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洛阳香山。七十五岁的白居易走完一生，留下近三千首诗。长安市井有人传唱《长恨歌》，江湖旅客熟悉《琵琶行》，孩子也能背出“离离原上草”。
可那个作品家喻户晓的诗人，曾经穷困奔波、当面顶撞皇帝，又在一场刺杀案后被逐出长安。
他后来为何不再锋芒毕露，反而成了世人眼中的“乐天居士”？
那一年，白居易四十五岁，已经离开长安两年。此时的他，不再是翰林学士，也不是敢于在朝堂直言进谏的左拾遗，而是一个远离政治中心的江州司马。司
马在唐代多属闲散官职，没有多少实权，这次贬谪，对白居易而言，更像是一种政治上的放逐。
宴席将散时，一阵琵琶声从江上传来。白居易循声邀请弹奏者相见，对方原是长安教坊旧人，年轻时名动京城，后来年华老去，嫁给商人，随丈夫漂泊江湖。她讲述自己的遭遇，白居易也想起了自己的经历，于是写下了后来流传千古的《琵琶行》。
后人熟悉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却容易忽略，这句话其实也是白居易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琵琶女失去的是青春和舞台，白居易失去的是抱负和理想。两个人虽然身份不同，却都经历了命运骤然转折，因此才能在那个秋夜彼此理解。
白居易并不是因为一次偶遇才写出《琵琶行》，真正让他发生变化的，是两年前那场震动朝廷的政治风波。
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在长安遇刺。这是唐宪宗削藩过程中最严重的一次政治事件，全国震动。
白居易得知消息后，立即上书，请求朝廷迅速缉拿凶手，以雪国耻。按照他的性格，国家大事发生，谏官直言，本就是职责所在。
可是，这一次，他没有得到赞赏。
朝中一些官员抓住他当时担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一身份，指责他越职言事，不应抢在有关部门之前议论朝政。
对白居易来说，这次打击远远超过一次普通的降职。
因为他一直相信，读书是为了济世，做官是为了治国，写诗也是为了补察时政。
江州的两年时间，让白居易慢慢冷静下来。他依然关心百姓，依然坚持写诗，却开始重新思考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
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相信，只要不断进谏，朝廷便会改变；也不再把全部希望寄托于仕途得失。
因此，《琵琶行》真正写下的，并不仅仅是一个歌女的故事，而是白居易经历政治失意之后，对人生的一次重新认识。
从这一夜开始，那个锋芒毕露、满怀改革理想的青年官员，逐渐学会了收起锋芒。而白居易后半生的人生道路，也将因此彻底改变。
如果说江州让白居易学会了面对现实，那么长安十年的经历，则塑造了他一生最鲜明的理想。
贞元十六年（800年），二十九岁的白居易考中进士，在慈恩寺雁塔题名，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两年后，他又与元稹同登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随后历任盩厔县尉、翰林学士、左拾遗等职。
进入长安后，白居易结识了元稹，两人志同道合，都认为诗歌不应只是吟咏山水、抒发个人情怀，更应该关注现实、反映民生。
这种主张，很快贯穿到白居易的全部创作之中。
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任盩厔县尉，与友人游仙游寺时，谈及唐玄宗、杨贵妃的往事，写下了《长恨歌》。
这首长篇叙事诗一经问世，便轰动长安，迅速传遍天下。后世多把它视作爱情名篇，其实白居易借李杨悲剧追忆盛唐，也寄寓了对国家由盛而衰的历史思考，并非单纯歌咏爱情。
《长恨歌》虽然让白居易名满天下，却不是他最希望留下的作品。
真正倾注他心血的，是《秦中吟》《新乐府》等一系列讽谕诗。
《观刈麦》写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卖炭翁》揭露宫市制度压榨百姓，《新丰折臂翁》反思战争给普通家庭带来的痛苦，《轻肥》《歌舞》则直指权贵奢侈享乐。
他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让皇帝知道民间疾苦，也让朝廷重新关注百姓生活。
担任左拾遗期间，白居易不断上书议政，讨论减轻赋税、限制进奉、约束宦官等事务。
他相信，诗歌和奏章一样，都能够影响国家政治。
正因为如此，白居易逐渐成为长安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官员之一。
普通百姓喜欢他的诗，因为写的是自己的生活；年轻士人敬佩他的胆识，因为他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但那些被作品讽刺、被奏章批评的权贵，也越来越把他视为眼中钉。
白居易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危险。他曾感叹自己性情刚直，不善迎合权势，担心终有一天因此招来祸患。
他依旧没有停止写诗，也没有放弃进谏，因为他始终相信，一个读书人既然身在朝廷，就应当为天下百姓说话。
可现实很快证明，中唐复杂的政治环境，并不会因为一位诗人的理想而改变。
后来，武元衡遇刺，白居易上书请求严缉凶手，却被指责越职言事，又因长期直言和讽谕创作，引来政敌集中攻击，最终被贬为江州司马。
这不仅是对白居易仕途的概括，也是整个中唐士大夫理想与现实碰撞后留下的一声叹息。
元和十年（815年）被贬江州，确实是白居易人生的重要转折，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从此消沉避世。
许多人对白居易有一种误解，认为《琵琶行》之后，他便成了那个饮酒赋诗、寄情山水的香山居士。实际上，江州只是他人生的一个低谷，而不是终点。
几年之后，朝廷重新起用白居易。
他先后出任忠州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又历任秘书监、河南尹等职，重新回到地方治理的第一线。
在忠州任内，当地山路崎岖，百姓往来艰难。白居易组织百姓修筑道路，改善交通，使城西道路更加便利。工程虽然不大，却直接方便了当地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长庆二年（822年），白居易调任杭州刺史。
杭州虽然风景秀丽，却长期受到饮水和灌溉问题困扰。白居易到任后，没有沉迷湖光山色，而是首先调查民生。
他主持疏浚长期失修的六口古井，解决百姓饮水困难；又针对西湖淤塞、湖水无法充分灌溉农田的问题，组织疏浚湖道，完善蓄水灌溉体系，并把治理经验写成《钱塘湖石记》，刻石立碑，希望后来接任者继续依照制度管理，而不是工程结束便无人过问。
相比长安时期动辄议论天下大事，此时的白居易开始关注一口井、一条河、一片农田。
他发现，真正能够改变百姓生活的，未必都是轰轰烈烈的大改革。
后来调任苏州刺史后，他同样把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建设上。
当时苏州水陆交通繁忙，却存在不少阻碍。白居易主持开凿山塘河，疏通虎丘至阊门之间的交通，使商旅往来更加便利。这条河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著名的山塘街，成为苏州重要的交通命脉之一。
这些政绩，与他年轻时写《卖炭翁》《秦中吟》相比，看似完全不同。
其实，两者之间有着一条清晰的主线。
年轻时，他希望通过诗歌告诉朝廷，百姓为什么受苦；中年以后，他开始直接解决百姓正在面对的问题。表达方式改变了，关心民生的初心却没有改变。
也正是在江南任职期间，白居易留下了许多今天家喻户晓的诗篇。
无论是“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还是“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都让后人觉得白居易越来越闲适、越来越会享受生活。
但如果仔细观察便会发现，这种闲适，并不是因为他忘记了现实，而是经历了长安的挫折之后，终于懂得了什么事情值得坚持，什么事情已经无法强求。
他依旧关注百姓，也依旧认真做官，只是不再执着于改变整个朝廷，而是尽自己所能，把一州一郡治理得更好。
从“兼济天下”到“独善其身”，很多人把这理解为白居易的退缩。
实际上，这更像是一位经历半生沉浮的士大夫，对现实作出的重新选择。
他没有放弃理想，只是把理想，从长安的朝堂，放到了百姓每天都会经过的道路、饮用的井水和耕种的田地之中。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洛阳香山。
这里靠近龙门，山水清幽，也是他晚年经常游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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