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盛夏，北京前门大街的下水道刚被翻修，一股刺鼻的气味仍在街角盘桓。薄雾里，一位壮实的中年汉子猫着腰，从窨井里爬上来，胳膊上青筋鼓起。邻近茶馆的伙计递上一瓢凉水，他只抹一把脸，嘿嘿一笑，又转身下井。人们知道，那是“掏粪老时”。
那年老时三十七岁，真名时传祥，山东诸城人，进京后在市政环卫队干最脏最累的活儿。别人嫌味儿，他说：“有人得干，总得有人干。”话糙理不糙，同行服他，街坊敬他。不久，环卫系统点名树模，他被推上全国劳动模范的名单。
1959年9月，全国群英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秋高气爽，彩旗把长安街染成海洋。第一次走进大会堂，时传祥心里直发毛，尽管衣服洗得发白，他还是用自制的绳腰带扎得板板正正。轮到他握手时，刘少奇主席一眼认出：“老时，你来啦？”这声招呼把时传祥惊得一愣，旋即答：“生活挺好，就是文化水平低。”刘少奇把随身钢笔塞到他手心：“写信，告诉我你的学习进展，咱们一起进步。”
摄影机咔嚓一下，定格了那只沾满老茧的手与国家主席的手紧紧相握的瞬间。消息传遍全国，“掏粪工人也能当英雄”的口号登上报端，各地环卫工蜂拥来京取经。时传祥悄悄对同事说：“可别把我说得跟菩萨似的，我只是干了自己该干的活。”
六年后，局面却急转直下。1966年10月，天安门城楼上红旗招展，广场上呼声震天。站在检阅台一角的时传祥并没听懂那些连篇累牍的口号，只看见刘少奇面色阴沉。一股子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果不其然，一个月不到，“握手照”成了罪证，老时从劳模瞬间被打成“工贼”“粪霸”，脖子上挂牌游斗。操场的冷风刮在脸上，他只喊一句：“俺老时不偷不抢！”
本想用沉默换清净，却换来更严酷的批斗。长年劳作加上连番折腾，结核病、气喘一齐上身。1971年，单位索性把他送回老家山东，宣布“自生自灭”。乡亲们气不过，议论道：“老时连探亲都要帮大伙挑粪，他哪来的罪？”然而医院不敢收治，孩子也因出身受限无法参军上学。
1972年腊月廿四，他忽然精神一振，让妻子崔秀庭端上一壶热酒，自己穿戴整齐。屋里四壁空空，他比划着说：“今天，是主席接见俺的日子。”两人对着空墙举杯，把多年藏在箱底的那支钢笔放在桌上，泪眼相对。几个月后，病情急转直下，老时把儿女叫到跟前，嘱咐：“替俺写信给周总理，告诉他俺想再干活。”信最终没有送达，但周总理偶然获悉老时被打倒的事，当场拍案：“一个掏粪工人也要批吗？”北京卫戍区派车把时传祥接回首都，可惜为时已晚。
1975年2月2日，午夜一点，急救室灯光惨白。医生宣告心肺停止，这位把一生埋进井里的汉子终年六十。遗体当日火化，骨灰罐上只写三个字：时传祥。家属回到平房，屋角的木箱里仍放着那支钢笔和一叠未寄出的信。
风向在1978年春天起变化。中央开始甄别冤假错案，刘少奇的功绩被重新评价。1980年5月17日，追悼大会前夕，王光美让女儿递话给刘源：“一定要请崔大嫂到现场。”两天后，八宝山礼堂外人潮涌动，王光美见到崔秀庭，一把相拥，哽咽：“老姐姐，对不住，真没料到那次握手给传祥添了这许多苦。”崔秀庭红了眼：“光美妹子，咱俩谁也没错，是那时候错了。”
自此，两家常来常往。每逢年根，传祥的儿女总带着自家腌的黄瓜、炒花生去看望王光美；王光美回赠的，多为书本和学习用品，她叮咛孩子们：“不管干啥，心里都装着老百姓。”1983年，崔秀庭六十寿辰，王光美拎着蛋糕登门，半开玩笑地说：“我没给你补过生日，这回先补上。”
1999年国庆前夜，崔秀庭接到电话：“光美姐身体见好，想跟你说说话。”本打算寒暄几句，结果两个老太太从孩子工作聊到井盖改造，一直说到夜里灯光昏暗。分别时，王光美拍拍崔秀庭的手：“四个娃都在岗位上努把力，就不枉咱俩这么些年担心。”
回望这一段交错的命运轨迹，掏粪工人与国家领导人因一次握手结下的情谊，曾被风雨颠覆，也终被时间昭雪。老时离去已经多年，但在凌晨四点的长安街，橙色工作服依旧闪着光；而那支旧钢笔，如今安静地陈列在展柜，告诉后来人：劳动与信仰，原本同样高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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