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英宗正统年间，某天早朝。
一个叫王振的太监，站在御阶上，正替他身后的皇帝发号施令，底下文武百官黑压压跪了一地，大气不敢喘。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队列里有一个官员，脸色开始不对了。
先是嘴唇发白，然后额头上渗出一层细汗，接着两腿开始微微发抖，旁边的同僚用余光扫了他一眼，心里咯噔一下——坏了。
这位大人，早上出门前喝了一碗凉粥，本以为没事，没想到跪了半个时辰之后，肚子里忽然翻江倒海，一股浊气在腹中左冲右撞，大有一泻千里之势，他憋了又憋，忍了又忍，脸上的表情从痛苦扭曲到绝望，最后变成了一种认命般的平静。
接下来的事，史料里没写。
不是史官不知道，是不敢写。
但这件事，一定是发生过的。
因为从有早朝的那一天起，这个问题就像一把悬在满朝文武头顶上的剑，上朝的时候，想上厕所怎么办？
古代早朝，时间极长。
长到什么程度？
明代早朝，凌晨三点就得在午门外集合，五点左右进宫，在奉天殿里一直站到日上三竿，碰上勤政的皇帝，中午散朝是常事，碰上爱唠叨的，拖到下午也不是没有过。
从凌晨到中午，少说四五个时辰，换算成今天的时间，将近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不准坐，不准靠，不准喝水，不准吃东西，不准交头接耳，不准随意走动，就这么直挺挺地站着，或者跪着，今天的人坐高铁坐三个小时都憋得难受，你想想古人穿着厚重的朝服，束着腰带，顶着官帽，在零下十几度或者零上三十几度的大殿里，站十个小时，是个什么滋味。
而且，上朝之前，你是不敢不吃饭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上朝消耗极大，站一上午，体力不够的人直接就晕过去了，明代有官员因为低血糖在朝堂上晕倒，被御史弹劾，说他“失仪”，罚俸三个月，所以你不仅要吃，还得吃饱。
吃饱了，喝足了，然后站十个小时。
这就是问题所在。
那么，古人怎么解决呢？
最好的办法，是不吃不喝，不吃不喝不是真的什么都不进嘴，而是有选择地吃，上朝之前那一顿，老官员们有一条祖传的规矩：干吃，不喝稀的。
烧饼、馒头、肉干，这些扛饿又不容易产生尿意的东西是首选。
粥、汤、茶水，打死不碰。
为什么？
因为比起大的，小的更难对付，大的还能憋一憋，小的憋不住，膀胱这东西，不跟你讲道理。
所以明代京官之间流传着一句顺口溜：“上朝三不沾——不沾汤，不沾茶，不沾酒。”
头天晚上就不喝水，第二天早上啃两块干饼子，嘴里的渣子用袖子擦一擦，就这么上朝去，一上午下来，渴得喉咙冒烟，但起码不用夹着腿。
这是从源头解决问题，但光控制饮食还不够，还得有别的招。
明代笔记《菽园杂记》里透露了一个细节：有些老臣，上朝之前会在裤子里垫一层厚布。
作用是什么，原文没说，但过来人都懂，不是真让你在裤子里解决，是防患于未然，万一实在憋不住了，漏出来一点，这层布能救你的仕途。
清代就更讲究了，清代上朝规矩比明代还严，但满人大臣有个优势——他们穿袍子。
袍子宽大，里面能藏东西，藏什么呢？
藏一个小瓷壶，大小跟今天的小酒壶差不多，揣在怀里，实在憋不住了，趁人不注意，偷偷解决在里面，这壶有个专门的名字，叫“便壶”。
不是晚上放在床底下的那种，是缩小版，可以塞进袖子的，但这东西风险极大，万一被人看见了，弹劾上去，轻则丢官，重则流放，所以敢用的人，要么是胆子极大的，要么是膀胱极小的。
还有一个办法，也是最常用的办法——扛。
对，硬扛。
扛到散朝，扛到皇上站起来说“退朝”，然后第一个冲出奉天殿。
明代散朝的时候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内阁大臣和年迈的老臣先走，不是尊老爱幼，是因为他们扛不住，年轻人膀胱好使，再站一会儿也无妨。
但问题又来了，有时候实在扛不住了，怎么办？
请假。
但这个假，请不起。
唐代早朝，高宗年间定过一个规矩：朝会期间，大臣如有身体不适，可以向殿中侍御史举手示意，得到允许之后，由两个侍从搀扶着退出大殿。
《唐会要》里有明确记载：“若朝参官有疾患，许自陈，扶出。”
但这个规矩有个致命的缺陷，你请假的原因，要在退朝之后写一份书面说明，呈交御史台备案。
也就是说，你今天在朝堂上举个手说“不舒服”，明天全京城的人都会知道你“不舒服”。
你想，一个堂堂三品大员，因为上厕所提前退朝，这在当时是比收受贿赂还丢脸的事，受贿说明你有权力，上厕所说明你肾不行，在那个年代，肾不行，比人不行更让人抬不起头。
所以，大多数人选择不请假。
扛着。
但有一个朝代，不扛也可以。
宋朝。
宋朝是中国古代对官员最宽容的一个朝代。
宋代早朝的规矩比前朝松得多，官员站累了可以申请坐下，渴了可以喝口水，实在不舒服了，跟旁边的同僚说一声，悄悄从侧门溜出去，回来接着站，没人追究。
为什么宋朝这么宽松？
因为赵匡胤定过一个规矩：不杀士大夫，不杀读书人。
在这个前提下，整个官僚体系对官员的个人尊严是有保护的。
你出去上个厕所，不是什么大事。
但宋朝之后，元明清三代，规矩又严了回去。
到了清朝，雍正皇帝专门发过一道上谕，要求朝会期间“无得擅离班次”，谁敢中途离场，按“大不敬”论处。
所以，绕了一大圈，结论其实就一句话：绝大多数时候，古代大臣上朝想上厕所，只能憋着。
最后说一个人。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个叫王家屏的内阁大学士，年纪大了，前列腺不好，每次早朝，对他来说都是一场酷刑，他想了个什么办法呢？
他每天凌晨起床之后，第一件事不是穿朝服，而是去厕所，蹲到再也蹲不出任何东西为止，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净身”。
这个净身，不是太监的那个净身，是把自己的身体，在走出家门之前，排空到一无所有。
然后他穿上朝服，坐上轿子，往午门去，轿子一晃，他的肚子也跟着晃，他闭上眼睛，告诉自己，再忍忍，还有四个时辰，还有三个时辰，还有一个时辰。
散朝的时候，他最后一个走。
不是谦让，是走不动了。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告老还乡？
他笑了笑，说了一句让后人听了难受的话。
“吾年七十，尚能饭，不能尿。”
我能吃，不能尿，能吃，是活着；不能尿，是受罪，但受罪也得活着。
因为他是大明朝的内阁大学士，这个身份，要求他在任何场合，都不能露出一点狼狈。
所以你看，古代大臣上朝，最怕的不是皇上发怒，不是御史弹劾，不是政敌构陷。
是三更天喝下去的那碗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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