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疑心，我们所住的地方，并不缺太阳，只是有人欢喜把窗纸糊得很厚。
太阳自然还是太阳，然而落到屋里，便只剩下一层灰黄的颜色。
人在这样的光里住得久了，也渐渐忘记外头原来还有四季。
于是，总有人问：如今是不是一个最平庸的时代？
我却不敢忙着点头。
因为翻开旧纸堆，便知道，世上真正值得称道的年月，本来就并不很多。
历史仿佛是一条极长的夜路，中间偶然有人点起一两盏灯，于是后来的人便误以为整条路都是亮的。
其实灯与灯之间，相隔着极长极长的黑暗。黑暗并不新鲜，灯火反倒罕见。
古人喜欢把过去说成黄金时代。
后来的人又喜欢把更早的过去说成黄金时代。
于是，黄金时代便永远在昨天，今天总是不如昨天，明天又一定会怀念今天。
这倒像村里的老人，总说年轻时米香，水甜，月亮也比今日圆；可是若真把他送回去，他大约也未必愿意。
这并不是因为今天格外坏，而是因为人的记忆，向来肯替时间梳妆。
然而，若只说这是记忆的把戏，也未免太轻巧了。
真正叫人害怕的，并不是贫穷，也不是落后，而是一种极缓慢的沉睡。
一个社会若贫穷，它还会想着富；若战乱，它还会想着安；若饥饿，它还会想着粮食。
唯独一种沉睡，是最安静的。
人人照常吃饭，照常说笑，照常称赞，照常鼓掌，甚至照常庆贺。
只是脑子里的东西，一天天薄了，眼里的疑问，一天天少了，嘴上的答案，一天天多了。
这样的时候，人是不觉得自己睡着的。
睡着的人，还会梦见自己很清醒。
于是，书越来越厚，思想越来越薄；话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少；仪式越来越盛大，创造却越来越稀少。
有人把这样的景象叫作安定。
我却觉得，更像是一池没有风的死水。
死水最大的本事，不是发臭，而是让人忘记河流本来的样子。
人若一辈子没有见过海，便会以为池塘已经足够辽阔；鸟若一辈子住在笼里，也会相信天空不过如此。
可天空终究不是笼子的形状。
因此，我每逢见到有人争论：“如今是不是最坏的时候？”便忍不住发笑。
最坏，哪里这样容易？
历史上的坏，并不是一天两天；它往往长得足够让几代人都误以为那便是天经地义。
孩子生下来，看见父亲低着头，于是长大以后，也低着头；孙子又看见祖父低着头，于是便以为，人原来就是这样走路的。
他们不是不想抬头。
只是没有见过别人抬头。
于是，最可悲的并非锁链，而是忘了自己原来可以没有锁链。
我曾见过乡间拉磨的驴。蒙着眼，绕着石磨，一圈又一圈。
它以为自己走了很远，其实不过仍在原地。偶然有人把蒙眼布揭去，它反倒惊慌，不知该往哪里走。
许多时代，也像这头驴。
它们并不是没有力气，只是不知道力气应当用来走向何处。
因此，真正的平庸，并不是没有英雄。
真正的平庸，是人人都觉得，不需要英雄，也不需要思想，只需要一个标准答案。
标准答案，是一种极省力的东西。
它替人思考，替人判断，替人愤怒，替人欢喜。
于是，人只剩下一件事情：重复。
重复的话，说久了，便像真理；重复的动作，做久了，便像传统；重复的人生，活久了，便像命运。
然而，真理不是回声。
传统也不是复印。
命运更不是抄写。
我想起古时候有人刻木为鱼，挂在梁上，说是年年有余。后来的人竟真的忘了鱼原来是在河里游的。
文化若只剩摆设，也便成了梁上的木鱼。
它不会游泳，只会积灰。
所以，一个民族真正衰老的时候，并不是诗人死了，不是学者少了，也不是书店关门了；而是人人都相信，世界已经没有新的问题。
没有问题，自然也无需答案。
没有怀疑，自然也无需思想。
没有思想，自然也无需文化。
于是，文化便像一株被移进暖房的老树，枝叶依旧，花纹尚在，只是不再开花，也不结果。
看的人还夸它苍劲，其实根已经很久没有碰过真正的泥土。
然而，我终究不肯绝望。
因为历史还有一个脾气，是所有写史的人都不大愿意承认的。
越漫长的黑夜，越容易让人误以为天永远不会亮；可天亮的时候，却常常没有人能够预告。
第一缕晨光，并不需要征得黑夜同意。
它只是照常升起。
于是，我总觉得，希望从来不是一种时代的恩赐，而是一种人的能力。
有人愿意怀疑，有人愿意发问，有人愿意把已经说烂的话重新掂量一遍，有人宁肯忍受孤独，也不肯轻易放弃自己的判断——这样的火星，纵然微弱，也终究比整片黑暗更值得珍惜。
因为黑暗再大，也不过是没有光。
光却能够生出更多的光。
所以，我不敢轻易说这是最平庸的时代。
平庸，并非某一个时代独有的病；它更像一种会反复发作的人性。
它可以披着古人的衣裳，也可以穿着今人的西装；可以写在竹简上，也可以藏在屏幕里。
它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刀剑。
而是一个仍愿意思考的人。
倘若还有人肯发问，肯怀疑，肯在众声喧哗之中，独自守住一点微弱而诚实的判断，那么无论身处怎样的年月，都还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死寂。
死寂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人们竟把死寂，当作了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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