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后的印尼，排华事件几乎是接连不断，每隔几年便要发生一次大的排华事件。半个世纪来，印尼仅大规模的排华事件(暴力运动)就发生了六次之多。第一次是八月革命时期(1945年8月至1949年12月)，第二次是1959年至1960年，第三次是1963年3月至5月，第四次是1965年10月至1967年，第五次是1980年11月中爪哇排华事件，第六次是1998年5月雅加达骚乱。此外，还有多次零星的排华事件。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要问：华人何辜？竟然长期遭此厄运。发生排华事件的根源何在。要回答和讨论这一问题，就要从根本上探讨。有不少学者亦曾关注，虽然众说纷纭，但不少人倾向于认为经济因素是排华根源所在。拙见以为经济因素不能说是排华根源，本文拟从印尼原住民的狭隘民族主义、印尼人的心理因素及印尼的政治因素入手，探讨排华根源所在。
一、经济因素不是排华根源
之所以有人说经济因素是排华根源，是由于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观念：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印尼原住民常常以华人控制印尼经济命脉为借口发动排华。且不说华人没有控制印尼经济，即使控制了就要受到排挤、迫害，甚至杀戮等非人待遇吗？果真如此，道理何在？
事实上，华人并没有控制印尼经济。印尼国内就华人是否控制印尼经济曾展开调查，于1981年公布了调查报告：印尼全国外资企业资产总额为25亿美元，其中由日本、美国等外国垄断资本控制的比例高达近70%，包括华人在内的非原住民控制9.7%。印尼全国国内企业资本总额为22.4亿美元，包括华人在内的非原住民只占26.95%。该报告以确凿的事实和经济统计数字证明，印尼华人并没有控制印尼的经济，从而否定了印尼政府自1967年以来一直散布的“华人操纵、控制印尼经济”的论调。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华人控制印尼经济”是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出来的谎言。
然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这个谎言呢？我认为原因有三：其一是战后历届的印尼政府为了实行其限制、排斥华人经济的政策，有意识地把当地华人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夸大，并含糊其词地把华人在商业流通领域中的优势地位，说成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诱使印尼人民把对于本国腐败的政治制度和对外国垄断资本的不满情绪转嫁到华人身上。其二、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散布、传播。其三、香港、台湾、大陆一些媒体人云亦云地将华人在印尼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夸大，他们以为比例说得越高越好，殊不知这种片面和以讹传讹的新闻处理手法正中人家下怀。
华人控制印尼经济这个错误观念不断得到传播并让许多人信以为真，还跟苏加诺和苏哈托对华人经济的错误看法有极大的关系。苏加诺和苏哈托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人。苏加诺对华人经济存在三点错误看法：一是把华人经济看作是“殖民主义的残余”，苏加诺历届内阁错误地认为华侨经济是“殖民主义的残余”，“建立独立民主经济的障碍”，因此在“民族化”以及“印尼国家治安利益”的口号下，对华侨华人及其经济活动不断加强限制，实行排斥一直清除的政策。二是他也错误地认为华侨控制了印尼经济。1959年苏加诺总统在接见《日本时报》记者曾说：“中国人对印尼生活的控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苏哈托也一直认为华人控制印尼经济。他于1972年3月发表的演说中断言：“印度尼西亚的资本所有者都是华侨企业家”，之后又说了以下这样一些话：“政府准备适当调整原住民(印度尼西亚人)和非原住民(外国人和外国裔居民)在国内投资方面的关系，一旦时机成熟，非原住民企业家必须将其所有的股份的一半卖给国家，由国家公开转让给原住民企业家，以便提高原住民的经济力量”。
印尼多次以华人控制经济为借口而排华实质上是政治性排华。而国家领导人的错误看法又导致了错误的华人政策。苏哈托总统看到1981年调查报告书了解到华人并没有控制印尼经济的实际情况后说：“当前经济建设中政府的政策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的传统估计，我们传统的憎恶感，我们传统的情绪”。苏哈托的这句话倒是道出了印尼多次排华事件的实质。当然，印尼华人所历面临的特殊环境，也使排华事件容易爆发。例如，苏哈托政府长期的政策失误，这使华人往往成为政治的替罪羊。另外，华人在政治上无权，遭受迫害控诉无门。
△ 苏哈托（1921—2008），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第二任总统， 1965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后任恢复治安和秩序行动司令部司令，1967年任代总统，1968年任总统，直至因亚洲金融风暴引发印尼国内政治危机而被迫于1998年下台。
二、印尼狭隘民族主义势力的作用和影响
印尼自独立后，国内始终存在一股狭隘民族主义势力，即种族主义势力。他们主张排华，在他们的骨子里面是要把华人从印尼赶出去，或是消灭而不是融合或同化。他们强烈要求排华，认为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这种极端种族主义和宗教的排外性相结合后非常狂烈，往往做出难以理喻的事情。如在1998年5月排华骚乱中暴徒提出的口号是，宁愿让印尼倒退20年，也要把华人赶走。种族主义者们还认为只有他们才是印尼的原住民，其他如华人之类皆是外来民族，是来掠夺他们的。他们认为华人的财富是本该属于他们的，只不过是华人从他们祖宗手上掠夺而去。所以，1998年5月排华骚乱后，雅加达北区及中心区有些华人收到内容恶毒的传单，传单标题是“要回被华人掠夺的祖宗遗产”，其中内容说：“你们华人已来日无多，可以趁早尽情享受”，“我们要在短期内收回祖宗留下的财产，所用方法包括烧毁华人商店住宅……”。这些传单口号反映了种族主义者们的思想，他们一向这样认为而且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每次排华暴乱，华人的建筑和财产是首要攻击目标，然后是华人本身。
这股势力始终潜伏在印尼社会中，当印尼国内社会稳定，主张与中国友好，善待华人的势力占上风时，他们便有所收敛。一旦印尼国内政局混乱，这股势力马上会掀起排华骚乱，肆意掠夺和焚烧华人财物，尽情发泄他们对华人的不满，打杀、残害华人。不论因何种原因导致排华暴力事件，其现象和过程极为相似，简直像在套用公式。一般先是国内局势动荡，社会混乱，然后矛头指向华人，接下来华人遭受灭顶之灾。这股极端种族主义势力是排华反华的主力，一有时机他们便会掀起排华反华的暴力事件。
三、印尼种族主义者对华人反感、仇视心理是排华内在根源
战后至今，印尼多次排华内在根源何在呢？笔者以为印尼种族主义者对华人存在一种反感、仇视的心理，恰恰是历次发生排华的根源所在。1965年“9·30”事件后掀起的排华运动主要是政治性排华，但我们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当时印尼原住民参与的狂热程度，就能发现在当时的印尼人中普遍存在反华情绪。这种反华情绪无疑是来自对华人的仇视心理。那时，印尼几乎是全体总动员一般群起反华。政治家们运用政治权力实施排华。印尼政府以狂风扫落叶的方式，一举封闭629所华校，受影响的学生达272782人。如此一来，华人丧失了学习自己本民族语言的机会。印尼地方军政官员和狭隘民族主义者借机驱赶华人，使大量华人流离失所，无处生存。印尼原住民企业家则召集会议商讨限制华人经济之事。原住民企业家们在50年代末就一直在讨论如何限制华人经济，由原住民企业家来填补华人的位置。1956年3月在阿沙阿特主持下召开的全印尼民族输入商代表大会，通过了绝对保证原住民资本所有权，企业经营领导权以及进出口独占权等多项决议。阿沙阿特乃印尼政界要人，由于其第二次大战后的特殊经历，他在印尼社会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主张的经济上排华反映了印尼民族主义者普遍的排华心理。他们掀起排华暴力事件，殴打华人，掠夺华人财物，焚烧华人建筑物仍是常事。这也是印尼历次排华中的常见现象，也是印尼暴民惯用的手法。
华人在印尼一向遵守当地的法令，并为印尼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想这首先涉及到历史原因，是长期逐渐形成的。
印尼种族主义者对华人产生反感，我想大概缘于三个方面。一是荷属时代殖民统治者把华人置于统治者和印尼土著人之间，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地位在土著人之上，遭到土著人的敌视。事实上，华人在经济上主要也是起了一个中介作用，在荷兰殖民者和印尼之间起沟通作用。一些印尼民族主义者过多看到华人的买办作用，认为华人和荷兰殖民者共同剥削他们。再加上荷兰殖民者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法，经常挑拨华人和原住民的关系。
二是华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印尼原住民不一样。华人大部分是中国华南沿海一带地区移民的后裔，信仰的要么是佛教，或道教，要么是儒家思想，而印尼原住民大部分是信仰伊斯兰教。生活习俗和宗教信仰的不同容易导致歧见。伊斯兰教禁食猪肉，华人却是食猪肉的，这样一来印尼原住民认为华人是肮脏的。本来这样的偏见是可以通过相互交往来消除的。但历来从华侨社会到华人社会同印尼原住民社会都是隔绝的。隔绝的原因在荷属时代是由于荷兰殖民者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有意隔绝华人和土著。加上华人大部分居于城市，主要从事工商业，而印尼原住民主要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两者之间要互相沟通却有困难。
印尼独立后，采取强迫华人同化的政策。华人为什么要同化呢？难道不可作为印尼的一个少数民族存在？即使是接受同化，也没有必要让华人丧失所有自己的特征，其实这也是不可能的；生理上的差异，血缘的不同总是客观存在的。华人在自己的同族内完全可以保留作为一个民族的特征和传统，况且印尼本来就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其他少数民族可以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保持其部落仪式、风俗习惯，为何华人不可以呢？但印尼种族主义者丝毫不考虑华人的情况，单方面列出条件要华人同化，其实质是要消灭华人群体，更不用说是一个民族。印尼原住民这种排他性在对待华人表现在：在实际生活中，华人在持有身份证、受教育、就业等方面，受到与原住民不同的待遇。印尼原住民一方面要求华人同化于印尼民族，但在一些地方，某些原住民人士公开声称对华人抱有恶感，不信任感，并表示不欢迎华人加入印度尼西亚民族大家庭，显然是赤裸裸的排他性。
三是印尼种族主义者普遍认为华人在经济上比一般印尼原住民要优越，而且他们错误相信华人控制了印尼的经济，导致印尼种族主义者对华人产生反感。再则，印尼种族主义者认为华人是经济动物，只知道赚钱，而且赚钱后很少回报社会。印尼种族主义者得出这样片面、错误的看法并由此对华人产生反感未免过于荒谬。我想之所以会这样，可能跟印尼种族主义者的自大狂心理有关以及自卑的畏惧心理在起作用。
印尼人赶走荷兰殖民者取得独立后，民族主义空前高涨，他们非常有成就感。但当他们发现人口在印尼人口中占极小一部分的华人，在经济中的份额大时，他们在心理上难以承受。特别是他们(包括一些领导人)相信了夸大的说法即华人控制印尼经济后，这对他们来说犹如在熊熊高涨的民族主义烈火上泼了一盆冷水，让他们由此产生的成就感和自豪感一下子消失了。他们以为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在经济上也应该能取得独立，于是他们在经济上采取限制华人，排挤华人的政策。印尼在50年代制定了一系列旨在限制华人经济活动的法令，如限制雇佣外侨条例、管制外资企业的经济计划、外国人在印尼投资政策声明等。限制华人经济活动阻碍了印尼经济的发展，于是改限制华人经济活动的政策为利用华人资本来发展印尼经济的政策，这样一来印尼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印尼经济发展离不开华人的事实更加刺激印尼人的自大狂心理。他们往往把华人在经济竞争中所处的优势认为是华人在经济活动中建立自己的网络，排斥其他人进入，想控制印尼经济。他们未能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华人长期在工商业领域活动，形成了一套成功的经验，其中包括勤劳、讲信用、坚忍不拔、商业敏感、信息灵通、商业渠道和关系网畅达等。印尼种族主义者没有看到华人在工商业领域成功的经验，只是一味地指责华人。这是因为印尼原住民在同华人在经济上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未能满足种族主义者自大狂的心理，也未能实现其把华人排挤出去的所谓经济独立，在经济上和华人竞争时他们产生了自卑的畏惧心，害怕华人控制印尼经济，于是对华人产生嫉恨和不满。这种自大狂心理，在1998年5月的排华骚乱中全部表露。印尼种族主义者有组织地强奸华商妇女，就是为了打击华人整个种族，给华人心理上造成创伤。这样一来印尼种族主义者那曾受挫伤的自大狂心理又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印尼暴徒在骚乱期间曾喊出这样的口号：“你该被强奸，因为你是华人，而不是穆斯林。”
印尼种族主义者自荷属时代就产生的对华人的反感在印尼独立后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深了。这种反感心理不断积累加深，慢慢发展为印尼种族主义者对华人的仇视心理。这种仇视心理一经形成，便难以消除。它潜伏于印尼种族主义者心中，一有时机便会爆发出来，这也是印尼频繁爆发反华排华事件的原因。
仇视华人的心理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印尼种族主义者认为华人来印尼是为了经济利益，其财富是通过剥削印尼原住民得到的。这方面阿沙阿特堪为代表，他曾鼓动印尼原住民说：“中国人到了印尼，目的是为了经济利益。赖当时荷兰的政策，华侨的地位越稳固，印尼原住民，在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变成为一种工具。印尼人在田地上工作，中国人却收买他们的土产；火车的上等车厢供中国人乘坐；工厂由中国人经营；新式汽车大部分为中国人所有。印尼人辛苦地踏三轮车，而乘坐者多为华侨。”印尼种族主义者把贫穷归于华人，而不归于整个国家经济的落后，无疑地埋下了仇视华人的种子。二是印尼种族主义者认为他们应该从华人手中夺回被“剥削”去的财富。这也是每次排华事件中，华人财物、商店、建筑物往往成为主要攻击目标的原因。三是印尼种族主义者不断在精神上、心理上打击华人。他们自大狂心理是建立在华人的心灵创伤之上的。因而在排华事件中总有奸淫华人妇女的兽行，这种事情往往在华人心理上留下伤痛，成为心灵上挥散不去的阴影。
四、印尼政府错误的华人政策是排华的另一根源
对印尼的狭隘民族主义、仇视华人心理，印尼的政治领导人是清楚的，如果领导人能采取合理的方法对此予以疏导，今日印尼种族问题也不致于如此严重。印尼领导人不但未疏导反华排华思想，反而经常利用这种思想将民众的目标引向华人，从而使自己度过政治危机。从1959年取缔农村华商和1963年反华暴动等事件所看到的那样，他(指苏加诺)甚至是在利用印尼国民对华侨是反感来克服他的政治危机。苏哈托也和苏加诺一样把华人问题作为政治筹码，华人往往成为其政治危机的替罪羊。1998年5月发生的反华骚乱无疑地证实了这一点。刚开始，主要是反对政府的示威游行，要求苏哈托下台，后来却转化为排华暴乱，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是有意识地嫁祸于华人的行为。哈比比承认，5月暴乱可能是有组织的，令华人成为受攻击的目标。印尼领导人把华人作为政治危机替罪羊的做法，给印尼种族主义者仇视华人的心理得到宣泄的机会。
战后50多年来，印尼政府始终在用错误的政策来处理华人问题。印尼政府本身长期在推行排华政策。苏加诺时代印尼制定了大量的法令来限制华人的经济活动，在经济上实行排华。苏哈托上台以后，采取经济上鼓励华人参与，但在政治上采取歧视华人的政策。禁止华人讲华语，关闭所有的华文学校，把“中华”的称呼改为“支那”，在入印尼籍华人身份证上加特别标志，使华人成为二等公民。由这些歧视政策我们知道，苏哈托一方面不想让华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存在，一方面希望同化华人，却又不能平等对待，实行种族歧视。这充分暴露了苏哈托华人政策的矛盾之处，既想同化华人又自己人为地设置障碍阻挠同化。同样地苏哈托本人也认为华人控制了印尼经济，但他又制订政策阻碍华人当公务员、参军，使华人唯一的生存之路是从事工商业。苏哈托继承了荷兰分而治之政策的衣钵，一方面排华，一方面给人的印象是“保护”华人。错误的华人政策为印尼种族主义的成长提供了温床。
五、结束语
东南亚各国在20世纪50、60年代普遍掀起排华事件，至70年代各国(除印尼外)排华浪潮基本平息。惟有印尼仍然隔三差五地发生排华事件，在20世纪末还上演了一幕举世声讨的排华惨剧，这使我们不得不再次思考华人在印尼屡受排挤的原因。拙文不想苟同华人控制印尼经济是排华根源的观点，试图从印尼狭隘民族主义、对华人的仇视心理以及印尼政府的华人政策方面找到根源所在。拙见以为印尼狭隘民族主义、对华人的仇视心理是排华的内在根源，而错误的华人政策是另一根源。多种因素的结合，使印尼国内排华事件接连不断。我想该是印尼人反省的时候，不应该一味地指责华人，要彻底解决华人问题不在于华人如何表现，关键在于印尼人对华人能否采取一种公正的看法，能否平等对待他们。例如印尼政府能否保障华人生命财产安全，给予平等的公民权利。所幸的是，印尼瓦希德政府多次表示要实现民族平等、平等善待华人，我们期望印尼能在瓦希德领导下成为一个种族和谐、团结进步的社会，各族人民都能安居乐业。（节选自《八桂侨刊》，2000年第4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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