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那个血色清晨，已经过去了快一年。2026年7月24日，备受关注的四川仁寿“9·9”故意杀人案，将在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在研读这起案件的卷宗信息时，我的内心始终难以平静。
这不仅是一场夹杂着亲缘与旧怨的人伦惨剧，更是一场关于“精神病人犯罪”与“司法公正”的沉重思辨。当“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撞上蓄谋已久的连杀行为，法律的天平究竟该如何校准？这起案件里，藏着每一个普通人都有权读懂的法律真相。
一、血色清晨：当尖刀刺向舅舅与耄耋恩师
让我们先把目光拉回案发时刻。2025年9月9日上午，49岁的徐某头戴鸭舌帽，揣着一把事先准备好的匕首，在四川眉山仁寿县的村庄里，接连袭击了四位同村熟人。第一位倒下的是他的亲舅舅高某云，紧接着是同村长辈高某远，之后是已经82岁的小学老师高申远，最后是邻居毛某星。三位老人均因胸部遭单刃利器刺击，导致心脏、肺等重要器官破裂，失血过多而死亡，邻居毛某星重伤二级。作案后，徐某驾驶电动车逃离，但警方在3小时内便将其抓获。
更令人心悸的是行凶动机。徐某供述，杀小学老师是“报复老师教书时管教太严”，对舅舅和长辈则是要“了结所谓恩怨”。然而，受害人家属和村干部都证实，近些年未曾见过他们之间有现实冲突。几十年前的管教记忆，竟成了夺命之由，这种巨大的荒诞感与暴烈感，正是本案最刺痛人心的地方。
二、核心争议：什么是“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案发后，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于2025年10月出具鉴定意见：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案发时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这直接点燃了受害人家属的愤慨与公众的疑虑——连杀三人，还能因为“有病”从轻发落？
要理清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走进刑法典。我国《刑法》第十八条明确将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划分为三层：第一，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家属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第二，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三，就是我们本案中的“部分刑事责任能力”——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请注意，法条用的是“可以”，而非“必须”。这意味着，即便鉴定意见认定徐某是部分刑事责任能力，法官依然握有自由裁量权，可以选择从轻减轻，也可以选择不予从轻。它不是一块自动减刑的免死金牌，而是一道需要结合全案事实严谨判断的弹性闸门。
三、预谋与精神分裂，真的不能共存吗？
受害人家属最不能接受的，正是徐某在作案前后的高度“清醒”。检方起诉书明确指出：徐某作案前有关闭手机、丢弃手机卡、提前踩点、规划逃跑路线等行为，这是典型的预谋作案。家属因此质疑：一个能如此周密策划的人，怎么可能辨认不清自己的行为？
这种质疑非常朴素，也切中要害。但精神医学与法律评定的复杂性恰恰在这里。精神分裂症并不意味着患者在所有时刻、所有事务上都丧失判断力。部分患者可能在妄想、幻觉等精神病性症状的驱动下实施暴力，同时又保留着一定的现实安排能力。换句话说，他可能清楚地知道“我要去杀某人”，并且规划了如何实施、如何逃跑，但这种“知道”本身，正是被扭曲的病态信念所支配的。他或许能辨认行为的违法性，但控制行为的能力已经因病显著削弱。
因此，关键不在于他有没有预谋，而在于这些预谋背后的“推手”是病理性的妄想，还是现实恩怨的理性选择。如果徐某所谓的“旧怨”本就是妄想内容，是他内心虚构的、从未真实存在的仇恨，那么预谋行为反而可能成为他病态逻辑的注脚。当然，如果调查证实他完全清楚仇恨子虚乌有，只是为了脱罪编造，那性质就会截然不同。这正是重新鉴定和法庭调查要竭力厘清的核心事实。
四、天平的两端：累犯、坦白与部分责任能力的博弈
本案的量刑情节堪称一场法律要素的“大交汇”。一方面，徐某构成累犯。他曾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本次作案距离刑满释放不足五年，又犯下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杀人罪。根据刑法，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且不能适用缓刑和假释。另一方面，他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构成坦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同时，那份“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悬在中间，成为可以从轻或减轻的法定理由。
法庭将如何权衡？这里没有简单的数学公式。通常，法官会综合考量：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预谋的周密性、造成的死亡后果、对社会的危害性，以及被告人的精神状况对犯罪行为的实质影响大小。当预谋性极强、后果极其严重时，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从轻幅度会受到严格限制，尤其是如果重新鉴定发现，徐某作案时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削弱并没有达到显著程度。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手段特别残忍、造成多人死亡的重大暴力犯罪，即便存在限制责任能力，也完全可能依法不予从宽，判处严厉刑罚直至死刑。法律守护的，终究是对生命权的最高尊重。
五、惩罚之外，我们还应看到什么
这起案件留给社会的，绝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解读。那位82岁的高申远老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面对的竟是曾经教过的学生，这撕裂的是最基本的人伦与师道。三个家庭的破碎，一位重伤者难以愈合的创痛，都在提醒我们：精神疾病不是暴力的遮羞布，但对精神障碍者的社会支持、对前科人员的心理疏导，以及对乡村隐性矛盾的及时化解，都是我们长期忽视的软肋。
徐某长期从事屠宰卖肉工作，离异，孩子未共同生活，前科回归后似乎一直游走在社会连接薄弱的边缘。如果他的精神异常早已显现，却没有被有效识别和干预，那么这起悲剧其实早已在无声中酝酿。惩罚是必要的，但不能止于惩罚。我们需要更早地发现断裂，弥合伤痕。
让鉴定回归科学，让证据说话。无论是依法严惩，还是依法从轻，都应当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和严谨的逻辑推理之上，经得起法律、伦理和时间的检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正义不仅体现在判决书的那几行字里，更体现在我们对人性复杂的理解，对底线规则的坚守，以及对“不让悲剧重演”的集体努力中。我们一起凝望这场审判，凝望法律如何在血与泪之间，写出既坚硬又悲悯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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