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我刷视频，看到所谓的“中国”“知名”法学教授韩旭，在湖北大悟开庭，被“难为”。这事搞的挺热闹。韩旭庭上问：“你学过刑诉法没有？”审判长说：“没有！”律师的标题又出来了：“没学过刑诉法的审判长，难为中国知名法学教授”。
听话听音儿。你问人家学过刑诉法没有？人家说“没有”，有几个意思：一个是“你说的不算，我没学过，怎么在这里坐着的”，另一个是“好像就你学过似的”。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最后一个是：“懒得搭理你，没有价值，更没有法律效力。”
有些律师，就是这样：总喜欢把别人的毛病，无限放大；把自己的缺点只字不提。
就像在这个案子里。韩旭，他算啥“中国”“知名”法学教授。他顶多就是个有职称有名字的老师罢了。而且仅就老师这点，我看他也不见得称职。至少从他话都说不利索的角度看，我认为他就讲不好课。
别整天把别人缺点无限放大，好像你以及你的当事人完美无缺，毛病都是办案机关的。就像韩旭开庭后引以为傲而又啰里八嗦说的夸他的当事人那样：“（我）不虚此行来这儿，他（当事人）（法律条文）每一条比我们记得还清。”记得清刑法刑诉法条文，当然也记得律师执业规则，等审判结果不好，找你退费的时候，我看你还那么手舞足蹈而又啰里八嗦不？
去年一群律师围着海南陈宪清家的案子，像苍蝇一样的嗡嗡乱叫。现在结果不好，陈清宪儿子来起诉退费，怎么没一个出来说话了？
韩旭无足轻重，他的案子也不是关心的重点。我想借此重点谈的是：律师该怎么进行定位和说理的事。说的直白些，就是：律师是在“面上”另起炉灶、统揽全局，还是在“缝里”插针，寻找机会？
有些话听起来，不够起劲。但不够起劲的，才是真实的。就像真正过日子的都是“柴米油盐”，而不是“风花雪月”。整天给你“风花雪月”，让你听了就跟打了鸡血或者像发情野狗一样的，都是假的，来“渣”你的。
有些事，有程序包装，就显得云遮雾罩，无法击破实质。
所以，关于律师的执业定位，我想用更另一个更直观的例子来作对比。那就是：我们这些年来，自上而下推行和倡导的“以审判为中心”。政策文件要求“以审判为中心”，法律规定整体也是体现和倾向“以审判为中心”，理论学说更是不厌其烦的絮叨“以审判为中心”。但实践的情况怎么样？“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建立起来没有？即便在规范层面建立起来了，实践中做到了没有？
当然没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结合实践情况看看，法官坐堂判案，看的都是文字成品，对案件幕后的矛盾和主导因素不知情、更没有把握，你让他以自己看到的文字材料为中心，他自己担得起来吗？从另一个角度看，公安局、检察院对完全的、彻底的“以审判为中心”会怎么看？“怎么着？就你最牛？我们都是吃白饭的？”检察院说：“审判为中心？我们怎么不知道。刑诉法不是写了吗？对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法院一般应当采纳。这明明是以检察院为中心。”公安局说：“可以啊，审判为中心。下一步，抓罪犯的时候，我们请你们一起去看看去办办，看看我们形成的文字材料，是不是已经穷尽了执法力量。”“再不行，你去抓！”
中国的刑事诉讼运行实践中，不存在以哪个为中心的问题。公检法三家都是商量着来，也就是刑诉法中写的“分工配合、互相制约、互相监督”。
有人批评上述刑诉法规定，说这是三家共同针对嫌疑人、被告人。这是不了解我们体制机制运行实际和运行规律的幼稚看法。
他们有时候意见很不一致，有时候争吵很激烈。只是不对外公开。不对外公开也对，结合实践情况和国情条件，如果把内部意见全部对外公开，会被律师炒成什么样子？会另行引发多少、多大的矛盾？“他们只抓住对自己有利的那一个点大吵大闹，不顾整体面貌。”
“司法运行实际没有中心”，更不会以律师为中心。所以，有些律师总喜欢把办案机关所有证据材料一脚踢开。“这个案子有幕后因素”、“这个案子程序中有问题”、“留置人大代表，没有通知人大及其常委会”，“所以所有证据统统无效”。
这不是什么法律理解适用问题，也不是什么程序问题，实质上是律师自行建立了“以自己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这，怎么可能实现？实现了，效果会是什么？
不仅是律师，任何人，作为一个个人，在办事的时候，都是在见缝插针、寻找机会的。领导提拔你的时候，“找个合适时机，再找个适当的理由”。公安想留点余地的时候，得比照一下前后的案子，和共犯中的主次关系，“找个合适的由头”。检察院想把量刑建议弄的轻些，得综合所有的在案证据，找出能够从宽量刑的情节。即便到了你们整天鼓吹作为中心的法院，法官想判轻点，也得找些理由，看“是不是从犯”、“以往的案子有没有从轻的先例”、“检察院会不会有严重对立情绪”。
“世界既是我们的，更是你们的。”别整天嚷嚷着，“我们全对，你们全错。”
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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