。郑薇看见我脸色不好，也没多问。她只是把饭端上来，坐到我旁边说：“你先吃饭，别的再说。”
我扒了两口饭，又放下了。
家里很安静，只有电风扇嗡嗡响。
过了两天，彭翰飞又来了。他脸色更差，压低声音跟我讲：“吕亮那边已经知道有人举报了。”
我说：“你怎么知道？”
“昨天有人问我，问我最近在忙什么。还问我跟谁走得比较近。”他说完又补充了一句，“你要小心。”
我的心沉了一截。
但我没停。
那两天，我每天晚上都在整理材料。
我把能找到的、所有跟吕亮有关联的材料都翻了出来。
有合同、有报销单、有项目审批表。
有的我复印了，有的实在拿不到的，我就记下编号。
那个信封被我放在衣柜底层，郑薇拿旧衣服盖着。
第五天，事情来了。
早上我在办公室，老李接了一个电话，叫我过去听。
“何建国，你出来一下，外面有人找你。”
我走出去，看见两个穿夹克的男人站在楼道里。其中一个亮了一下证件：“我们是市审计局的，想找你了解点情况。”
我点了点头，跟他们下了楼。
在对面那间会议室里，他们问了将近一个小时。
都是关于老厂厂房的事。
我跟他们说了我知道的，也把那张复印件递给了他们。
他们看了很久，其中一个点了两下头，把复印件装进档案袋。
“谢谢你的配合。”
他们站起来，跟我握了手。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我手心全是汗。
回到办公室，老李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傍晚下班，我骑车回家。走到一半，我忽然感觉有人跟着我。回头看了看，路上没什么人。
大概是我多心了。
07
审计结束后，单位的气氛变了。
以前那些看我眼神躲闪的人，现在连看都不敢看了。
有些人在走廊里碰见我，快步绕过去。
也有人在食堂里议论什么，我端着饭走过去，他们就不说了。
黄瑾瑜也不怎么露面了。他办公室的门经常关着，偶尔开门拿东西，也是一副急匆匆的样子。
吕文博还是那副老样子。他见了我还是笑，但那笑容明显僵硬了很多。
有一天，他让办公室的人通知我，让我去他那里一趟。
我去了。
他关上门，坐回到椅子上，半天没开口。最后他抬起头，看着我，缓缓说了一句：“建国，你这个人，我一直挺欣赏的。”
我没接话。
“这些年，你在单位里干得如何，我心里都有数。”他拿出烟，点了一根，“但是有些事，你们这些做技术的不懂。”
他吸了一口烟，看着我。
“老厂那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
他笑了一下：“我呢，不是不想说。但有些事，说出来对谁都没好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我们俩谁都没说话。
过了很久，他说：“你回去吧。”
我站起身，走到门口。他叫住我：“建国，你想清楚了。有些事，捅出去收不回来。”
我没回头，直接开门走了。
那几天晚上，我几乎睡不着。躺在床上，眼睛直直地看着天花板。郑薇醒了，问我怎么了，我说在想事情。
第八天，彭翰飞给我打电话了。
“何哥，出事了。”他的声音很急促，“刚才审计局那边传消息过来，说那个案子他们查不了了。”
“为什么？”
“吕亮的大舅子，跟上面有关系。我听说，那边来函了，说‘案情复杂，暂缓处理’。”
我放下电话，坐着发愣。
那天下午，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吕亮的律师，说想跟我见面谈一谈。我说我没兴趣，就挂了。
挂完后我一直在想：他们怕了。
但他们怕的方式，不是认错，而是封口。
我坐在床边，拿出那份还没送出去的第二封信。
我本来想等审计结果出来再寄的，但现在看来，等不了了。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去了邮筒。
这回我多留了一个心眼，把第二封信换了一个信封，没在封面写地址，而是写了一个外面的地址——我在外地的朋友。
我把信寄了。
回来的时候，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路灯很暗，影子被拉得很长。
我回到楼下，抽了一根烟才上楼。推门进去，郑薇还没睡，坐在客厅里等我。
她说：“寄了？”
我说：“寄了。”
她站起来，去了厨房。过了一会儿，她端出一碗热汤，搁在我面前。
我喝了。
汤有点咸。
08
那封信寄出去以后，最明显的反应是安静。
彻底安静。
过了两天，审计局那边的人又来了。
这次来了一个小组，在单位待了整整三天。
我刻意回避着他们，该画图画图，该开会开会，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但我注意到，吕文博的办公室门一直关着。
第四天，审计组撤走了。
没人告诉我结果，也没人来问我什么。
同样奇怪的是，彭翰飞失踪了。
他请了年假，手机打不通，家里的电话也没人接。我去他家敲门，邻居说他去了外地。至于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徐保国那边，倒是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了我。
他骑着自行车，看见我，停下来。他没提审计的事，只是说：“这事，比想象的深。”
“你也小心点，别把自己搭进去。”
他说完就骑走了。
我站在路边，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小。
那几天，我把所有材料又整理了一遍。我担心这些证据会不会断，该复印的都做了复印，该记的都记了。
但我也知道，如果这次还是没有结果，我也许真的扛不住了。
半年了。
我等了大半年，结果还是没变。
名单还是那个名单，房子还是那个房子。我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每天在同一条路上来来回回，每天面对同一张办公桌。
日子像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
但我心里知道，不一样了。
有一天晚上，郑薇说了一句话：“何建国，你变了。”
我愣了一下：“哪里变了？”
“你以前不会想这么多。”她看着我，“你以前就是一个画图的。画完就下班，什么都不想。现在你什么都想，想得越多，脸色越难看。”
“我不是怪你，”她又说，“我就是怕你太累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楼下那排梧桐树还在，叶子已经落了不少。秋天快过去了。
我又掏出那封信的底稿，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写得很克制，很克制。
但我还是忍不住想：万一没用呢？
我掐灭烟头。
那一夜，我睡得比平时早。
不是我不想了，是我实在太累了。
09
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单位来了一份文件。
红头，印着省里的大章。
上面说，根据举报线索，经查，吕亮在单位后勤管理期间存在严重违纪行为，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决定给予吕亮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处分，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文件里没提吕文博。
我看到这份文件的时候，正在会议室里。外面有人在小声议论，说这是上面的意思。也有人说，吕文博是保不住了，只是还没公布。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那张红头文件，脑子里一片空白。
下午，办公室的人通知我，说吕文博被叫去谈话了。
我不知道是什么谈话。但我知道，他没回来。
第二天上午，单位大门口贴出了一张新的通知。
分房名单，重新公示。
这次，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有人恭喜我，有人不敢看我。有人拍我肩膀说“老何这次该你了”，也有人小声骂我“举报别人换来的”。
我什么都没说。
彭翰飞后来给我打了个电话。
“老何，听说名单重了？”
“你拿到了？”
他沉默了很久，说：“恭喜你。”
我说：“谢谢。”
他又说：“你赢了。”
我说：“我不觉得自己赢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他说：“我知道。”
然后挂了。
那天晚上，郑薇做了一桌子菜。儿子回来得早，看着满满一桌菜问：“妈，今天什么日子？”
郑薇说：“你爸分到房了。”
儿子没说话，但我知道他笑了。
后来，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郑薇说了很多话，说新房子怎么装修，说儿子终于可以有自己的房间，说阳台可以放一张小茶几。
她说了很多，我听着，也笑。
但笑不出来。
那份文件还在我心里挂着。
吕亮被查了，吕文博被叫去谈话了。但负责调查的，还是那些人。
那些本来应该几年前就查清楚的事，非要等到有人把信塞进信箱，才会被真正处理。
我想起徐保国那张复印的合同，那份压在档案室里好几年、没人敢动的证据。
我忽然觉得有些东西卡在喉咙里，上不去，也下不来。
10
搬家的那天，是十二月中旬。
天很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郑薇请了一天假，我们找了辆小货车，把筒子楼里的东西一趟一趟往下搬。
其实也没多少东西。
一张旧沙发、一个老衣柜、两口箱子、几摞书，还有我那些年攒的奖状和证书。郑薇把它们包好，放在箱子里，搬上车。
儿子抱着自己的书包，坐在货车后斗里。
我站在楼下，看了一会儿那栋筒子楼。楼下的梧桐树叶子落光了，光秃秃的，风一吹，树枝嘎嘎响。
有人从窗口探出头来，看了又缩回去。
我问郑薇：“还落下什么没？”
她说：“没有了，都搬完了。”
我上了车。
新房子是六楼，三室一厅，八十平。窗户很大，阳光照进来，把地板晒得发亮。郑薇把窗户打开，让风进来，吹得窗帘鼓起很大的包。
儿子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
“爸，这里对面那块空地要建什么？”
我走过去看了看，说：“不知道，可能是小区。”
“要是建公园就好了。”
阳台上有一盆枯死的花，不知道是以前的主人家留下的。我把它拎起来，想扔掉。郑薇在屋里喊：“那花别丢，洗干净了还能用。”
我停住了，把花盆放在窗台上。
新家的墙上，什么装饰都没有。四面白墙，空荡荡的。郑薇说改天去买个挂历，再贴张画。
儿子在房间里把自己的书一本一本摆好，又走出来，靠在门框上，看着客厅。
“爸，这房子好大。”
“比咱以前那间大好多。”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
对面那片空地被围了起来，上面插着一块牌子，写着“待建楼盘”。
远处，夕阳把天染成橘红色，像那天的晚霞一样。
郑薇走过来，递给我一杯水。
“你坐这里发什么呆？”
“没有。”
她站在我旁边，看着远处：“你还在想那件事？”
我没吭声。
“都过去了。”
我喝了口水，水是温的。
“我知道。就是有些东西，翻过去了，心里还是会有印子。”
她没有再说话，只是站在我旁边，跟我一起看着远处。
风又吹起来，窗帘被刮起很高。楼下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有人喊了一句什么，很快又飘远了。
儿子在屋里喊：“妈，我书柜能放这边吗？”
郑薇应了一声：“来了来了。”
她转身进屋了。
我还坐在那里。
对面那片空地，不知道要建什么。挖土机停在中间，铁臂朝天，一动不动。
远处，那栋筒子楼被挡在另一栋楼的后面。我看不见它了。
我把杯子里剩下的水喝完，站起来，关上了阳台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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