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在东莞长安镇一家电子厂打工。

那厂子不大，百来号人，做收音机外壳的。车间里永远弥漫着一股塑料烧焦的味儿，电风扇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混着机油和汗臭。

我那年刚满20，湖南农村出来的，身板瘦，但骨头硬。

进厂三个月，我被分到注塑组，干的都是最脏最累的活。每天搬模子、清料口、打毛刺，手上的茧子比树皮还厚。

组里有个刘师傅，湖南邵阳人，跟我同乡。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背有点驼，是厂里最老的一批工人。他手把手教我调机器、认料号、看温度表，吃饭的时候总把他碗里的肉拨给我，说：“细伢子还在长身体，多吃点。”

我叫他刘叔。

七月中旬，发工资那天，刘叔蹲在车间门口，低着头，手里攥着工资条，眼眶红红的。

我凑过去一看，工资条上写着：扣款200元。

那个年代，我们普工一个月底薪才450，加班费一小时两块五。200块，差不多是半个月的饭钱。

我问刘叔咋回事。

他说质检那边说他上一批货有五个次品，要扣钱。

“那五个壳子我是看着打的，温度、压力都没问题，模具是老模具，打出来就是有点毛刺，打磨一下就能用。”刘叔声音发抖，“我找质检部，人家说厂长闺女亲自批的条子。”

厂长闺女。

这四个字在厂里就是个招牌。

她叫陈秀梅，厂长陈国强的独生女，那年刚中专毕业，在厂里管账兼质检。平时穿着白衬衫、黑裤子，头发扎得一丝不苟，脚上是一双擦得锃亮的黑皮鞋，跟我们这些灰头土脸的打工仔走在一起，中间隔着十万八千里。

她从来不笑，说话像刀切豆腐，干脆利落，厂里人都怕她，背地里叫她“二厂长”。

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一听是“厂长闺女”扣的钱，火就上来了。

我拉着刘叔去找她。

办公室在二楼，空调吹得凉飕飕的。她坐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质检单，手里拿着笔，抬头看我们一眼，眼神跟看两颗螺丝钉似的。

“什么事？”

我让刘叔把情况说了一遍。

她听完，眼皮都没抬：“模具老化不是理由，质量标准是统一的，有毛刺就算次品，次品就要扣款，这是厂里的规定。”

“可那毛刺打一打就能用，又不是报废了。”我争辩。

“规定就是规定。”她放下笔，看着我说，“你哪个组的？叫什么名字？”

“注塑组，周建国。”

她在本子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抬头：“行，我知道了，你们出去吧。”

那语气，就像打发两只苍蝇。

我站在那儿不走：“厂长，刘师傅家里困难，老伴儿常年吃药，这200块钱您扣了，他这个月吃饭都成问题。能不能通融一下？”

她站起来，盯着我看了三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厂里不是慈善机构，干不了可以走。”

我火了。

二十岁的愣头青，血气方刚，哪受得了这个。

我一拍桌子：“你他妈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坐办公室吹空调，知道车间里多少度吗？四十五度！刘师傅在机器旁边站一天，汗把裤衩都湿透了，你一句话就扣人家半个月饭钱，你良心让狗吃了？”

她脸色变了，白净的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突然抬手就推了我一把。

她劲儿不大，但指甲长，直接在我脖子上划了三道红印子。

我下意识一挡，手肘撞在她肩膀上，她往后趔趄了两步，撞翻了桌上的茶杯，茶水泼了一地。

她愣了一秒，然后像疯了一样冲上来，抡起拳头就往我身上砸。

我那时候脑子也懵了，本能地还手，两人就在办公室里扭打起来。

她抓我头发，我推她肩膀，她踢我小腿，我挡她的胳膊。桌子椅子撞得哐啷响，文件散了一地，外面的人听见动静，呼啦啦围过来看热闹。

我们俩从办公室打到走廊，又从走廊滚到楼梯口。

我脸上被她挠了好几道血印子，火辣辣地疼。她的白衬衫扣子也被扯掉两颗，头发散了，狼狈得不像样子。

车间里的人都跑出来了，站得远远的，没人敢上前拉架。

正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一声暴喝炸雷一样响起：“住手！”

厂长陈国强来了。

他四十多岁，个子不高，但一脸横肉，平时在厂里就是土皇帝，说一不二。他身后跟着两个保安，拨开人群走过来，一看他闺女衣衫不整、头发散乱，再看我脸上脖子上全是血道子，眼珠子瞪得跟铜铃似的。

“秀梅！怎么回事！”

陈秀梅指着我，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陈国强两步走到我面前，上下打量我一眼。

那眼神我这辈子都记得，不是愤怒，是轻蔑，是那种城里人看乡下人的、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瞧不起。

他穿着一件熨得笔挺的短袖衬衫，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皮鞋锃亮。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衣领上的油渍洗了三遍都没洗掉，头发被机油粘成一绺一绺的，脸上因为上火还长了几个痘痘，跟“体面”两个字完全不沾边。

他歪着头看我，嘴角扯了一下，像是看见了一只从下水道里爬出来的老鼠。

“你哪个组的？”

“注塑组。”我硬着头皮说。

“叫什么？”

“周建国。”

他点了点头，然后突然抬手指着我的鼻子，声音大得整个车间都能听见：“你他妈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一个臭打工的，敢跟我闺女动手？就你这德性，我告诉你，这辈子注定打光棍！哪个女人瞎了眼才会看上你这种货色！”

车间里安静得能听见电风扇吱呀转动的声响。

我站在那儿，脸上火辣辣的，不只是被她挠的，更是被这话抽的。周围的人都在看我，有人低头不敢吭声，有人嘴角憋着笑，还有人小声嘀咕着“这下完了”。

刘师傅蹲在角落里，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但我知道，我不能动。

他是厂长，我要是再动他一下，不光工作没了，弄不好还得进派出所。

那种憋屈，那种被人踩在脚底下碾的滋味，像一根针从嗓子眼扎进去，一直扎到心窝子里。

陈国强看他闺女哭得伤心，又补了一句：“秀梅你也是，跟这种没教养的东西一般见识，丢不丢人？以后不许跟这种人沾边！”

然后他转身，对着围观的工人挥挥手：“都散了都散了！看什么看！再看扣工资！”

人群开始往后缩。

就在这时，一直低着头的陈秀梅突然抬起头来。

她脸上还挂着眼泪，头发乱糟糟的，白衬衫皱巴巴的，肩膀还在抖，但她的声音大得吓人，像是从胸腔里硬挤出来的，带着一股撒泼的劲儿——

“爸！你瞎说什么呢！”

所有人都愣住了。

陈国强转过身，皱着眉看他闺女。

陈秀梅脸涨得通红，眼神躲闪了一下，不敢看我，只敢瞪着她爸，声音更大，嗓门更高，像是要把刚才受的委屈全喊出来：

“他是我对象！我们闹着玩的！你骂谁打光棍呢！”

我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脸上的疼突然就没了，脑子一片空白，耳朵嗡嗡的。

旁边有人手里的扳手“哐当”掉在地上，那声响脆得扎人。紧接着，整个车间哄的一下就炸了锅，有人捂着嘴笑，有人瞪着眼看，还有人小声喊“我操”。

陈国强的脸先白，再红，再转成猪肝色，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他盯着他闺女，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憋出来一句：“你、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没胡说！”陈秀梅往前站了一步，站到我旁边，肩膀还在抖，但腰杆挺得笔直，“就是我对象，我乐意跟他闹着玩，你管得着吗！”

她说话的时候，手指偷偷勾了一下我的工装衣角，快得像蚊子叮了一下。我愣在那儿，像个木头桩子，连呼吸都忘了。

围观的工人越聚越多，连后面组装车间的人都跑过来了，挤得走廊水泄不通。有人吹口哨，有人喊“二厂长威武”，还有人笑出了声。

刘师傅也抬起头了，一脸懵逼地看着我，嘴张得能塞进去一个鸡蛋。

陈国强脸都气歪了，抬手指着他闺女，半天说不出话，最后狠狠一跺脚：“你！你跟我回家！”

他转身就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狠狠瞪了我一眼，那眼神，跟要把我吃了似的。

陈秀梅看着她爸的背影，等他进了办公室，整个人一下子就泄了气，腿一软，差点坐地上。我赶紧伸手扶了她一把，她的胳膊烫得厉害，手心里全是汗。

她甩开我的手，低着头，声音小得像蚊子叫：“你、你跟我来。”

她转身往楼梯口走，走了两步又回头，瞪了一眼围观的人：“看什么看！回去干活！不然扣你们工资！”

人群“哄”的一下散了，一个个憋着笑往车间跑，路过我身边的时候，都偷偷冲我挤眼睛。

我跟在她后面，上楼的时候，她的白衬衫还敞着两颗扣子，头发散着，我看着她的背影，脑子还是懵的。

到了她办公室，她关上门，背靠着门，捂着胸口喘了半天，然后突然抬起头，瞪着我说：“你愣着干什么？坐下啊！”

我乖乖坐在沙发上，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她从抽屉里翻出一瓶红药水，扔给我：“自己擦！脸上那几道口子，留了疤才真打光棍呢！”

我接过红药水，手里攥着瓶子，半天没动。

她走过来，一把夺过瓶子，拧开盖子，用棉签沾了药水，就往我脸上抹。疼得我嘶了一声，她手顿了一下，力气放轻了点。

“你、你刚才为什么那么说？”我憋了半天，终于问出口。

她手没停，头也没抬：“我爸那话太难听了，把你踩得太狠了。我不过脑子就接上了。”

棉签在我脸上划了一下，她又说：“再说了，你为刘师傅出头的样子，挺爷们儿的。我爸平时就那样，欺软怕硬，也就你敢跟他顶。”

我突然想起上个月发工资，我看见她在财务室，跟她爸吵了一架，声音很大，隔着门都能听见她说“刘师傅家确实困难，那200块不该扣”。后来她爸骂了她几句，她气冲冲地走了，眼睛红红的。

那时候我还以为她是装样子，没想到是真的。

“那200块，我爸扣的。”她突然说，“我跟他说过，他不听。质检单是我签的，但我没办法，他是厂长。”

她把棉签扔了，把红药水盖好，放在桌上，然后坐在我对面，脸还是红的：“刚才的话，你别多想。就是权宜之计，不然我爸肯定把你开除了，还得扣你工资。”

我看着她，她的头发散着，几缕碎发贴在额头上，脸上还带着泪痕，衬衫皱巴巴的，跟平时那个冷冰冰的“二厂长”完全不一样。

我突然就忘了刚才的憋屈，忘了脸上的疼，甚至忘了我们俩刚打过一架。

她被我看得有点不自在，站起身，从抽屉里拿出200块钱，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这钱你给刘师傅，就说厂里补发的，别说是我给的。”

我没动。

“拿着啊！”她瞪了我一眼，“不然他这个月真喝西北风啊？”

我拿起钱，攥在手里，那钱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

“那、那刚才的事，怎么办？”我问。

她愣了一下，脸更红了，走到窗户边，背对着我，声音很小：“先、先装一阵子。不然我爸肯定不信，到时候还是得找你麻烦。等过阵子，风头过了再说。”

她顿了顿，又说：“还有，以后不许跟别人说我们打架的事，就说我们闹着玩的。听见没有？”

我点点头。

她转过身，看着我，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我愣了：“你笑什么？”

“笑你傻啊。”她指着我的脸，“脸上涂得跟关公似的，还一脸懵的样子，跟个傻子似的。”

我摸了摸脸，红药水涂得一道一道的，确实挺傻的。

就在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有人喊：“秀梅，厂长叫你过去。”

她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吐了吐舌头，跟个做错事的小孩似的：“完了，我爸肯定要骂我了。”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着我说：“你先回车间，别乱跑。晚上下班，你在厂门口等我，我有话跟你说。”

然后她拉开门，走了出去，顺手把门带上了。

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手里攥着那200块钱，脸上的红药水还在隐隐发烫，脑子里全是刚才她那句“他是我对象”。

楼下车间里，机器又轰隆隆地响起来了，电风扇吱呀吱呀地转着，但我却觉得，刚才那个闷热的下午，好像突然就变了味道。

我站起身，走到窗户边，往下看。

陈秀梅正往她爸的办公室走，背挺得笔直，但脚步有点飘。刘师傅蹲在车间门口，手里拿着我刚才给他的工资条，正对着太阳看。几个注塑组的工友看见我在窗户边，都冲我挤眼睛，笑得一脸暧昧。

我摸了摸脸上的红药水，突然就笑了。

这叫什么事儿啊。

早上还在跟人家打架，中午就被人当众认成对象了。

我正傻乐着呢，突然看见厂长办公室的门开了，陈国强探出头，往我这边看了一眼，那眼神，跟刀子似的，吓得我赶紧缩了回来。

我靠在墙上，心怦怦直跳。

完了，这下麻烦大了。

晚上下班，我没敢先走。

车间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刘师傅走之前拍拍我肩膀，笑得一脸褶子：“小周啊，你小子，看不出来啊。”

我想解释，嘴张了半天，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摆摆手，哼着花鼓戏走了，背影都比平时直了几分。那200块钱我塞给他了，说是厂里补发的，他攥着钱，眼眶又红了，连说了三声“好”。

我在更衣室磨蹭了二十分钟，把工装换了，穿上那件唯一还算干净的格子衬衫，对着水龙头洗了把脸。脸上的红药水被水冲淡了，但那几道血印子还在，火辣辣地疼。

镜子里的自己，瘦巴巴的，脸上还带着青春期留下的痘印，头发被汗浸得贴在脑门上。我想起陈国强那句话——“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突然就笑了，笑得有点苦。

他说的其实没错。

我确实什么都没有。

家里三间土坯房，父母种着几亩薄田，供我读完初中就再供不起了。我十六岁出来打工，从湖南到广东，在建筑工地搬过砖，在五金厂冲过床，在电子厂焊过电路板，兜里攒的钱从没超过五百块。

她呢？厂长的闺女，中专毕业，坐办公室吹空调，一个月工资比我多一倍，穿的白衬衫一件顶我一个月饭钱。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那个楼梯，是整整一个世界。

我胡思乱想了一会儿，看了看时间，已经快七点了。天色暗下来，厂门口的灯亮起来，蚊子围着灯泡打转。

我走到厂门口，她还没来。

靠在一棵歪脖子榕树上，点了根烟，抽了两口又掐了。嗓子眼发干，心跳得厉害，跟第一次偷隔壁家的橘子似的。

等了十分钟，她还没来。

我心里开始犯嘀咕，是不是她爸把她关家里了？还是她后悔了，不想见我了？

正想着，身后传来脚步声。

她来了。

换了一身衣服，碎花裙子，塑料凉鞋，头发也重新扎起来了，但眼睛还是红的，一看就是哭过。

她走到我面前，停住，看着我，不说话。

我站直了，手不知道往哪儿放，最后插进裤兜里，又觉得不妥，抽出来垂在两边，跟罚站似的。

“你、你爸骂你了？”我问。

她点点头，又摇摇头，声音有点哑：“骂了。我妈也骂了。说我不懂事，说我跟个打工仔混在一起，丢人。”

“打工仔”三个字，她咬得有点重，但不是在骂我，是学她妈的语气。

我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解放鞋，鞋尖上还沾着机油：“其实你爸说的没错，我确实配不上你。”

她没说话。

我继续说：“你刚才帮我解围，我谢谢你。但这戏，咱别演了，对你不好。你爸那边，我自己去解释，大不了我走人，换个厂子。”

“换个厂子？”她突然笑了，笑得有点嘲讽，“你以为换个厂子就完了？我爸认识的人多，他一通电话，把你名声搞臭了，你在东莞哪个厂都待不住。你以为这是什么年代？这是他的地盘。”

我愣了。

“我比你了解我爸。”她往前走了一步，靠在那棵榕树上，抬头看着天，“他今天下午查你档案了，把你老家地址都翻出来了。他说要是你再敢靠近我，他就让人去你老家，告诉你爸妈，说你在这边耍流氓。”

我心里一沉，拳头攥紧了。

“你怕了？”她歪头看我。

“我怕他？”我咬着牙，“我怕连累我爸妈。他们老实巴交一辈子，受不了这个。”

她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所以，这戏，得继续演。”

我看着她，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耳朵尖是红的。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她转过身，正对着我，深吸一口气，“反正我已经当众说你是对象了，整个厂都知道了，我爸的脸也丢干净了。他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事传出去，闹得满城风雨。所以，咱们得装一阵子，至少装到风声过去，让他拿你没办法。”

“装多久？”

“装到——”她犹豫了一下，“装到你不怕他为止。”

“我不怕他。”

“你撒谎。”她笑了，月光下，那笑容有点好看，“你刚才还说你怕连累你爸妈。”

我被她噎住了。

她转过身，往厂门口走，走了两步又回头，冲我摆了摆手：“走吧，别杵在那儿了。从明天开始，中午吃饭，你坐我旁边。”

“啊？”

“装就要装得像一点。不然我爸那老狐狸，一眼就能看出来。”

她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碎花裙子在路灯下晃了两下，就消失在拐角处。

我一个人站在榕树下，愣了半天，然后狠狠掐了自己一下，疼得龇牙咧嘴。

不是做梦。

第二天中午，我端着饭盆走进食堂，所有人都在看我。

注塑组的老王冲我挤眉弄眼，组装车间的几个女工凑在一起看，捂着嘴笑，质检部的小李直接喊了一声：“周建国，你对象在那儿呢！”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陈秀梅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两个饭盒，正冲我招手。

我腿有点软，但还是硬着头皮走过去，在她对面坐下。

她递给我一个饭盒，里面是红烧肉和青菜，还有半个卤蛋。

“你吃这么少？”我问。

“给你带的，多吃点，看你瘦的。”她说完，低头扒饭，耳朵又红了。

周围人都在看，有人小声说“真谈上了啊”，有人吹口哨，还有人喊“二厂长威武”。

我低着头，把红烧肉塞进嘴里，嚼着嚼着，突然觉得，这肉比食堂的香多了。

就这么过了两个月。

两个月里，我每天中午跟她一起吃饭，偶尔晚上下班，她会在厂门口等我，一起走一段路。她跟我说厂里的事，我跟她说老家的事，她说她小时候养过一只狗叫大黄，我说我小时候下河摸鱼差点淹死。

她爸没再找我麻烦，但看我的眼神，还是跟看见一只苍蝇似的。

厂里的人渐渐习惯了，闲话也少了，除了偶尔有人开两句玩笑，一切都跟以前一样。

但我知道，不一样了。

我开始注意自己穿的衣服，每天下班都洗工装，头发也剪短了，还买了一双新解放鞋。注塑组的老王笑我：“小周这是谈恋爱了，知道打扮了。”

我骂他胡说，心里却有点虚。

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她约我去镇上的大排档吃饭。

点了两盘炒粉，一盘田螺，两瓶啤酒。

她喝了一口啤酒，脸就红了，然后突然说：“周建国，你打算装到什么时候？”

我愣住了，筷子停在半空。

“你是不是觉得，咱俩就这么一直装下去？”她看着酒杯，不看我。

“我、我不知道。”

“你是不是傻？”她抬起头，眼睛亮晶晶的，脸红得跟田螺壳上的辣椒一个色，“你以为我真是为了帮你解围，才跟你装两个月？”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要是真想帮你解围，当场说一句，事后解释清楚就行了。我爸再凶，还能真把你怎么样？”她的声音有点抖，“我跟你装两个月，天天给你带饭，下班等你，你、你就没想过别的原因？”

我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筷子掉在桌上。

“你、你——”

“你什么你！”她突然站起来，把啤酒瓶往桌上一顿，声音大得隔壁桌都回头，“周建国，你是不是真打算让我一个女的先开口？”

我看着她，她站在那儿，路灯照在她脸上，眼睛红红的，嘴唇抿得紧紧的，跟那天在办公室里不一样，跟坐在食堂里也不一样。

我突然就明白了。

两个月前，她站在车间里，当着几十号人的面，喊出那句“他是我对象”的时候，不全是权宜之计。

她帮我，是真的。

她等我，是真的。

她给我带饭，也是真的。

我站起来，手在裤子上蹭了蹭，然后去拉她的手。

她的手冰凉，全是汗，抖得厉害。

“那、那咱别装了。”我说，嗓子眼发紧，“真谈，行不行？”

她没说话，眼泪掉下来了，一颗一颗砸在我手背上。

然后她笑了，抽出手，在我肩膀上狠狠捶了一下：“你这个傻子，让我等了两个月！”

那天晚上，我们在大排档坐了很久，炒粉凉了，田螺吃完了，啤酒喝光了，她跟我说了实话。

她说，她第一次注意到我，不是我替刘师傅出头那天，是一个月前。那天她爸在车间骂一个女工，骂得很难听，把人家骂哭了，所有人都低着头不敢吭声，只有我，站在机器后面，瞪着她爸，眼神跟要杀人似的。

“你那时候的眼神，跟我爷爷当年一模一样。”她说，“我爷爷也是工人，在一家国企干了一辈子，后来厂子倒闭了，他跟我爸闹翻了，说我爸没良心，欺负工人。我爸嫌他丢人，后来再也没回去看过他。”

她顿了顿，说：“我跟我爸不一样。我想证明给他看，不是所有工人，都该被人看不起。”

我听着，心口发烫，伸手把她搂过来，她的头靠在我肩膀上，头发蹭着我的下巴，痒痒的，但我不想动。

后来，我们结婚了。

没有婚礼，没有酒席，连张婚纱照都没拍。

她跟她爸闹翻了，从厂里辞了职，住进了我租的那间城中村出租屋，十平米，一张床，一个煤气灶，一个旧风扇，夏天热得睡不着，她就在地上铺凉席，我拿扇子给她扇风。

她爸找上门来，站在门口，看着那间屋子，脸都黑了，说了句：“你要是跟他过，就别认我这个爸。”

她站在门口，拉着我的手，说：“爸，他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她爸转身走了，再也没回头。

她哭着抱着我，说：“没事，我有你就够了。”

我抱着她，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你后悔的。”

后来，我们从东莞到了深圳，我进了富士康，她在一家小公司做会计。我们攒了五年钱，在深圳龙华买了一套小房子，又攒了三年，开了一家小加工厂，做手机配件。

再后来，我们有了儿子，儿子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去年考上了广州一所大学，学的是机械工程。

我们结婚十八年了。

十八年里，我胖了四十斤，她多了几根白头发，我们在深圳换了三套房子，搬了四次家，穷过，吵过，差点离婚过，但每次吵架，她都会拿当年那件事堵我。

“当年要不是我救你，你这辈子真就打光棍了！”

每次听到这话，我都只能笑着认输。

因为她说的是真的。

去年过年，她爸七十大寿，我们回了一趟东莞。那家电子厂早就关了，厂房拆了，盖成了小区，小区门口，还栽了一棵歪脖子榕树，跟当年那棵一模一样。

她爸坐在轮椅上，老年痴呆了，认不出我，但看见她，会笑，会拉着她的手，喊她的小名：“秀梅，秀梅，你放学了？”

她蹲在轮椅前，握着她爸的手，眼泪掉下来。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那个曾经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注定打光棍的老人，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不是恨，不是怨，就是觉得，命运这东西，真他妈神。

当年那场架，那顿羞辱，那句“注定打光棍”，还有她那句“他是我对象”，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串成了一根线，把我跟她，把两个隔着十万八千里的人，硬生生地拽到了一起。

我看着她的背影，看着她蹲在那儿，握着她爸的手，肩膀一抖一抖的，突然就想起那个闷热的下午，她站在车间里，脸涨得通红，声音大得吓人，喊出那句改变我们一辈子的话。

我走过去，把手搭在她肩膀上。

她回头看我，眼睛红红的，但笑了。

那笑容，跟十八年前，在那个大排档里，一模一样。

老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有些缘分，是从打架开始的。

有些人的一辈子，是被一句话改变的。

老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