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 年 11 月，上海法租界一座寻常的小楼里，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难得聚在一起，而陶希圣在一旁则不断地催促道：“再不走，日本人就要动手了。”
而高宗武这边之所以动作缓慢，是因为他要带走一份绝密文件，而这份文件就是后来名震中外的日汪密约。也正是高宗武带出的这份文件，证实了汪氏是如何在国难之际投靠日军的。
与狼谋皮
一年前，高宗武还是汪精卫所谓和平运动中最为倚重的外交人才。
高宗武是何许人也？他早年间留学日本，精通日语，对日本国情颇为了解。后回国之后，不到三十岁就进入外交部工作，后来甚至还担任过国民政府的亚洲司司长，是国民党军政体系中少数的外交人才。
一九三七年，日军悍然进攻北平，由此全面抗战爆发。但是战事打响之后，无论是王兆铭还是蒋介石都存了心思，先不和日军进行更大规模的冲突，先想着能不能谈一谈，谁去和日军做这样的交涉呢？那么只有高宗武了。
高宗武受到指派，辗转香港、上海等多地和日军进行谈判。而在一九三八年时，日军给出高宗武的条件，让蒋介石等国民党军政高层颇为不以为然。原本他们就只是想和日军消耗时间。而日军这边竟然真的把他们当成溥仪一般的人物。
这样的谈判条件，蒋氏等人是无法接受的。于是这谈判也不了了之。但是高宗武却一直认为，就当时情况来看，中国军队是打不过日本军队的，所以与其白白牺牲，倒不如另辟蹊径。而他的这一想法也获得了王兆铭的高度赞赏，甚至不吝赞美道：高君是能办大事的。
相比较于高宗武的悲观，陶希圣其实一开始对日主张相当激烈。但是从 1937 到 1938 年，国民政府的军队面对日军进攻，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上海、南京几次大的战役，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却依然没有阻止日军前进的步伐。
与实在 1938年武汉会战前后，陶希圣对战局愈发悲观，逐渐倒向“和平救国”论调。不久之后，陶希圣成了汪精卫的座上宾，负责草拟各项宣言，被外界视作汪氏文胆。
胡适在给友人的信中慨叹：“希圣竟为汪氏所用，思之痛心。”陶希圣自己晚年口述时坦言：“那时以为是在为国家找出路，却一步步踩进了泥沼。”
高宗武从日本带回来的方案，根本不是对等和议，而是彻底的控制。日本要求在蒙疆、华北驻兵，要控制中国资源，要汪政权在“必要场合”与日本军方保持一致。
高宗武和陶希圣这才如梦初醒，终于看透了日军的野心。对于这二人来说，他们是要一时的富贵还是亡羊补牢呢？
高宗武原本就体弱多病，如今沉重的精神压力更让他常常彻夜失眠。他在日记中写道：“每见日本军人倨傲之态，辄如针刺心。”陶希圣则开始在内部会议上委婉地提出修改意见，但却被影佐祯昭等日本代表冷冷驳回。
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汪兆铭虽然偶尔面露难色，却总以“大局为重”压下了分歧。
搏一线生机
一九三九年十月，日本人拿出了密约的最终草案，然而条文极为苛刻，甚至于汪兆铭本人看过之后都不说话。而高宗武则趁人不备将草案抄录一份，藏在自己家里。他找到陶希圣，开门见山说道：“这个东西一旦公布，谁在卖国，天下人一看便知。你我还要跟着签这个字吗？”
陶希圣此刻已无犹豫，只问了一句：“怎么走？”
高宗武把计划摊开：联络杜月笙，借道香港，把密约公之于众。杜月笙在重庆方面的授意下，早已伸出援手。
高宗武的妻子提前以“养病”为名去了香港，陶希圣则把家眷分批送走。
陶希圣后来在《潮汐回忆》里写道：“那时每天出门，都怕是最后一次见到家人。”
11月30日傍晚，高宗武照常参加了汪公馆的酒会，谈笑风生，丝毫未露破绽。酒会未散，他便以头痛为由先行告辞，随后直奔码头。
陶希圣则在另一处悄然登船，两人在甲板上碰头时，都忍不住回望了一眼灯火渐远的上海。
在船抵香港后，高宗武陶希圣二人立即将密约内容披露给《大公报》，1940年1月22日，这份全文刊出，举国哗然。
此后，高宗武远走美国，改名换姓，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陶希圣则回到重庆，重新为抗战执笔，成为蒋介石侍从室的重要幕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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