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日首相频繁短期轮换，只是同类议会内阁制度下的两种表象，深层根植于两国完全不同的宪政历史、政党结构、社会经济生态。
本文作者系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雨峻。
本文大约8000字，读完约20分钟。
一、引言：同制异途——君主立宪岛国的首相轮换分化现象
英、日两国共享多重制度与地缘共性：均为岛国、实行君主立宪制、采用议会内阁制，但二战后首相更迭频率呈现巨大落差，形成“英国十年七相、日本常年一年一相”的差异化政治图景。为直观量化两国轮换差异，整理核心对比指标如下：
对比指标
英国（1945年至今）
日本（1945年至今）
独立首相总人数
18位（英国下议院图书馆SN04256，2026年5月更新）注1，另有统计口径为16位，供参考
33位自然人首相（本文采用）；不同统计口径下为33—37位，若以内阁届次统计共36届（时代数据）
平均在任时长
约1600天
830天（不足3年），除去4位长期执政者，其余32人平均仅1年9个月
2016—2026轮换情况
10年更迭7任首相
注2，具体名单详见正文
常态化“一年一相”，短期内阁成为常态
注释1：区分统计口径定义：“独立首相总人数”指不同自然人担任首相的数量，如丘吉尔虽两次任职但计为1人；“内阁届次”指首相职位更迭次数，包含同一人多次任职的情况，二者统计标准不同，数据存在差异。
注释2：“十年七相”统计区间精确为2016年7月（卡梅伦辞职）至2026年7月（安迪・伯纳姆就任），完整跨度恰好十年，历任首相名单正文完整列明。
2026年7月20日，安迪・伯纳姆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作为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他以压倒性优势拿下工党党首席位，成为英国十年间第七位首相。同期日本政坛再度迎来权力更迭，高市早苗接任首相，延续战后长期存在的短期内阁循环。
根据英国议会下议院图书馆官方简报SN04256（2026年5月更新）统计，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英国共诞生18位首相（另有统计口径为16位，供参考），其中10位在两届大选间隙、未经全民大选授权便上台履职；1979至2009年三十年间，英国仅撒切尔、梅杰、布莱尔、布朗四人执掌相位，执政格局长期稳定。
反观日本，时代数据显示，二战后33位自然人首相（本文采用该口径，不同统计口径下为33—37位）平均任期仅830天；仅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4人任期超5年，剩余32位首相平均任期仅1年9个月。战后任期最短的两位首相分别为羽田孜（1994年，64天，日本首相官邸史料）、东久迩宫稔彦王（战后首任，54天）。整体来看，日本首相更换频率约为英国三倍；2016年后英国加速陷入短期轮换周期，标志两国内阁稳定性同步下滑，但底层驱动逻辑存在本质区别。
二、共性逻辑：议会内阁制框架下行政首脑的天然脆弱平衡
英日首相频繁更替拥有四项共通底层诱因，遵循制度根源—政党传导—经济导火索—文化加速的递进逻辑。
（一）无刚性任期约束：制度设计自带不确定性
两国首相均无宪法层面固定任期保障，执政根基高度依赖议会与党内支持。英国首相由议会多数党领袖自动出任，下议院议员法定任期5年，但首相可提请君主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日本首相由国会投票选出，众议院议员任期4年，自民党总裁党章规定任期仅3年，总裁选举可提前启动，首相亦有权随时解散众议院。双重灵活选举机制叠加党内派系博弈，让两国首相始终处于“随时下台”的不稳定环境：一旦丢失党内核心支持、民意支持率大幅跳水，内阁倒台具备直接制度通道。
（二）政党格局解构：两党稳定制、一党独大制同步瓦解
英国长期依靠保守党、工党两党轮流执政维持稳定执政根基，但2024年大选标志两党格局彻底碎片化（NatCen英国社会研究中心，2024年12月20日发布《2024年英国大选民意分析报告》，URL：https://www.natcen.ac.uk/our-research/reports/2024-general-election-opinion-analysis）。本次大选工党拿下议会绝对多数席位，但全国得票率仅35％；保守党得票率24％，创下历史最低记录，两大传统政党合计得票率仅57.7％。对比历史数据：2017年两党合计得票82.4％、2019年降至75.7％（数据来源：英国议会下议院大选统计简报，2017、2019年版），2024年进一步跌破六成。改革党得票率15％，创下英国第四党历史新高；绿党选票占比7％，同样刷新纪录。除三大传统政党外，其余小党合计揽获超30％选票，为二战以来最高水平。主流政党选票持续分流，执政党必须持续妥协、摇摆政策，极易丢失民意与党内信任，加速首相下台。
日本长期维持自民党“一党独大”表层稳定，但稳定外壳下是派系博弈的持续内耗。日本政治存在党内“轮流坐庄”的潜规则，各大派阀拥有独立领袖、利益诉求，首相人选本质是各派利益交换的结果；为平衡党内势力，各派交替推举候选人出任首相，直接压缩单人执政周期。
（三）经济长期低迷：民生压力是内阁更迭直接导火索
经济下行、通胀高企是倒逼首相辞职最直接的现实压力。
英国国家统计局（ONS）宏观数据显示：2024年英国自然年GDP同比增长1.1％，2025年自然年GDP同比增长1.4％（ONS 2026年3月31日修订后数据），为2022年后阶段性高点，但远低于1949年以来年均2.43％的长期增速（数据来源：ONS百年经济统计数据库，2025年10月发布）；2025年第四季度英国自然年GDP环比仅增0.1％（ONS 2026年1月发布《2025年第四季度GDP初步统计报告》），不及市场0.2％的预期。企业投资疲软、产业创新动能不足、脱欧长期负面效应持续拖累经济。
增长预期存在两大权威机构差异化判断：英国央行2026年春季报告将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由1.2％下调至0.9％；独立财政监管机构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OBR）2026年3月《春季经济与财政展望》将2026年GDP增速预测从1.4％下调至1.1％，两大机构预测口径差异反映英国经济复苏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中长期复苏前景黯淡。经济疲软持续侵蚀民众生活水平，选民对执政党不满持续累积。
日本内阁府经济白皮书数据显示，2024年日本自然年GDP收缩0.2％，2024年财年（2024年4月—2025年3月）GDP为＋0.8％，两者统计口径不同，数据并不矛盾；2025年自然年GDP小幅回升1.1％，经济长期停滞已成常态。石破茂执政阶段国内物价持续走高，民生负担加重；经济下行叠加政治丑闻，民众支持率快速滑坡，内阁执政根基迅速动摇。
（四）政治文化差异：两种不同的下台压力传导机制
两国均存在执政承压下台的传统，但内在驱动逻辑完全不同。
日本形成了“道歉式辞职”的独特政治文化：国民文化中“避免给他人添麻烦”的思维延伸至政坛，一旦政策失误、爆出资金丑闻，首相主动辞职被视作向国民致歉的标准方式；同时在野党持续通过国会质询、媒体曝光、不信任案施压，进一步放大执政压力，倒逼内阁提前更迭。
英国首相下台更多源于党内权力斗争，而非全民层面的“道歉仪式”。1945—2010年12位离职首相中，6人因大选失利下台、3人健康原因辞职、2人丑闻卸任，仅撒切尔夫人因党内投票罢免；2010年后规则彻底改变：仅卡梅伦因脱欧公投自愿离职、苏纳克大选落败下台，梅、约翰逊、特拉斯均因党内逼宫、执政丑闻中途离任，斯塔默于2026年6月22日宣布辞职，系在党内压力下主动请辞，成为英国首位在任期内因党内压力辞职的工党首相。
三、差异根源：日本内阁轮换远快于英国的结构性诱因
即便两国同步出现执政稳定性下滑，日本首相平均任期仍不足英国一半，核心差异来自三重制度、历史、选举结构鸿沟。
（一）政党内部治理：英国强党纪vs日本派阀联合体
英国保守党、工党内部纪律性较强，党内分歧可通过党内投票、政策调整化解，难以形成集体倒阁联盟；日本自民党本质是多个利益派阀的松散联合体，首相权威完全依附派系支持。
受政治资金“黑金丑闻”冲击，据新华社2025年11月专题报道，自民党安倍派、森山派、岸田派、茂木派、二阶派五大派阀已全部解散，仅麻生派得以保留。但派阀实体解散并未消除派系政治，反而出现“借尸还魂”的明显趋势，2026年最新政治动态进一步印证该判断：2026年5月21日，自民党内成立大型议员联盟“国力研究会”，自民党副总裁、麻生派领袖麻生太郎出任最高顾问，原安倍派核心骨干萩生田光一担任干事长，超八成自民党议员加入该组织。该联盟表面宣称辅佐高市早苗落实政策，实质是旧派系势力重组的新载体，麻生、茂木等政坛元老持续私下聚会，联合原安倍派势力策划倒阁，石破茂执政全程被各大派系孤立，最终被迫辞职。廉德瑰判断，派系博弈转入地下，无法从根源消除。
（二）宪政历史积淀：原生议会传统vs移植型内阁制度
英国议会制度自13世纪逐步成型，历经数百年演化，“国王在议会”、内阁集体负责制形成稳固宪政根基，制度容错率更高。
日本议会内阁制是明治维新自上而下引进的外来制度，缺乏本土宪政文化积淀。学者颜筠展《议会内阁制之比-以英国与日本为例》、Brian Woodall《Growing Democracy in Japan》共同指出：日本并未完整落地成熟内阁制，行政体系难以应对后工业时代复杂社会、经济挑战，制度韧性不足，微小危机即可引发内阁崩塌。
（三）选举周期与政治节奏：可预期周期vs持续竞选状态
英国大选法定5年一届，选举节奏具备稳定预期；日本自民党总裁3年一选且可提前举办，首相又拥有随时解散众议院的权力，政坛始终处于“随时改选”的高度不确定状态。首相上任后必须持续维系派系选票、备战选举，难以长期推进中长期改革，执政生命周期天然缩短。
补充选民结构差异：英国选民跨党流动以抗议投票为主，主流政党仍掌握政策主导权；日本保守选民群体固化，党内派系斗争对首相命运的影响，远超民意投票约束，进一步放大短期轮换特征。
四、英国政坛未来走向：伯纳姆能否打破“十年七相”结构性魔咒
（一）伯纳姆执政的机遇与核心约束
伯纳姆上台本身就是英国政坛轮换常态化的标志性事件。相较于前任斯塔默，其政策路线偏向民粹主义，契合当下国内反建制社会情绪，短期能够收拢底层选民支持。但多重结构性矛盾无法依靠单一首相短期化解，核心挑战分为三层：
第一，经济复苏长期乏力，英国央行预测2026年全年增长仅0.9％，OBR预测为1.1％，居民收入、产业投资疲软问题难以短期修复；
第二，政党碎片化不可逆，两大传统政党合计选票不足六成，小党持续分流民意，执政党政策极易遭到在野势力联合阻击；
第三，脱欧遗留问题持续发酵。“十年七相”（2016年7月—2026年7月）完整历任名单：卡梅伦（2010—2016，2016年6月因脱欧公投失利辞职）、特蕾莎・梅（2016—2019，因脱欧协议未获议会通过辞职）、约翰逊（2019—2022，因“派对门”丑闻及党内逼宫辞职）、特拉斯（2022年9月—10月，执政49天，因经济政策失误辞职）、苏纳克（2022—2024，因大选失利下台）、斯塔默（2024—2026，因党内压力辞职）、伯纳姆（2026年7月—）。这一时间线与脱欧公投后十年高度重合，其中卡梅伦、特蕾莎・梅直接因脱欧议题下台，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斯塔默的内阁危机均与脱欧衍生的移民、贸易、财政矛盾深度相关。脱欧重塑选民结构，左右对立加剧，大幅压缩每一届首相的施政空间。
（二）英国深层政治结构性风险长期存在
纳菲尔德政治研究中心将2024年大选定义为英国史上最碎片化选举，两大核心趋势不会因伯纳姆上台逆转：政党格局持续松散、选民流动性大幅提升、民粹小党影响力扩张。
选举改革协会2024年12月发布的《2024年英国大选选票与议席分配研究报告》（URL：https://www.electoral-reform.org.uk/reports/2024-general-election-vote-seat-allocation/）数据显示，57.8％选民未能选出自身支持的议员；工党仅凭借33.7％全国选票，拿下63.2％（411席）下议院席位。英国“赢者通吃”单一选区制造成选票与议席严重错配，民意无法完整转化为执政授权，执政党政策合法性持续受损，短期轮换将成为长期常态。
综合研判：短期来看，若伯纳姆无法平衡民粹诉求与中长期经济治理，协调党内左右派系分歧，其内阁仍存在中途下台风险；唯有修复两党制基础、理顺脱欧后经贸体系，才有可能缓解首相频繁更替现象。
五、日本政坛未来走向：后派阀时代的持续政治碎片化混战
（一）派阀解散催生政治真空，碎片化进一步加剧
自民党派阀因黑金丑闻大面积解散，本被视作日本政治革新契机，实际却造成党内权力真空、竞争无序化。日本政坛碎片化趋势将持续强化，缺少稳定派系制衡后，多名政治人物单独角逐首相位置，内阁稳定性进一步下滑。
2026年成立的“国力研究会”是该趋势最直观的佐证：旧麻生派、安倍派核心人物整合超八成自民党议员形成全新政治联盟，派系势力仅更换组织载体，权力博弈并未消失。石破茂辞职是该趋势典型案例：党内原安倍派、麻生派、原岸田派、茂木派、菅义伟集团形成联合施压阵营；对外还要承受美国关税压力，内外双重困境下执政难以维系。派阀实体消失后，无派系议员数量上升，总裁选举选票高度分散，新任首相自上台之初就缺乏稳定党内支撑。
（二）高市早苗内阁先天脆弱，短期难扭转“一年一相”宿命
高市早苗上台后执政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多家日本问题研究机构将其与英国短命首相特拉斯类比：若无法调和麻生派诉求、稳定国内物价、缓和对外外交压力，内阁大概率快速落幕。
国会层面，自民党执政联盟失去参议院半数席位，众议院席位同样不足半数，重回“朝小野大”格局。在野党可联合否决预算、安保、税制等核心法案，首相施政空间被全面压缩。
安倍晋三之后，日本政坛缺失具备全国号召力的强势领袖；统计显示战后33位首相中，仅8人任期超1000天，11人在位不足一年。在派系博弈、经济低迷、右翼舆论裹挟多重因素叠加下，短期不存在打破轮换循环的结构性条件。
六、英日对外政策分化：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不确定性
（一）英国工党政府：务实再欧洲化，对华外交现实主义转向
工党政府整体外交路线与保守党时期“全球英国”疏离欧洲的战略形成明显区分，核心特征是收缩定位、多边务实。斯塔默执政阶段明确提出修复对华关系，称英中关系长期忽冷忽热不利于双方发展；英国贸易国务大臣道格拉斯・亚历山大、首相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均公开表态，工党政府致力于构建稳定、长期、战略性对华合作框架。
对欧层面，工党选择“重置欧英关系”而非重返欧盟，内部对欧立场温和实用，核心目标是缓解脱欧贸易壁垒、降低国内经济压力。
预判伯纳姆将完整延续斯塔默外交框架，作为党内温和亲欧派，其对外政策将保持审慎、务实基调；但受制于英国政坛频繁轮换，中长期外交政策连续性存在扰动风险。
（二）日本右翼政权：加速再军事化，对华关系高波动运行
日本政坛整体持续右转，突破战后体制、强化军备扩张成为主流政策方向。高市早苗施政演说表面释放对华对话信号，称中国是重要邻国，愿意推进战略互惠沟通，但政策执行层面存在鲜明两面性。
核心风险集中于台海议题：高市早苗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可被认定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主动绑定台海安全与日本自身安保，持续触碰中方核心利益红线。外交层面持续强化日美同盟，扩大与周边国家军事协作，持续推进和平宪法、专守防卫原则突破。整体对华外交呈现“口头沟通、实质遏制”特征，波动幅度大、可预测性低。
（三）两类不确定性对比与对华战略启示
英国外交调整属于“收缩式再定位”：重心回归欧洲、回归多边合作，政策波动主要来自国内首相轮换带来的短期摇摆；
日本外交调整属于“扩张式突破”：持续挣脱战后体制约束，军备、地缘干预意愿持续上升，风险不仅源于国内政局动荡，更会直接引发东亚地区安全连锁反应。
结合两国首相轮换常态化的长期趋势，可形成四层对外工作判断：
第一，双边合作机制需建立跨政党长效沟通渠道。英日首相更替周期大幅缩短，单一政府中长期政策持续性不足，经贸、气候、人文等合作不能仅依赖当朝内阁，应同步搭建反对党、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常态化对话平台，对冲政权更迭带来的政策摇摆。
第二，对日、对英风险分层管控。英国外交整体以经济利益为核心，务实属性更强，可依托经贸纽带稳定双边关系；日本右翼长期化、军备扩张趋势具备不可逆特征，即便内阁频繁更换，保守右翼政策主线难以扭转，需长期警惕其台海联动、军事扩张行为，持续做好地缘风险预案。
第三，差异化利用政党碎片化格局。英国小党、地方势力影响力持续上升，可拓展地方城市合作、绿色产业民间交流，对冲中央政府短期消极政策；日本自民党内派系博弈持续，可区分不同派系对华立场，精准开展分层沟通，分化极端右翼势力影响力。
第四，全球治理层面差异化引导。英国具备多边合作传统，可联合推动全球经贸、气候治理务实合作；日本急于借地区安全议题拓展军事权限，需联合周边国家共同约束其单边扩张行为，维护东亚战后安全秩序。
七、两套轮换机制背后截然不同的政治宿命
英日首相频繁短期轮换，只是同类议会内阁制度下的两种表象，深层根植于两国完全不同的宪政历史、政党结构、社会经济生态。
根据英国下议院图书馆1945年后完整统计，英国共18位首相；同期日本产生33位自然人首相、36届内阁，轮换速率差距显著。英国的“走马灯”是成熟宪政体系在经济转型、脱欧冲击下的阶段性失调，制度底层框架稳定，具备自我修复空间；日本的“旋转门”是战后体制结构性痼疾的周期性爆发，派系内耗、长期通缩、宪政传统缺失叠加，形成难以短期打破的恶性循环。
Tina Burrett《Contemporary Prime Ministerial Leadership in Britain and Japan》指出，对比英日首相执政环境，能够清晰揭示议会制下行政首脑执政弹性与不稳定性的生成逻辑，也能解释日本首相普遍短任期的核心诱因。分国别对比，更容易识别单一国家分析中被忽略的政治规律。
对于英国而言，伯纳姆能否终结十年七相的动荡周期，核心取决于其能否平衡民粹民意与制度理性，缓解脱欧遗留经济、社会撕裂问题；对于日本，无论高市早苗还是后续继任者，短期内都无法摆脱“一年一相”的循环，唯有完成党内派系规则、国会选举制度深度结构性改革，才有可能延长内阁执政周期。
对外战略层面，英国外交整体向内收缩、寻求多边务实合作；日本持续向外突破战后体制、推进军事扩张。两条反向战略路线，将持续重塑欧亚东西两端地缘格局。对中国及全球主要经济体而言，单纯关注首相人事更迭意义有限，厘清两种轮换模式背后的制度、经济、外交底层逻辑，建立分层、长效的双边应对框架，才是具备长期价值的战略研判思路。这也进一步印证，议会内阁制下行政首脑的稳定性，最终取决于制度韧性、政党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适配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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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外文学术著作
［19］Tina Burrett.Contemporary Prime Ministerial Leadership in Britain and Japan［M］.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23:45-78。
［20］Brian Woodall.Growing Democracy in Japa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20:112-145。
图文编辑：张洵
责任编辑：刘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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