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同事得糖尿病并发症去世了，今年51岁，得糖尿病7年人走了。

老周的东西还留在桌上。

一个保温杯，杯壁上贴着褪了色的标签，写着“枸杞菊花”。一盒胰岛素笔，抽屉最里面放着，旁边是一包没拆封的无糖饼干。电脑屏幕还亮着，屏保是跑马灯——他总说怕屏幕烧了，设了三分钟就启动。

今天早上他没来。

老周不迟到。他是财务部出了名的准点王，每天八点二十五分打卡，误差不超过两分钟。八点半办公室开始有人觉得不对劲。八点四十五分，部门主管打了电话，没人接。

九点，警察打开了他租在城西那间公寓的门。

“糖尿病并发心梗，凌晨走的。”行政部的小林回来时声音压得很低，“邻居说昨晚还看见他去扔垃圾。”

办公室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有人开始找东西。找报销单，找上月报表，找老周上周说“明天给你”的那份合同。大家翻翻找找的时候忽然意识到——老周手上的活儿，从来没真正交到谁手里。他总是说“快了快了”，然后拖着，像拖着那双越来越肿的脚。

他得糖尿病七年了。

确诊那年他四十四岁，刚提了副科长。体检报告出来，空腹血糖十三点八。医生说要住院，他说没空。后来买了血糖仪，我见过他扎手指，用劲儿很大，血珠挤出来圆滚滚的。“不疼。”他说，“跟蚊子叮似的。”

但药他不好好吃。二甲双胍想起来才吞一片，胰岛素有时候打有时候不打。午饭常年是楼下面馆的炸酱面，大碗，多放酱。他说不吃饱下午扛不住。我们劝过，他摆摆手：“没事没事，我体质特殊。”

他确实看起来不算太糟。不瘦，脸色红润，就是这几年走路越来越慢。去年秋天团建爬山，他走到半山腰就不行了，坐在石头上喘，说脚底板像踩了钉子。回来以后脚上破了个口子，好久不长好，他穿了两个月拖鞋上班。

“糖尿病足。”他说，“小问题。”

今年春天他开始看不清东西。报表上的数字要凑到眼前，眯着眼瞅。我给他换了个大号字体，他笑着敲我脑袋：“你这是咒我瞎。”后来他配了副眼镜，但时常忘了戴，摆在桌上落灰。有一次我替他接电话，听见他老婆在那边急：“你胰岛素又忘带了。”老周“嗯嗯”地应着，挂了电话跟我说：“女人就是啰嗦。”

上个月他去体检，回来脸色不太好。同事问他，他说肝肾功能有点指标高了。“医生说让住院调理，住什么住，住进去就出不来了。”他说这话时在泡茶，手有点抖，茶叶洒了一桌子。

我那时候应该多说两句的。

现在他的工位空了。保洁阿姨过来收垃圾桶，看见抽屉里那盒没拆封的无糖饼干，问我：“这个还要不要？”我让她放着。后来小林说家属下午来收拾东西，大家七手八脚把属于公司的物件归拢出来——一个计算器，两本凭证，一支不知道谁的笔。

保温杯我留下了。带回家，洗了洗，搁在厨房台面上。标签撕不掉，泡了一晚上还是粘着，我就让它那么贴着。

今天下班的时候，天黑了。路过电梯间，老周以前总在那儿量血压，机器还在，屏幕蓝莹莹的。我站上去试了试，心率八十二。

挺好的。

我按了电梯下楼，走到大门口，忽然想起来他以前最爱说的一句话：“等我退休了就好好养病，现在没工夫。”他今年五十一，离六十岁退休还有九年。

九年。

电梯门开了又关，我没进去。站在那儿看着玻璃门外面来来往往的人，有下班赶着回家的，有拎着菜进小区的。风从门缝钻进来，秋天了，凉飕飕的。

我就那么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楼梯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