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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80多年前的古文课,叶嘉莹珍藏了一生。

20世纪40年代,叶嘉莹在顾随先生门下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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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顾随(前坐者)与学生们在顾家合影

后排右二为叶嘉莹

大学毕业后,她已到中学任教,却“还一直坚持在听老师讲课”。

顾随也格外看重这位学生。他在信中说,叶嘉莹“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但他对她的期待,不只是做一名传法弟子,更希望她能“别有开发,能自建树”。

后来,叶嘉莹一生讲诗、讲词、讲中国古典文学。她始终感念顾随先生,称老师为自己开启了欣赏和体悟诗歌的“无量法门”。而那一册册听课笔记,也伴随她辗转半生,始终未曾离身。

1982年,叶嘉莹着手编订《顾随文集》。彼时,顾随先生不少文稿已经散佚,课堂上那些娓娓论诗、论文的声音,也无法重闻。为了留下恩师的讲学精华,她想到了自己珍存多年的听课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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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笔记手稿照片

于是,先有《驼庵诗话》,在这之后,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驼庵文话》单行本。这本书从叶嘉莹听课笔记中辑出古文部分,按语录体整理,收录顾随先生关于文章、文心与文脉的精到见解。

与旧版相比,此次单行本篇幅更充实,结构更清晰,增补简明注释,并核校笔记原稿与誊抄稿;全书还配有百余幅彩图。它既可与《传学:中国文学讲记》相互参照,也适合读者随手翻阅,在一句句短章中,领会顾随论文的锋芒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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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讲古文,先讲世道人心

顾随从不把文学当成脱离生活的文字游戏。

他说: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

又说:没有理想的生活是枯燥的,没有实际的生活是空虚的。

在他看来,文章之所以能打动人,不只是因为辞藻漂亮,而是因为里面有真实的生命,有切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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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

顾随一家在北平市东四四条寓所南房门口

他说,中国文学到了后来,常常“只剩字,没事了”;很多人写文章,并没有真正看清一件事,只是在把读过的文辞重新吐出来。

所以,他格外推重鲁迅。鲁迅的可贵,正在于把许多旧文学、新文学都写不进去的“事”,写进了文章。因为有事,才有观察;因为有观察,文字才有力量。

这番话放到今天读,仍然让人警醒。我们写不好文章,有时并非不会遣词造句,而是没有真正看见生活,没有认真体会过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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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顾随讲文章的幽微曲折,也讲得极透彻。

他说《史记》《汉书》的文章“看似一气,但无一字一语不曲折,绝不平直”;又拿杜甫、鲁迅作比,说他们的诗文“一字一转,一句一转”,每一处转折都是活的。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我们明明知道杜甫、鲁迅的文章好,为什么自己写不出来?

顾随的答案很直接:有此心始有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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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书法作品《临〈兰亭序〉》

文章的曲折顿挫,不是技巧堆出来的。杜甫、鲁迅的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心里有曲折,笔下才有曲折;若一个人的思想原本简单空洞,又有什么可转折、可开合的呢?

讲《史记》与《汉书》,他又说:文章华丽易,苦辣难。《史记》是辣。辣不是神韵,是深刻。《汉书》是苦,蘧荬菜,咬春之柳花菜。

“辣”“苦”两个字,何等寻常;顾随举重若轻地把两部史书不同的气质和力量,讲得切实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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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于辅仁大学校园内

左起启功、顾随、柴德赓、葛信益

顾随总能由一篇文章,讲到创作的根本,讲到一个人如何感受生活、安顿内心、建立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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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古文课,至今仍有锋芒

顾随曾说:中国后世文章,只知往横里去,不知往竖里去。横的是联想,竖的是思想。

这句话,几乎可以成为阅读和写作的一把尺子。

漂亮的辞句、丰沛的联想,当然能构成文章的美;但若没有向深处生发的思想,文字终究容易流于浮泛。

《驼庵文话》并不是一本只供专业研究者翻检的“古文笔记”。它谈《论语》《中庸》,谈《史记》《汉书》,谈汉魏文章、唐宋古文,但它真正要追问的,是文章怎样才有生命,读书怎样才能读到人的心里,文学又如何与人的生活发生关系。

一则则短章,像课堂上随手记下的警句;读来却余韵悠长,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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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一九五九年摄于天津寓所书房)

《驼庵文话》长短不拘,活泼灵动,既保留了论文的核心见解,又能做到深入浅出,便于学者领会参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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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北精选《驼庵文话》中的一些文字,让我们一起欣赏、品味。

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

凡讲学的若成为一种口号(或一集团),则即变为一种偶像,失去其原有之意义与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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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仇英《帝王道统万年图·大禹治水》

人是要求真,但求真之外还爱假。真是不假,假是不真,好像绝不能混为一事。但以电影、戏剧、艺术、文学言之,则真假为一。因为求真心愈切所以爱假,爱假即所以求真,假所以显真也。电影、戏剧之劣者,我们讨厌它,不是因为它假得不好、假得不可爱,而是因为叫你看不见真,而假得像真的似的。人自有生无时不在求真爱假之中。人生的创造是一个伟大的说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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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清代孙温《全本红楼梦图》

人生一切好的事情皆是不耐久的,人生所以值得留恋(流连)。

努力,为将来而努力;留恋,对过去而留恋──此人生两大诗境。此两种境界皆是抓不住的,而又是最美的时期。无论古今中外写爱写得美的诗文,所写不是对过去的留恋,就是对将来的努力。

文人的幸福不是已失的,便是未得的,没有眼下的。若现在正在爱中,便只顾享受,却无暇写作。

中国一切都是象征。汉字有形、音、义,形、音、义皆有象征。

中国戏曲之勾脸是象征,不是野蛮。即俗之迷信,亦有象征意味:红,象征吉,如花如火,是发皇;白,象征哀,如霜如雪,是冷静。

外国除形的象征外,还有声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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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沈容圃《同光十三绝图》

作品有“生的色彩”,方能动人。

中国作品缺少“生的色彩”,或因中国太温柔敦厚、太保险、太中庸(简直不中而庸了),缺少活的表现、力的表现。

中国自上古至两汉是生与力的表现,六朝是文采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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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冯远《屈原与楚辞》

有所谓“万法唯心”,“心生、神生、法生,心灭、神灭、法灭”。

我们治文学的更是如此,一切创作皆然。如各小说所写,根本无此事,就算有此事,也亏他小说家写呀!否则《史记》“巨鹿之战”只须写“项羽大破秦军于巨鹿”一句,这不能说不是史,但不是文。一个题目写出后,其间变化开合真是心生法生、心灭法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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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梁楷《六祖截竹图》(局部)

古人句子多不足以表现今人事物。

“苦水自记语录”之一:“没有理想的生活是枯燥的(牛马),没有实际的生活是空虚的(幽灵)。”这是今人事物,不易用古人句子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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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唐寅《溪山渔隐图》(局部)

中国文学只剩字,没事了。此即使非中国文学堕落主因,也是最大元凶或最大原因之一。中国文学要复活,是在技术外要有事的创作,有事才能谈到创作。

鲁迅先生文之所以可贵,便在他把许多中国历来新旧文学写不进去的事写进去了。鲁迅先生也是从旧的阵营走出来的,受传统因袭影响,字上太讲究。所以好者,幸而里面还有事。而中国一般文人之作都是只有字,没有事。他们并没把一件事观察清楚,只是在写时把自己读过的文辞又吐出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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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石涛《西园雅集图》(局部)

现在一说文法只指句之构造。

余所谓法是广义的,如佛法无不包。一切法皆是佛法,所谓佛法即非佛法。法尔如然,一切法皆是文法,一切文法皆是非法。佛家讲戒、定、慧。余取其二:由戒生慧。

现在用功所求乃有法之法,如佛之戒:不是非法之法。但若想以文学安身立命,作为终身事业,则要求无法之法,要得到慧(比天才还可宝贵),这才能得大自在。如太史公之写《史记》,屈原之写《离骚》,看似横冲直撞,其实是层次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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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壁画《弥勒下生经变》

凡对后来发生影响的文人,是功首亦罪之魁。

凡一种学说成为一种学说时,已即其衰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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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黄山寿《老子出关图》(局部)

人有所爱好,不但增加人勇气,而且是福气。人在有所爱、有所求时,是最向上、最向前的,其中一方面是专一。在有所爱、有所求时,心最专一(精诚),由精诚生出伟大。再者,人在有所爱时,他的生命力最旺盛,精神最活泼,这时人是最美的一个人。

曾子的话原是两面,前二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是积极的作为,后一句“临大节而不可夺”是消极的操守。真到国难,作为比操守还有用,可补救于万一,操守无济于事。

君子“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如此则君子并非自了汉,还可以兴,可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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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王振鹏《曾参啮指痛心》

在《论语》上,“君子”向内方面多而向外的少。向内是个人品格修养,向外是事业之成功。此是人之长处,亦即其短处。

向内太多是病,“自好”变成“自了”。如此虽尚有其好处,而没有向外的了 —— 二减一,等于一。宋元明清诸儒学案便只有向内、没有向外。宋理学家愈多,对辽、金愈没办法,明亦然。

只有向内没有向外,是可怕的。最可怕是连向内的也没有了——一减一等于零了。

孔子之“见贤思齐焉”精神,积极与禅宗同,而真平和,只言“齐”,“过之”之义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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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焦秉贞《孔子圣迹图·子路问津》

什么水土生什么人物。

托尔斯泰似神,那一种只有生在俄国。

孔子温柔敦厚。“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阳货》)原本是教训人的话,而加上个“也欤”,味真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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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顾见龙《孔子出游图》

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这话该是赞美,没有恶意。但孔子因此被说成投机分子。要说“时”字是投机,谁不投机呢?说不投机,便不是投机。夏日则饮水,冬日则饮汤,这也是投机吗?夏雷冬雪,岂非也投机?这不投机不行。

大概孔子的政治哲学,在那时真是崭新崭新的。但现在看起来是迂阔、绕弯子、不着实际,虽然现在看来未尝不新。(旧同新,有时也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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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吴大澂《消夏六咏图·品泉》

孔子所谓视、听、言、动,佛所谓行、住、坐、卧,皆有礼。

佛所谓戒律,今所谓仪式,即儒家所谓礼。礼,限制身,所以限制心,使其合乎最高境界标准。

《礼记》一书可分两大部分:一讲仪式,如《仪礼》《曲礼》《内则》《丧服》等篇,是外;它如《大学》《中庸》《经解》等篇,是内,是礼之本。

礼必合乎理。理,偏于思想——内;礼,偏于形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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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佚名《孔子世家图册·杏坛礼乐》

一部《礼记》皆讲外在的礼,《中庸》篇讲内在思想。《中庸》一篇为《礼记》一书之灵魂,读《礼记》不读《中庸》,则只有躯壳而无灵魂。明乎此,则明《中庸》所以列于《礼记》矣。

孔学平实,《中庸》玄妙。《中庸》不是孔子思想,而不能不承认其为儒家嫡传,犹禅宗之于佛。佛经中《心经》如儒家《中庸》。

《史记》写《高祖本纪》,高祖虽成功,然处处表现其无赖;写《项羽本纪》,项羽虽是失败,而处处表现出是英雄。英雄多不是被英雄打倒,而是被无赖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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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王宏剑《楚汉相争——鸿门宴》

班固为史而史,体裁整齐。

《史记》之了不起在“纪传”,《汉书》之了不起在“志”(如《地理志》《食货志》)。

文章华丽易,苦辣难。

《史记》是辣。辣不是神韵,是深刻。

《汉书》是苦,蘧荬菜,咬春之柳花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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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黄慎《商山四皓图》

郦道元《水经注》、杨衒之《洛阳伽蓝记》,皆写得好。

《洛阳伽蓝记》漂亮中有沉痛。杨衒之写建筑、写佛教,实写亡国之痛,不可只以浮华视之。

子贡“君子恶居下流”(《论语·子张》),与老子“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所指非一,子贡在水上看出一个不应该,老子看出一个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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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关九思《老子出关图》

别国“玄”是复杂,而中国玄妙在简单中。如佛学,佛家虽是宗教家,实是思想家,能想象而又极能分析。佛学传入中国,修佛者成为净土,简单化了;解的人成为禅宗。无论修中净土、解中禅宗,皆不用佛之丰富想象、琐碎分析。

扬雄仿《易经》作《太玄》,王通仿《论语》作《文中子》,皆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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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吴昌硕、倪田《礼佛图》

唐宋以来思想多受佛家影响,朱子讲义理多与佛家暗合。后世不受佛的思想影响者甚少。或曰阳明学即禅,而其最与禅不同者,即“行”之一字。能知即应能行,能知而不能行等于不知,如钱花得不当是浪费,有而不花等于没有。(但视其合理与否,不必管是禅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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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孔维克《心学宗师——为王阳明先生造像》

所谓“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立德,思想;立功,事业;立言,文章)—— 是瞎说,必须能活在活人心上才算没死,否则纵使有书在也是死了。

死人若不活在活人心里,是真死了;书若不在人心里活起来,也是死书,那就是陈旧了,成为臭文了,一点效力也没有了。

《答苏武书》一方面是辩白,一方面是负气。辩白不足取,负气处尚可观。

《答苏武书》以下数句写得好:“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吟啸成群,边声四起。”初听风声、草声沙沙一片;再细听,其中还有区别。“侧耳远听”数句,越听越远,如石入水之波,越荡越大越远。

汉魏六朝人无论诗文,凡写景皆有中心。后人远近层次不清,故不易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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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谢之光《苏武牧羊》

李陵《答苏武书》或谓是六朝人伪作,此不可信。即使非李陵,亦必汉人作。文气发皇,绝非魏晋以后人所能有。盖汉人为文,亦好大喜功也。

魏晋文章清新,与其谓为春天雨后草木发生,毋宁谓为北方秋天雨后晴明气象,天朗气清,天高气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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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佚名《辛毗引裾图》

汉、魏之文不同:

汉文,铺张、华丽、气盛,于天气似夏。

魏文,收敛、清峻、意深,于天气似秋。

曹氏父子,在诗,子桓、子建不及武帝;在文,武帝、子建不及子桓。

文帝与吴质书写到夜间,真写得好,真是文学:“白日既匿,继以朗月,…… 舆轮徐动,参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真有音节之美,而音节之美不关平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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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沈嘉蔚、王兰《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

人须入世,而不得不磨练。若有感觉,谅人情则多事矣。耳不闻不厌,目不见不烦,难耐者有耳目在也。人有时活着要有点自欺,如此还有活着的勇气。

文章最以顿挫见长者,当推“史”“汉”,看似一气,但无一字一语不曲折,绝不平直。吾人作文患不通顺,一通顺又太平直,也不行。白乐天诗其平如砥,其直如矢,其清如水,可惜清而不壮。老杜一字一转,或者不清,可绝对壮。鲁迅先生一字一转,一句一转,没有一个转处不是活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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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王时敏《杜甫诗意图册》

我们知道老杜、鲁迅的诗文有顿挫,但何以我们写时不能成为老杜的诗、鲁迅的文?便因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心。—— 有此心始有此文。人心是以生活做根基,过此生活便有此心。老杜、鲁迅他们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他们思想上有了曲折顿挫,诗文自然曲折顿挫。有的文人原来思想就简单空洞,你叫他顿挫什么?曲折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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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王綦《携杖寻诗图》

中国后世文章,只知往横里去,不知往竖里去。

横的是联想,竖的是思想。

联想是干连,思想是发生。

文中骈偶,诗中对仗,多是干连,而非发生,所以中国多联想而少思想。

中国文字只能表现联想的情感,不能表现发生的思想吗?但如《文赋》《颜氏家训》,不是用骈文也能表现思想吗?只是后来文人堕落了,然虽非思想,但还能用联想创造出一些美的事物。再到后之低能遂成“无情对”,而中国文人遂几至不会思想了,不是清谈,就是礼教。

韩愈是革新,也是复古。凡革新之事,其中往往有复古精神。若只提倡革新,其中没有复古精神,是飘摇不定的;若只提倡复古,其中没有革新精神,是失败的。韩退之有革新精神,有复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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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驼庵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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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庵有文话 薪火永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