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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里莫伊·塔卢克达 （ Sreemoy Talukdar ）
编译|饶金山
编译审核| 张谦和
本期编辑|张兴媚
本期审核| 单敏敏 范家菀
编者按
近日，印度知名战略学者哈皮蒙（Happymon Jacob）撰文呼吁印度战略“去美国化”，引发强烈反响。本文便是《第一邮报》副执行主编对哈皮蒙的回应，其认为：国家崛起无法通过搭便车实现，印度获得美国战略扶持的时代已经结束，必须专注自主能力建设。正如美国在“硅和平”倡议上表现的，原则上支持印度等伙伴国的供应链建设，但一涉及具体的AI技术应用问题，便顾左右而言他。本文指出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的底色，建议印度一边提升内部实力，一边寻求与中国相处的新模式。但在反思之余，作者也在为印度外交“挽尊”，称印度政策并非美国战略的附属物，而是源于中国“将印度视为长期竞争对手”“扶助巴基斯坦”“与南亚国家制衡印度”所造成的安全威胁。可事实上，印度几乎与所有邻国存在领土纠纷和外交冲突，南亚的反印思潮绝非起于中国。如若印度外交纯属美国战略的衍生物，这反而是小问题，印度只需解放思想、寻回自主。印度外交是自身需求的产物，恰恰揭示更严重和根深蒂固的问题——印度未强先霸，引发与邻国的对抗，为抗衡强邻而贴靠美国，却遭美国背刺，反被邻国看出外强中干的本色，更难保持地区霸主角色。解决此顽疾，印度最需要的，不是与中国相处的新模式，而是正确认识世界的新大脑。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南华早报》
哈皮蒙·雅各布教授在《印度的世界》刊发的文章，论证“印度大战略去美国化”的必要性，引人深省（参见）。对此，我认为，关键问题不是让印度的大战略与美国的优先事项脱钩，而要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强盛不可能通过搭便车和跳过自主能力建设这类廉价方式实现。
特朗普政府或许无意中帮助了印度，因为它迫使印度面对两个鲜明选择：其一，为成为“获利的朋友”而接受附庸化；其二，在不期待获得特殊待遇的情况下采取交易主义。这反而清晰地指明了战略方向。
印度战略界的不满情绪源于一个事实：贴靠美国搭便车的做法已至尽头。这种“便捷通道”正面临风险。我还认为，该转折点——一个关键标志是印度不再被视为美国“印太”政策的“支点”，“印太”（Indo-Pacific）概念中的“印”（Indo）似乎正在太平洋中被“埋葬”——为印度提供了寻求与中国建立新相处模式的机会。后文将详论这一点。
就在围绕印度大战略的辩论愈演愈烈之际，美国在华盛顿特区举行了为期两天的“硅和平”（Pax Silica）峰会。它在周五结束，印度与其他34国共同签署美国主导的一项倡议。该倡议旨在建设“可信赖且具有韧性的供应链”，以支持AI及新兴技术的发展。这项由美国国务院主导的倡议，本质上是绕开中国、在35个伙伴国之间建立排他性半导体供应链体系。它反映出美国对于中国近期在新兴和关键技术领域快速取得进展所产生的焦虑。2026年启动的新计划之一，是名为“和平通行证”（Pax Pass）的项目，目标是实现“可信赖的物流”以及建设“协作式晶圆制造能力”。美国为该项目承诺投入5000万美元。
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副国务卿雅各布·赫尔伯格（Jacob Helberg），主办此次“硅和平”会议。他竭力强调印度作为该倡议关键成员的作用，并表示美国计划进一步深化印度在AI和芯片供应链体系中的嵌入程度。赫尔伯格称，美印关系是“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双边伙伴关系之一”。此前在印度访问期间，他的上司鲁比奥（Marco Rubio）也曾发表过类似言论。它们听上去令人安心。美国副国务卿强调通过“全球合作”来发展安全技术框架，表明美国意识到中国在全球技术生态和AI、量子计算等前沿技术快速进步，并在关键矿产供应链拥有近乎垄断性的地位。美国深感威胁，希望其合作伙伴能够协助推进自身战略目标。目标上的结构性一致——因为加入这一框架同样符合印度自身利益——仍是少数几个战略趋同仍然存在、不受白宫情绪变化影响的案例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围绕“硅和平”伙伴关系释放出大量乐观表态和友好气氛的同时，却没有对具体实质问题作出明确承诺。简言之，当印度希望美国保证其能够持续获得前沿AI技术的使用权限（例如美国AI公司Anthropic开发的先进模型Claude）时，它强调要将此类工具整合进其更广泛的数字基础设施和面向公众的服务体系，这种合作关系必须不受“终止键”（kill switches）的影响，而美国对此只是顾左右而言他。
正如亚洲国际新闻（ANI）一篇报道所指出，当被直接问及是否与印度讨论过 Anthropic的Fable模型时，赫尔伯格支支吾吾，基本上的意思是“不”。
“我们继续就这一议题与印度朋友保持对话。这些都是高度敏感的国家安全讨论，并不适合完全公开。但我认为，双方实际上都理解彼此的立场。我们的意图非常明确，就是继续采取渐进、审慎的方式来推动Anthropic模型的发布，确保这一过程对我们自身安全，对印度伙伴安全，以及对所有依赖关键基础设施、能源电网等领域的可信赖合作伙伴都是安全的。因此，我们将继续投入大量工作，推进这些讨论。”
其中的含义已经很明显。这里的启示是，印度必须将重点放在前沿模型的自主研发上，而不是试图走本土采用外部模型或通过多层网络整合的路线。无论美国给予多少令人安心的外交辞令，也无论印度是否加入某些特定俱乐部，印度都不能依附于美国的发展路径，期待借助美国力量成为半导体产业或关键技术价值链中的重要环节。
作为美国前沿AI模型的使用者，印度的数据始终会受到重视，但如果美国切断印度获取技术进步成果的渠道，印度将永远不会拥有真正的议价能力，无论印度寻求多少保证。特朗普政府已经采取了类似做法。如果印度不能解决其军工复合体的关键弱点，不能弥补技术差距，也不能通过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大规模研发投入以及系统性的供应链整合来提升关键技术能力，那么印度将永远停留在“侍从国”的地位。
严酷的现实是，如果印度优先考虑重新标识进口零部件，而不是建设本土化技术和自主能力，那么其军工复合体将无法支撑现代战争。真正有效的威慑能力，要求企业掌握核心设计能力和源代码，从而根据印度自身需求调整和改进技术，而不是在缺乏自主能力的情况下，仅仅将制造环节外包。
因此，像雅各布教授那样指责美国“背叛”，实际上没有意义。美国有理由将印度视为一个试图以低成本方式崛起的机会主义国家。来自jugaad（编者注：指印度式权宜，达到“凑合用”目标的创新方案）之地的jugaad做法，并不能带领印度走向更高水平的发展，只会使其继续被困在消费者角色中，并向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以及前沿技术公司开放，后者可以利用这一点，而印度却无法获得源代码的控制权。这样的事情正在发生。例如，法国明确拒绝向印度提供阵风战机的源代码，印度“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也因通用电气公司提高其F414发动机的供应条件而陷入停滞。
一个更加唯利是图同时担忧自身相对衰落的美国，将没有足够的能力和耐心提供支撑印度崛起所需的稳定国际秩序，遑论保障有大国抱负者所依赖的全球公共产品，例如稳定的金融体系、航行自由或安全保护伞。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是否会给予印度特殊待遇（即“战略利他主义”，如果愿意这样称呼的话）的问题并不存在。
雅各布教授写道：“……我们无法决定以美国为主导的秩序是否会继续存在；无论印度希望与否，这一秩序都正在瓦解。我们同样无法决定美国是否会继续聚焦中国，并将其视为竞争对手。”
我的判断是，中美竞争将长期存在，但在美国眼中，印度在这一竞争格局中的战略重要性已经大幅下降。正如美国将“美国印太司令部”重新更名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并放弃“印太”概念、重新回归“亚太”，它体现的是美国对于将印度打造为遏制中国政策支点的兴趣已经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放弃与中国的竞争，转而寻求与中国达成和解。美国仍然在沿着“第一岛链”整合其军事和战略资源。这是一条假想的防御线，从日本延伸，经由中国台湾，直至菲律宾。在新的责任分担模式下，美国希望地区盟友和伙伴承担其他区域的安全行动。
然而，对整个亚洲大陆而言，印度曾经被视为美国更广泛战略中的核心支柱，如今却已被推向边缘。尽管如此，印度仍然被期待继续发挥作用，成为印度洋地区主要的海上安全提供者。特朗普对于长期联盟建设或战略思考缺乏耐心，因此他可能认为，在任何涉及中国的竞争中，印度都并不可靠。
这未尝不是好事。正如我此前所写，印度永远不会成为美国大国博弈中的棋子。我不同意雅各布教授的表述，即印度“将自己对更广阔世界以及中国的看法外包给了美国”，并且“借用了美国观察世界，尤其是观察中国的视角”。印度的对华政策，是由自身的历史、经历、需求、困境以及不安全感所驱动的。这场竞争源于中国一再的背弃行为、其在喜马拉雅边境持续不断的领土侵犯、其对巴基斯坦的军事和外交支持，以及其系统性地围绕印度实施地区包围的努力。决定印度防务考量的，是这些直接的主权安全需求，而不是外部势力的战略议程。
需要补充一个限定条件。印度的外交政策从来不是美国大战略的附属产物；同时，印度与美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协调，的确源于双方对一个日益强势的中国所进行的独立威胁评估。在某些方面，印度的对华政策确实依赖“印太”框架。
这可能受到两个因素推动：一是对美国持续保持主导地位的判断，以及对美国将继续专注于阻止中国成为同等竞争者这一前景的押注；二是更强调“连续性”的战略文化，即优先维持既有战略认知，而不是根据相关变化调整判断，以缓解威胁认知中的重大转变。在加勒万冲突之后，第二个因素已经出现了明显修正。
随着美国对投资印度的力量缺乏兴趣，将印度置于其对华战略的边缘位置，同时逐渐转向带有勒索性质的政策并在多个方面对其施压，印度采取两项措施是合理的。
第一，加强内部制衡。印度必须动员国内资源，确保自身继续保持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型经济体地位，实现军事现代化，发展成熟的军工复合体，弥补研发不足并发展自主技术，以应对一个更具攻击性的中国和一个不可预测、不可靠的美国。
第二，印度必须在确保边境威慑能力的同时，寻求与中国建立新的相处模式。这一观点可能会引起一些质疑。尽管中国将印度视为长期竞争对手，并通过结构性威慑措施限制印度崛起，但中国并不视印度为眼下的直接威胁。事实上，如果中国认为美印战略协调正在瓦解——而这种协调原本建立在双方对外部威胁的共同认知基础之上——那么中国在短期内可能会愿意接受新的相处模式。
不断深化的美印关系一直加剧中国对印度的威胁认知，而中国从未脱离其与美国更大范围竞争的视角来看待中印关系。中国从未接受“印太”这一表述，并且始终敌视 “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框架。
由于美国因素始终是影响中印关系的重要变量，因此，美印关系恶化会让中国感到更加安全。当然，中国也可能认为当前是一个测试印度决心、采取更大胆行动的机会。然而，在目前情况下，这种选择对中国而言收益有限。对印度采取公开敌对行动，可能反而促成某种程度上的美印关系修复，而这与中国的战略目标相悖。
与中国达成更好的有限合作安排，实际上可能有助于推动印度实现更加“自力更生”（Aatmanirbhar）的目标。这一认知正在推动印度近期的一些政策调整，例如放宽针对中国投资的外资审查规则、放松对中国技术人员的签证限制等。
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竞争将继续具有结构性特征。作为彼此相邻、具有地区主导雄心的大国，摩擦不可避免。作为实力明显更强的一方，中国拥有更多可以对印度施压的手段，并将继续通过扶持巴基斯坦以及加强与印度周边较小国家的关系，在南亚地区实施制衡战略。
然而，寻求与印度公开对抗并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样做可能进一步激化印度国内对华负面情绪，促使美印实现某种程度的重新靠拢，并导致中国失去印度这一具有吸引力的消费市场。
因此，中印之间存在建立有限且更具操作性合作关系的空间。关系重新调整可能促成战术层面的相互妥协。这不容易，但印度的大战略设计不可能完全排除战术性妥协。
作者简介：斯里莫伊·塔卢克达 （ Sreemoy Talukdar ）， 《第一邮报》副执行主编。
本文编译自《第一邮报》2026年6月27日文章，原标题为Thoughts on India’s grand strategy: Rise can’t be achieved at a bargain, and it’s time for a new modus vivendi with China，原文链接：https://www.firstpost.com/opinion/thoughts-on-indias-grand-strategy-rise-cant-be-achieved-at-a-bargain-and-its-time-for-a-new-modus-vivendi-with-china-140267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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