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因为皇权衰微、资源有限，汉灵帝才没有选择在自己手中强行废立，而是将这副重担留给了蹇硕，让他赌上这一把。
从军事上看，蹇硕加上董太后，勉强能与何氏+士族打个平手。
但在汉灵帝刚刚驾崩、何太后与何进尚未掌控内外朝的那个极短窗口里，身处决策中枢的宦官，却握着一项可以颠覆一切的政治王牌——对灵帝遗志的最终解释权。这权力足以对任何势力形成降维打击。
蹇硕与董太后要做的，便是死死攥住这个稍纵即逝的瞬间，集中全部力量，打出最后一击。
客观而言，倘若汉灵帝能多撑几年，等到西园军彻底被保皇派消化——更准确地说，等到地方士族成长为足以撼动朝中顶级门阀的强势集团。到那时再行废立，胜算将大得多。
可惜灵帝早早西去。眼下蹇硕面对的局势却复杂得多：貌合神离的董氏家族，不计后果、敢拿着身家性命一把梭哈的何氏家族，还有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士族。
尤其是士族。近二十年的党锢之祸，把他们压制得太狠了。他们在暗处积蓄力量，寻找反杀的机会，意图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权柄与地盘。哪怕代价是将整个东汉体系拖入深渊。
东汉，本就是靠着士族的托举才得以建立的。在士族的逻辑里，朝廷理应是他们利益的主理人。如果现在的皇帝只能靠打压士族来维系存在，那不如换一个更能代表他们利益的英主罢。
汉灵帝死后的夺嫡之争，注定是一场谁输不起的战争。
随着棋子陆续落下，一连串疑问也随之浮现：
蹇硕手握遗诏，本有着巨大的开局优势，究竟是什么天生短板，令他在夺嫡之争中屡屡失手？宦官势力起初全力配合，诛杀何进的计划只差毫厘便能得手，却为何在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将蹇硕出卖？董太后同样力挺刘协，蹇硕为何不与她联手，以增大获胜的概率？
蹇硕之局
蹇硕肩上扛着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托付。
六年，帝疾笃，属协于蹇硕。
有人或许会问：汉灵帝既然铁了心要传位刘协，直接拟一道遗诏，藏在殿上牌匾后，待他咽气便当众宣读，岂不干脆？
这种安排根本行不通。因为汉灵帝此前已经试探过，也掂量过。
群臣请立太子，帝以辩轻佻无威仪，不可为人主，然皇后有宠，且进又居重权，故久不决。
群臣催促早定国本，汉灵帝明确表示刘辩举止轻浮、没有威仪，不是当皇帝的材料。可这番表态，当场就被何皇后与何进顶了回来。
何氏此时已尾大不掉，汉灵帝心里没底，只好一拖再拖，直到驾崩都没能立下太子。
因此，直接写一道立刘协的遗诏，固然能增强合法性，有利于争取朝臣支持，这一点不假。
但继位是一回事，能不能坐稳是另一回事。何氏若因此奋起全力一搏，年幼的刘协加上宦官，多半招架不住。即便乐观估计刘协勉强守擂成功，朝廷也必然伤筋动骨，天下随之动荡。
所以，此局的关键，是尽量避免大规模的分裂与对抗。
实力撑不起阳谋，最好的办法，就是上阴谋。
成了，大汉或可一息尚存；败了，代价也不高——无非是牺牲几名宦官而已。
汉灵帝砸下巨大资源栽培蹇硕，不正是为了这场豪赌吗？
硕既受遣诏，且素轻忌于进兄弟，及帝崩，硕时在内，欲先诛进而立协。
从这句话里，能读出蹇硕的成功率其实不低：
其一，他秘密接受遗诏，握有对灵帝遗愿的最终解释权，这在当时对任何一方都是降维打击；
其二，刘辩此时身份仍是“长子”，而非太子，刘协取而代之，阻力最小；
其三，何氏家族尚在梦中，蹇硕已抢占先手。
蹇硕的打算很干脆：照常宣何进入宫商议要务，在宫中一击致命。
何进一死，何氏群龙无首，刘协便能平稳接替刘辩。
计划堪称完美，可操作性极强。但蹇硕有一个致命的软肋。
前面说过，他是在汉灵帝扶持地方士族的计划中成长起来的。皇权衰微，覆盖面有限，这批地方力量发育缓慢，能调动的资源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宦官，与士族之间横亘着血海深仇，必须同时面对士族与外戚，顾此必然失彼。
进素知中官天下所疾。
于是，计划出了纰漏。
及进从外入，硕司马潘隐与进早旧，迎而目之。进惊，驰从儳道归营，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称疾不入。
何进刚踏进宫门，迎面碰上蹇硕的司马潘隐（相当于西园军的参谋长）。潘隐与何进早有旧交，一个眼神递过去，何进瞬间警醒，掉头便从便道狂奔回营，随即引兵屯驻百郡邸，称病不入。计划，就此泡汤。
细细拆解这次失手，端倪便浮出水面：
首先，蹇硕在宫中拥有绝对权威与掌控力，这个不假。何进对宫中消息几乎一无所知，对这场阴谋毫无防备，否则断不会走到宫门口才如梦初醒。
其次，蹇硕在军中的根基，其实很浅。西园军组建不过一年，他此前在军中历练有限，全凭灵帝的权威才得以号令全军。他真正能攥在手里的，还是那些打入军队系统的宦官子弟，比如西园八校尉中的冯芳、夏牟之流。人脉网，远未织密。
而何氏兄弟带兵已有五六年，在军中的根系远比蹇硕深得多。
潘隐为何能提前知情？因为杀掉何进之后，必须靠军队善后——控制何进余部，封锁洛阳城，直至新君完成登基。潘隐这一环，正是善后的关键，根本绕不过去。
可蹇硕在军中缺乏人脉，一时无法找到知根知底的将领，恰恰碰到了潘隐这枚何进早就布下的棋子。
何进为何能毫发无伤地脱身？沿途竟无一人阻拦？不用说，潘隐等人早就在各个环节上松了手。
所以，军中根基不深，才是蹇硕功亏一篑的根源。政变的胜负，往往在动手之前就已注定。
要是汉灵帝多活几年，让蹇硕能在军中打造一套靠谱的班子，再及时将潘隐这种来路不清不楚的人换掉。何进多半就杀掉了。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蹇硕有权而无势
当然，蹇硕是不是就完全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其实未必。
他还有一条路：与董太后联手。董太后的侄子董重是骠骑将军，麾下有千余人马。
中平五年，以后兄子卫尉脩侯重为票骑将军，领兵千余人。
既然董重也是刘协的支持者，蹇硕完全可以绕过潘隐，临时调董重的人马来堵口。神不知鬼不觉，杀一个何进，这点兵力绰绰有余。
那么，蹇硕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联络董太后，联手控制局势？
顾虑主要在两层。
其一，他怕“前门拒虎，后门进狼”。
董家，也绝非安分守己之辈。
九月，执金吾董宠坐矫永乐太后属请，下狱死。
董太后的哥哥董宠，因假传太后旨意被捕，死在了狱中。
而董太后本人非但不知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指使汉灵帝卖官鬻爵，将滚滚钱财尽数纳入私囊。
及窦太后崩，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自纳金钱，盈满堂室。
不难想象，一旦董氏得势，势必肆无忌惮、放飞自我。比起何氏，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抑制董家最有效的法子，就是别让他们有机会坐大。
其二，宦官群体也未必全无私心。
或许可以说，蹇硕是个有信仰、不惜一死的孤臣，但其他宦官呢？未必都愿意义务卖命。
能把这群人拧成一股绳的，唯有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
夺嫡之争
这里或许有人不理解了：宦官果真那么团结？若真如此，其他人又怎会把蹇硕给卖了？
这背后，藏着宦官之间极为微妙的关系。
前面说过，蹇硕堪称大汉死士。他的飞升，全凭汉灵帝一手破格提拔。
一个年轻的、出身地方士族的宦官，竟被直接擢为西园军元帅，位在大将军何进之上。这种待遇，是其他宦官做梦都不敢想的。
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军亦领属焉。
而蹇硕当时的本职，不过是个小黄门。
在这之上，还有一帮更接近权力中枢的角色：中常侍。关于二者的职级高低，史料交代得很清楚：
张让者，颎川人；赵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给事者中，桓帝时为小黄门。灵帝时，让、忠并迁中常侍，封列侯，与曹节、王甫等相为表里。
张让和赵忠，在桓帝朝都是从“小黄门”起步，到灵帝时双双升任中常侍，站上了宦官体系的塔尖。他们地位有多高？汉灵帝那句名言便是注脚：
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
所以，宦官集团真正的核心与主心骨，始终是张让、赵忠。
之所以让蹇硕挂帅西园军，不过是将这桩高风险的任务甩给他，让他充当前锋去卖命罢了。
事若成，张让、赵忠皆有拥立之功，凭老资格照样坐享红利；
事若败，只需及时切割，将蹇硕当作罪魁祸首踢出局即可。
正因如此，当宦官群体以默许的姿态试图搭蹇硕这趟顺风车时，他们是再可靠不过的同盟；而一旦判明风向，决心出卖他时，他们也必将成为最可怕的敌人。在权力的牌桌上，蹇硕这样被利用和裹挟的先锋，往往最先被推出去祭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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