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打出的理由是“有人感到受伤”，但所谓可能受到伤害的群体及其周边人士并没有出面回应，真正愤怒发声的，几乎全是记者。《法兰克福汇报》写道：“迪特尔·努尔已经不再是喜剧演员。”这类反应在语气上明显失衡，论辩水准也相当贫乏。矛头针对的是个人，而不是观点本身。对努尔的打击，主要依靠的是各种暗示和指控。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主题》主持人杰西·韦尔默，前些时候也在脱口秀节目《伊娜之夜》中谈起自己的新闻职业伦理。她说，“审讯”自民党政治人物克里斯蒂安·林德纳“也很有意思”。从这里到德国选择党当年首席候选人亚历山大·高兰在2017年联邦议会选举后威胁安格拉·默克尔“我们会追着她不放”，其实并不遥远。
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周日在夏季专访中表示担忧，称议会中的说话方式，过去“只在左翼和德国选择党那里”才常见。对于问题本身，人们当然可以意见不同，但这种“针对个人的贬损”正在加剧“民主的信任危机”。这种糟糕的风格，如今在政治中间地带的左右两侧都已站稳脚跟。但没有谁像左翼政治那样，把道德上的绝对正确高高举在面前。尽管如此，面对右翼民粹主义，左翼眼下显然拿不出比模仿对方更有效的回应。
于是，媒体这些天把火力集中到一位“右翼”讽刺演员身上，而一位新上任的左翼党主席则把矛头对准基民盟的“法西斯政治”。德国选择党却几乎不受干扰地在两个东部联邦州经营选战。按照一些民调，该党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的支持率可能达到42%，甚至有望单独执政。
这本书对于左翼世界观的失败，提供了颇有启发的观察。自1968年运动以来，左翼立场不断激进化，并坚持在一个被视为“价值取向错误”的社会中垄断道德解释权，这一进程往往带有自我毁灭性质。把聪明的同行不断排斥出去，最终只会让自己失血枯竭。
乌利·库尔克回忆起一个令他疏离的关键时刻：20世纪80年代的左翼在意识形态蒙蔽下，否认新兴国家债务问题与当地左翼强势治理政府失误之间的关联。莫妮卡·马龙则说，自己离开东德后迎来了一次痛苦的清醒时刻，因为她看到西方的绿色女权主义者，竟把西方民主与东德体制相提并论。
结论是：左翼政治数十年来一直受困于现实感缺失，同时又不断抬高自身的道德姿态。它借助身份教条把社会切割成不同群体，像社民党那样把福利国家视为无所不能，把政治改造成一种教育和再分配工程，因此始终无法回应这个时代的重大挑战。
至于迪特尔·努尔，他描述了自己如何从一个在左翼氛围中成长、又是绿党创始成员的人，逐渐与今日的左翼拉开距离。在他看来，这个阵营如今唯一的共同共识，只剩下“不是右翼”。努尔说：“在左翼那里，细致思考已经没有容身之地。”而提出这种批评的人，就会受到惩罚。
政治学者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说，正因为如此，当年的年轻一代形成了一种信念：西德社会需要“彻底整顿”。惩罚加害者，应当成为“建设一个良好社会”的基础。他们也受到一种观念鼓舞：应由“人民”来决定政治应走向何方。
但这里所说的“人民”，并不是公民社会，而是“抗议者和左翼工会，也许再加上左翼社民党和工人”。其余的人则“首先要被教育成真正的人民”。身份政治由此呼之欲出。某种宗教式热情，即对理想社会状态的执着追求，直到今天仍在塑造左翼思维。
按照格鲁嫩贝格的说法，面对“德国历史中灾难性的一面”，“激进的根本更新”这一计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带有一种“绝对化诉求，而这种诉求最终导向暴力”；最具象征性的例子，就是德国红军派恐怖主义。
其逻辑结果就是，这些老一代人物如今明确转身离开。并不是因为他们年纪大了，像人们常说的那样自然变得更保守，而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一个失望的过程。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他们对世界有另一种看法——无论是德国的历史责任、移民政策，还是身份政治。在今天，这些问题上只要持有不同意见，就可能意味着被排斥、被污名化。左翼又一次以激进甚至带有斗争性的方式走向激化，例如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以及对以色列的仇恨上。
左翼党虽然早已与传统左翼政治相去甚远，却录得党员人数翻倍增长。但这些年轻活动人士想做的不是政治，而是制造冲突；巴勒斯坦狂热分子已经占了上风，最终给这个政党带来的伤害大于帮助。整个政治发展过程，几乎看不到自我反思或自我批评。
哈拉尔德·马滕施泰因写道，如今所谓“左”，意味着“嘴上谈自由与多样性，一旦掌权，就消灭自由与多样性”。左翼运动凭借其过剩的道德激情，以及对“救赎幻想”——这也是马滕施泰因的说法——的偏好，一再吸引年轻人加入。那些无法兑现的承诺和内部派系争斗，又会让支持者迟早失望，最终转身离开。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表示：“如果左意味着捍卫自由，那么我仍然是左派。”问题只在于，左翼在20世纪和21世纪“如此少地捍卫过自由”。左翼在20世纪和21世纪“如此少地捍卫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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