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5日,乌克兰战争打到了第1613天。基辅的清洗风波依然在继续:尽管,泽连斯基总统迫于欧洲方面的压力,已解除了前防长费多罗夫反对的乌军总司令及乌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他却坚决拒绝让费多罗夫拿回国防部长的权力,因此,支持费多罗夫的街头抗议活动也没有任何趋缓的倾向。如果算上去年夏天泽连斯基试图拿掉乌反腐败部门自主权的努力,这已经是泽连斯基总统第二次试图在欧洲的压力之下,坚决维护其绝对集权地位的努力了。在俄罗斯专家们看来,泽连斯基之所以勇于坚决集权,主要是有以下三张底牌:

第一张,俄罗斯的支持。泽连斯基敢于强化个人权威,其外部条件中一个极具悖论色彩的因素,恰恰是俄罗斯的“配合”。俄罗斯至今未对泽连斯基实施斩首行动,并非出于仁慈,而是战略计算使然。在俄方看来,对抗一支由演员出身、缺乏正统军事指挥底蕴的统帅所领导的军队,远比对抗一位深谙军事规律、不受政治干预的将军所率领的乌军要容易得多。毕竟,泽连斯基坚持要打的巴赫穆特“绞肉机”之战与库尔斯克突袭,都让乌军损失了六万多精锐。当然,俄军打得越成功,拥有历史性恐俄情绪的欧洲,也更无暇对基辅进行系统性“清洗”与整顿。这使得泽连斯基得以在“挟俄自重”与“挟欧自重”之间游走。

更重要的是,他掌握着一张终极底牌——在极端情况下倒向莫斯科。一旦欧洲将泽连斯基逼入绝境,其宣布降俄,那么俄乌合计超过两百万实战经验丰富的大军将对欧洲形成前所未有的军事压力。俄罗斯乐见泽连斯基保有这张底牌,正如车臣叛军首领也能和莫斯科谈判一样,接受泽氏的倒戈并非不可能。因此,俄罗斯的持续高压与战略克制,共同构成了泽连斯基强化内部集权的外部“保护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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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张,乌强力部门的暗杀支持。泽连斯基“集权”的第二个支柱,源于其对乌克兰强力部门,尤其是对乌克兰安全局的绝对掌控。借助战时戒严与空袭警报的掩护,任何在基辅的反对派势力均面临着在物理层面被“消失”的风险。乌克兰大商人在摩洛哥全家遇刺事件,被广泛视为一种震慑信号。值得玩味的是,泽连斯基的私人安保已完全交由英国特种部队负责,这既是对乌本土安全力量的不信任,也间接暗示了其内部高压统治的脆弱性与残酷性。

在这种恐怖平衡之下,乌克兰政治生态呈现出诡异的沉默。放眼整个政坛,唯有身在伦敦的前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敢于公开表达参选意图;即便是此次风波中心的费多罗夫,以及前军情总局长布达诺夫,均不敢公开喊出竞选下任总统的口号。这种高压态势确保了泽连斯基在政治真空中的唯一权威地位,使其能够在决策中排除异己,将国家机器牢牢绑定在个人意志的战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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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张:军工实体集团的支持。泽连斯基集权体制的经济基础,是大批依附于总统的乌克兰本土军工利益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生产“海王星”导弹的火点公司。这些集团拥有强大的实体工业支撑,构成了泽连斯基派系的核心经济命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费多罗夫的经济圈子主要依靠采购欧洲无人机。在军工实体集团看来,这批人不仅缺乏实战经验,甚至连正经工作都付之阙如。

若将乌军指挥权与国防采购完全交给费多罗夫派系,前线部队不仅要在战场上充当炮灰,更可能沦为新式武器的试验品。这正是美欧至今未公开站队费多罗夫的根本原因——他们并不乐见前线指挥体系因外行干预而崩溃。泽连斯基通过把控国防预算分配,将数万军工从业人员及其家属的切身利益与自身政治前途深度绑定,形成了一套牢不可破的选举动员机器。这种基于实体经济利益的牢固同盟,使其在对抗费多罗夫等“空降兵”派系时,拥有更为雄厚的政治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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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泽连斯基的“勇于集权”绝非意气用事,而是基于俄罗斯外部压力的反向巩固、强力部门暴力机器的内部震慑,以及军工复合体利益捆绑三重因素共同驱动的必然结果。随着瑟尔斯基被解职、德拉帕蒂上位,以及欧洲拨款势力的步步紧逼,这套“集权”机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松动。若泽连斯基在费多罗夫复职问题上再度退让,导致军队与国防部双双落入敌手,那么其苦心经营的垂直权力体系将瞬间崩塌。届时,不仅“集权”无从谈起,乌克兰国家治理体系或将陷入群雄逐鹿的全面内耗,而这一变局,其冲击波将远超第聂伯河两岸,深刻撼动整个欧洲的安全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