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看到一个短视频，是许知远采访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陈平原说是“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陈平原老师的话令人印象深刻，主要是一种“辩证”思维，将鲁迅和胡适“辩证”地放在天平的两边。
因为短视频太短，陈平原说这话的语境不是太清晰，我又翻看了一些资料，大概是陈老师想从二人身上各取其优点，然后综合成“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所谓“读鲁迅的书”，陈平原认为，鲁迅的作品深刻犀利，对国民性、社会弊病有极其精准的“诊断”，文字能够唤醒人们的良知，让人不麻木。铸剑复仇，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革命者。
所谓“走胡适的路”，陈平原认为，胡适性格平和，强调理性、包容，通过一点一滴的建设性来改变现实，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机与现实条件下，个人力量有限，需要在妥协与斡旋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鹦鹉救火，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建设者。
相比于历史上曾经的“三十年”，将鲁迅高高捧起将胡适低低踩下，可谓是“天壤之别”，现在陈平原将鲁迅和胡适并列伟大，无疑是进步的，问题是，这种“并列的伟大”并不是始于陈平原，而是二三十年前就有了，陈平原现在只不过是一种重复表达吧。
当然，还有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胡适的地位排在鲁迅之上，陈平原有关两人“并列的伟大”就是做了一些“均匀化”的调和。
胡适伟大于鲁迅，鲁迅伟大于胡适，鲁迅与胡适一样伟大，三种观点在眼下和未来将长期存在，争论也就是不休的。
我以为，陈平原老师的观点创新就是将二人“有机的辩证”，各取所长：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可我的疑惑是：读鲁迅的书了，大概率就是走了鲁迅的路，是难以走胡适的路，背后的逻辑是读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就有匹配的行动路线。反过来说，读胡适的书，也是大概率走了胡适的路，是难以走鲁迅的路。类似例子是，读传统的国学，是不容易走现代化的路的。
如果将胡适和鲁迅的书都读呢，大概情况是：读胡适的书远多于鲁迅的书，就容易走胡适的路；读鲁迅的书远多于胡适的书，就容易走鲁迅的路。
再一个，陈平原说鲁迅对国民性、社会弊病有极其精准的“诊断”，其实，胡适也能“诊断”的，只不过是两人的药方不同，一个是国民性批判，一个是制度建设。
甚至，有的问题胡适更能“诊断”，比方说1930年代胡适回答梁漱溟“中国最大的敌人是谁”时指出，“把什么都归咎于帝国主义，那么张献忠、洪秀全又归咎于谁呢？鸦片故由外国引进，为何世界上长进民族不蒙其害呢？今日满天满地的罂粟，难道都是帝国主义强迫我们种的？日本同样遭遇列强压迫，为什么却一跃而起，成为世界强国呢？”
还有一点，我现在越来越多地对“辩证”思维持保留意见，包括对陈平原老师“辩证”胡适和鲁迅。
我不是读书人，对胡适和鲁迅的文章都是皮毛式阅读，尽管如此，给我的直观感觉是，多读胡适的书更能启蒙读者成为理性的公民。现代社会最稀缺的是理性公民。
关于胡适和鲁迅的话题，我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不怎么懂，想到多少，就说多少，可能有欠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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