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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四年，直隶河北巨鹿县。
巨鹿县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通的县城，说普通也不普通，普通在于，像这样的县城，大清天下遍地都是，说不普通，是因为巨鹿县在当时是一个贫困县，我们知道古代是农业社会，百姓多靠种地为生，但巨鹿县不仅土地少，大部分还都是盐碱地，种什么什么歉收，老百姓过的很不好。
富贵无闲事，贫穷惹祸端，就在巨鹿县，一个叫做孙维俭的人，搞出一桩怪事来。
孙维俭，民间宗教大乘教的教首，他手下有几个兄弟，是教中骨干，一群人在孙维俭的领导下秘密传教，烧香拜佛，拉拢信徒，还涉及非法集资，对外则宣称孙维俭有通天本领，能治病消灾，保人平安。
搁现在说这就是封建迷信，不值一驳，但对当时的老百姓来讲还是很受用的，大乘教发展猛烈，信众多达数千人。
清朝是一个对民间结社，集会非常敏感的朝代，诸如白莲教，八卦教等教派动辄起义，官方早已将他们定义为邪教，大乘教虽然还没到发动起义的那一步，但组织结构，实际性质上已是大差不差，孙维俭想的很长远，他不能被扣上邪教的帽子，他必须想辙，要给自己的“事业”合法化，最好再找一个大靠山。
想来想去，孙维俭把目光投向了山东曲阜，曲阜有衍圣公府，这是孔子孔圣人的老家，宗庙所在地。
想一想这其实很离谱，你是一搞秘密宗教的，人家是儒家正统，你跟人家能沾上边么？
哎，孙维俭还真有他的办法，他很快打出口号，说自己的大乘教之所以要信众募捐，目的是为了给孔子修庙。
老百姓是很贫穷，但他们对孔圣人的尊敬是真心的，孙维俭这么一宣扬，大家纷纷解囊，不过几个月时间，就叫孙维俭敛聚了白银四千七百两。
这可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普通百姓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这么多钱。
有钱了，那就该去“公关”一波了。
当年，孙维俭揣着银子，带着几个教徒，直奔山东曲阜。
所谓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去曲阜容易，但想要见到关键人物，也就是孔子的直系后代，当时叫衍圣公，却并不容易。
为了见到衍圣公，孙维俭拿钱开道，把孔府上上下下打点了个遍，而且毫不吝啬钱财（反正也不是自己的），光是一个叫孔传标的四品执事官，就收了孙维俭将近六百两银子。
费了好大劲，这才见上了当时的衍圣公孔庆镕。
孔庆镕，孔子第七十三代嫡孙，当年他才二十二，年纪轻轻，而且整天就在孔府里待着，注经释文，缺乏社会经验，他哪儿见过孙维俭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老江湖？孙维俭一顿忽悠，说什么自己急公好义，崇儒重道，自己是孔子的粉丝，这把孔庆镕给骗的团团转，孔庆镕一看，这几位跋山涉水远道而来，这是来给孔家修庙，来发扬孔学的啊，孔庆镕非常高兴，马上就给孙维俭等教众封了一些荣誉职务，什么掌书，启事，伴官，虽然这不是正式职务，也非朝廷命官，但有了这个，孙维俭就算是和孔府有来往，有认证了，甚至说，这就是孔府给他孙维俭的聘书，以后他就有合法身份了。
有了孔府这块招牌，孙维俭开始公开活动，因他借用了孔府的名头，非常权威，大乘教发展越来越好，投入孙维俭名下的人也越来越多，他的教派俨然一跃成为了直隶第一派。
当然，从某种角度来说，孙维俭不能算是欺骗了孔府，因为他真的把那四千多两银子都给了孔府，由孔府的孔传标负责，孙维俭拜托孔传标，一定要把这笔款项用到实处，也就是说他真的打算给孔子修个庙出来。
只不过，孙维俭要修庙，但孔传标却并无此意，想来孔传标早已把这笔钱据为己有或是挪作他用，孙维俭派人催了孔传标好几回，孔传标都支支吾吾，含糊其词的糊弄着。
这孙维俭他肯定着急啊，孔府能给他下聘书，就是因为他当时答应要给孔府修庙，现在庙修不出来，孔庆镕看不到成效，不早晚把自己的聘书给收回？
孙维俭着急了，后来有一次他甚至直接找到孔传标，说你要是再不给我盖庙，那我就去告官，告你诓骗钱财，到时候大家都不好过。
您想孙维俭这个身份他都是很敏感的，连他都要告官了，可见他着急到了什么程度。
哎，不用你孙维俭去告官，因为马上，就有人去告官了。
嘉庆十六年，一个叫做王邦彦的读书人，他应该是识破了孙维俭招摇撞骗的事情，于是一纸诉状，把孙维俭告上了衙门。
而且，王邦彦还不是到本地县衙去告状，而是专程去了一趟京师，直接告到了都察院。
王邦彦告孙维俭：
借修庙名义敛财不法，传播邪教。
到了京师，这就是京控案，京控案就必然会给嘉庆皇帝过一手，皇帝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很愤怒，皇帝说直隶离京师也不远啊，这是天子脚下，孔府是儒家圣地，儒学是本朝指导之学，皇帝本人都是虔诚的儒学信徒，现在竟然有人打着孔府的招牌搞邪教？这是什么？
这是把朝廷的脸面当鞋垫子踩啊！
皇帝非常的生气，责令直隶总督温承惠限期破案，而且要从严从快，严惩不贷。
大清朝有很多总督，有些总督在边地，离皇帝比较远，那就是封疆大吏，基本没人管，日子过的很滋润，但直隶总督则不然，此为京畿重地，这是皇帝眼皮子底下，屁大点事儿都能传到宫里，温承惠自打上任以来，常因为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被皇帝骂，什么他办事拖拉啊，救灾不力啊，动辄就要拔花翎，革黄马褂，一天到晚他提心吊胆，压力山大。
现在好了，搞出一桩邪教的案子来，还牵连到了孔府，皇帝把自己骂了个狗血淋头，温承惠一分钟都不敢耽误，立刻组织人手，开始办案抓人，孙维俭还没反应过来呢，直接就被控制了。
审讯展开，但孙维俭可不是一般人，他是老油条，滚刀肉，反侦查经验非常丰富，他知道这回自己是摊上大事儿了，而且他更记恨的是，之所以自己被人举报自己借用孔府的名头招摇撞骗，就是因为孔传标拿了钱却没把庙修出来，如果孔传标把庙修出来，那么自己就不是招摇撞骗了，自己是说到做到，自己就没骗。
于是，在审讯的过程中，孙维俭说自己就是要给孔府修庙，所以我才公开募捐，所得钱财我一分都没拿，全都给了孔府，目的就是为了给他们修庙，既如此，我何骗之有？
温承惠说那这笔钱有多少？孙维俭灵机一动，说一共四万两，全给孔府了。
这么说，是孙维俭要把案子扩大化，如果能活，那自己就是无罪的，如果不能活，你孔府这些人也别想置身事外。
得到这个线索之后，温承惠又赶紧到山东曲阜去抓人，首要目标当然是孔传标，可孔传标被控制之后，他也不说实话，他想的是，自己的确是收了钱没办事，但自己一共就收了不到五千两，现在被孙维俭攀咬成了四万两，自己现在解释是没用了，自己干脆也学孙维俭，也多多攀咬，拉几个人一起下水，分担罪责。
于是，孔传标又把孔府里一个叫做王肇兴的管事供了出来，说这钱呐，不是自己一个人贪污的，王肇兴也贪污了不少。
可怜这个王肇兴，他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也被捉住带走，投入大牢是严刑拷打，什么扭耳朵，扯头发，打脑袋，跪铁链，这重刑之下不怕你不招，王肇兴没办法，只好含冤服罪。
大家都认罪了，案子就能结束了，温承惠判定，孙维俭传习邪教，敛财数万，勾结孔府，处绞监候，余下教众大部分被流放到黑龙江。
至于孔府涉案人员，孔传标抄没家产，流放黑龙江，王肇兴也是一样的待遇，唯一不同的是，孔传标发配之前只受杖刑一百，而王肇兴发配之前打一百，到了配所还要再打四十。
一百多棍子啊，你别说流放之人了，就是钢铁侠也得打残废，这完全是把王肇兴往死里整。
为什么单说这个王肇兴？因为孙维俭和孔传标也许还罪有应得，但王肇兴完全是被冤枉的。
温承惠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皇帝要效率，要结果，他必须争分夺秒把案子给结了。
各自定罪，温承惠上报皇帝，皇帝拿过来一看，口供也有，人证也有，各种证据看起来严丝合缝，皇帝说你这回办的还不错，温承惠终于松了口气——
才怪。
案发在直隶，也是比较方便，王肇兴有个侄子叫做王振望，他知道叔父蒙受不白之冤，他也跑到都察院去击鼓鸣冤，去告状去了，状纸旋即又被送到嘉庆案前。
要说嘉庆执政是很平庸，但做人却并不糊涂，皇帝很快就嗅出了不对劲，如果说温承惠办的这个案子真的铁证如山，没有问题，那么苦主怎么敢冒着杀头的风险来告御状呢？
皇帝很聪明，他没有再让温承惠重审，而是把案子交给了大学士庆桂，让他严密查访，看看是否有冤。
一查，查出不少问题来。
首先是孙维俭交代的四万两，不对，把孔府翻个底朝天，把孔传标，王肇兴的流水查了个遍，也不够四万两。
后来根据孙维俭交代，四万两是没有的，四千两还差不多，自己之所以多说，是为了把事情闹大。
其次，孔传标不算，单说王肇兴，他和这起案件根本一点关系没有，他的认罪供词，完全是刑讯逼供，是打出来的，审案时，王肇兴被“拧耳采发，赤膝长跪，恣意凌逼”，官员们对他更是反复威胁，说“老制台已经奏明了”，“你不认也不中用了”，“我们这里不许对质”，他们通过各种暴力物理和精神控制，迫使王肇兴认罪。
真相大白，嘉庆彻底红温了，他把温承惠叫来，狠狠斥骂：
《清仁宗实录》卷二百五十八：温承惠办理此案，本失之柔懦，复被属员朦蔽，以致案情屈抑。现又有失察滦州邪教之咎。温承惠著革退宫衔，拔去花翎，褫去黄马褂，降为二品，仍交部严加议处。
内容作者就不翻译了，但我们可以看到结果，革职，拔花翎，收走黄马褂，降为二品，送到刑部，讨论一下再怎么处置。
当然还有由温承惠领导的具体负责审理案件的按察使，布政使，知府，知县等等，都有十分严重的责罚，还很有意思，皇帝还要求这些官员凑出一大笔钱来赔偿给王肇兴作为精神损失费。
王肇兴被放了出来，孔传标因为只收了四千多两，处罚轻了一点，原本去冰天雪地的黑龙江，现在改成了去鸟语花香的伊犁。
受到处罚的还有衍圣公孔庆镕，不过儒学在清朝毕竟是与国休戚，皇帝也只是象征性的训斥了孔庆镕几句，做做样子罢了。
唯一没有从轻的，就是孙维俭，原本是绞监候，就是死缓，还有生还的可能，翻案之后，他直接被判了个绞立决，即行正法。
案件结束，但思考才刚刚开始。
我们说，以孙维俭市井之徒，何以搞出这么大的事情来？
很简单，巨鹿县粮食歉收，发展不好，连年饥荒，当地官府救灾很不力，百姓走投无路，才会去相信孙维俭的鬼话，孙维俭才有可乘之机。
我们说，孔府是天下第一家，这是圣人府邸，但内部管理之混乱，在本案中可见一斑，一个来路不明之人三言两语，千两白银，孔府竟然就敢为邪教头目提供官身背书。
我们再说，温承惠为什么制造了冤案？不是他本身是一个多么邪恶的人，而是因为他太急于讨好皇帝，摆脱责任了，他压力太大，那在这种压力之下，刑讯逼供，为了结案而结案就成了常规操作。
我们还说，如果不是王振望这个有勇气的年轻人敢于孤注一掷，这个冤案也许就这样了，可见清朝的京控制度为刑事案件提供了一条纠错的通道，但这条通道，依靠的不是制度，而是皇帝的个人意志和告状人拿命来赌。
嘉庆十七年，孙维俭被押赴刑场，绞决。
北宋王安石有云：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
嘉庆有立善法的决心，但非常可惜，他没有立善法的能力。
就在本案发生两年之后，一个叫做天理教的民间宗教发动起义，攻入了紫禁城，差点就把皇宫给拿下了，这其中的不少人，就来自于巨鹿，来自那些被孙维俭传教过的村庄...
参考资料：
《国朝名臣奏议》・卷三十
《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五十五
《清实录》卷二百五十七
《那文毅公奏议》卷四十二
《仁宗睿皇帝圣训》卷之八十二
陈丽.清朝嘉道时期积案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22
陈丽.“中叶”背景下的积案防治——以嘉庆朝实践为例.中国政治学,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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