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作为重要的投诉机制，在我国纠纷解决体系中承担的是补充性、兜底性的救济功能。所谓补充性，是指信访救济仅在无法通过其他法定救济途径获得救济时方可启动，而不是与其他救济渠道并列可供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替代方案。确立这一原则，对于理解信访依法分类规定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行《信访工作条例》的规定来看，信访救济的补充性在多个条文中均有体现。《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明确规定，对信访人提出的申诉求决类事项，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应当区分情况分别处理：应当通过审判机关诉讼程序或者复议程序、检察机关刑事立案程序或者法律监督程序、公安机关法律程序处理的，涉法涉诉信访事项未依法终结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处理；应当通过仲裁解决的，导入相应程序处理；可以通过党员申诉、申请复审等解决的，导入相应程序处理；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裁决、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程序解决的，导入相应程序处理。上述规定表明，凡是能够通过法定程序解决的信访事项，均应当导入相应法定程序，而非直接进入信访办理程序。
从受案范围来看，信访的补充性体现为对其他救济渠道受案空白的填补。《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第六项将“不属于以上情形的”事项纳入信访处理程序，出具信访处理意见书。这意味着信访主要受理的是无法通过诉讼、复议、仲裁等法定途径解决的争议，具体包括：内部行政行为（聘任制公务员与履行聘任合同有关的决定除外）；抽象行政行为中无法通过行政复议一并审查的部分；以及其他不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仲裁受案范围的职务行为。对于属于其他法定救济渠道受案范围的争议，职能部门内设信访工作机构会出具依法分类处理告知书，引导信访人依照法定程序向有关机关提出。
从介入时间来看，信访的补充性体现为在其他救济渠道穷尽或无法启动时的兜底介入。对于属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受案范围但因不可抗力等正当理由耽误法定期限的，当事人仍可通过其他途径救济，不应启动信访程序。但对于因原行为机关未履行告知义务、期限结束后发现新证据足以证明原行为存在重大瑕疵等情形，导致当事人客观上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的，可以启动信访程序。如果信访机构查明当事人系因自身故意拖延而错过其他救济途径的，则不应受理其信访申请。
从处理方式来看，信访的补充性体现为信访机构不代替有权处理机关作出实体判断。《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对属于法定途径解决的信访事项应当导入相应程序处理，而非由信访机构直接处理。信访机构主要发挥转送、交办和督促的职能。对于进入信访程序的事项，有权处理的机关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区分三种情形作出处理：请求事实清楚、符合规定的予以支持；请求事由合理但缺乏法律依据的作出解释说明；请求缺乏事实根据或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支持。其中“作出解释说明”的处理方式体现了信访处理的柔性特点。此外，《信访工作条例》第三十三条还规定，在处理申诉求决类事项过程中，可以在裁量权范围内经双方当事人同意进行调解，或引导当事人自愿和解。这种调解、和解的方式比诉讼、仲裁等程序更具弹性，更容易为当事人所接受。
确立信访救济的补充性原则，有助于构建分工明确、衔接顺畅的纠纷解决体系。一方面，可以防止信访“大包大揽”，避免本应通过其他法定渠道解决的争议涌入信访渠道，从而模糊信访的功能定位，加剧信访与其他救济手段之间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信访作为兜底救济渠道，能够弥补其他救济手段受案范围留下的空白，使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救济的争议仍有解决的机会，从而形成“无缝隙”“无漏洞”的救济体系，更加全面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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