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红盖头下的宿命
1998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都三月了，厂区大院里那几棵老槐树还光秃秃的，枝桠伸向灰蒙蒙的天空，像一双双干枯的手。我蹲在单身宿舍门口刷牙，冷风灌进脖子，激得我打了个哆嗦。对面水房传来王胖子的大嗓门：“建国！你爹又来了！”
牙刷差点捅进嗓子眼。我胡乱抹了把脸，刚转身，就看见我爹蹲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跟前搁着一兜子苹果，红艳艳的，在灰扑扑的厂区里格外扎眼。
“爹。”我走过去，“您怎么又来了。”
我爹站起来，膝盖发出咔吧一声响。他比去年又矮了些，背佝偻着，像一张拉不满的弓。他没接我话茬，把苹果往我怀里一塞：“拿着，给你张姨的。人家帮你牵线搭桥，不能空着手。”
“我说了，我不相亲。”我把苹果推回去，“厂里效益不好，上个月工资都拖了十天，我拿什么养家？”
“人家姑娘不嫌弃。”我爹又把苹果推回来，力气大得不像个五十多岁的人，“纺织厂的，叫林月娥，比你小一岁，家里就剩个老娘。人长得俊，是厂花。条件咱配不上人家，是人家不嫌咱穷。”
“厂花？”我苦笑，“厂花能看上我？我一个锅炉工，三班倒，浑身煤灰。”
“人家说了，就图你老实本分。”我爹脸上忽然露出一种近乎讨好的笑，“建国，爹这辈子没求过你啥，就当爹求你了。你娘走得早，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眼瞅着我也干不动了，就想看着你成了家，我死也闭得上眼。”
他这话一出口，我就没法再顶了。每次都是这样，他搬出我死去的娘，搬出他这辈子吃的苦，我就得像被掐住七寸的蛇，乖乖就范。
相亲地点设在张姨家。张姨是我娘生前的工友，在纺织厂食堂掌勺，一张圆脸常年油光红润，说话时嘴角两边的肉跟着颤。我到的时候，屋里已经坐满了人。除了张姨，还有两个老太太，估摸着是女方那边的亲戚。靠窗的位置坐着个姑娘，穿一件枣红色毛衣，黑头发扎成马尾，露出光洁的额头。
那就是林月娥。
她确实长得俊。不是那种娇滴滴的俊，是带着股利落劲儿的好看。眉毛浓黑，眼睛大而有神，鼻梁挺直，嘴唇抿着，嘴角微微向下，像是随时准备反驳谁。她坐在那里，脊背挺得笔直，两只手规矩地放在膝盖上，但指尖在轻轻地敲着膝盖，透出一丝不耐烦。
“建国来啦！”张姨热情地招呼我，“快坐快坐，这就是月娥。”
我冲她点点头，叫了声“林同志”。那时厂里都这么叫，透着股革命同志般的生分。林月娥抬眼看我，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又垂下去，嘴巴动了动，算是回应。
两个老太太开始查户口式地盘问我。家里几口人，爹干啥的，工资多少，有没有房。我老老实实答了——一口人，爹退休了，工资二百六，住厂里单身宿舍。问到最后，一个瘦高个老太太——后来知道是林月娥的姑妈——撇撇嘴：“条件一般呐。”
我爹在旁边搓着手，脸上的笑都快挂不住了。
“姑妈。”林月娥忽然开口，声音清脆，像珠子掉进瓷碗里，“是我找对象，还是您找？”
屋里静了一瞬。瘦高个老太太脸一僵，正要发作，林月娥已经站起来，走到我跟前：“赵建国是吧？咱俩出去走走。”
我没反应过来，她已经从我身边走过去，带起一阵淡淡的肥皂香。张姨在背后使劲推了我一把：“去呀，傻站着干啥！”
三月的风还冷，厂区后头那条小河边，柳树刚冒嫩芽，远远看去像笼着一层绿烟。林月娥走在前头，步子又快又稳，我隔着两步跟着，手心里全是汗。
“赵建国。”她忽然停下来，转身看着我，“我直说了，我二十三了，再不结婚，厂里那些碎嘴子能把我淹死。我娘身体不好，我得赶紧安顿下来，让她放心。你看着还算顺眼，爹也老实，不像是会打老婆的人。”
她这一串话说得又急又脆，我张了张嘴，一个字都蹦不出来。
“你呢？”她歪着头看我，“你为啥来相亲？”
“我爹……”我顿了顿，“他身子骨也不行了，想看着我把事办了。”
林月娥点点头：“那咱俩一样。既然都是为爹妈，那就搭伙过日子。我丑话说前头，我脾气不好，在厂里人人都喊我母老虎。你要是受不了，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她站在河边，身后是刚解冻的河水，哗哗地淌着。风吹起她额前的碎发，她那双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里头有审视，有坦然，还有一点点不易察觉的紧张。
“我不反悔。”我说。
林月娥忽然笑了。那是她今天第一次笑，嘴角向上弯，眉眼也舒展开，像冰面上裂开的第一道缝。她笑起来一点都不像母老虎，倒有点像……有点像我妈挂在墙上的那张年画里抱鲤鱼的娃娃。
“行，那就这么定了。”她伸出手，“握个手吧，赵建国同志。以后就是革命战友了。”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暖，指腹上有茧，是常年纺纱磨出来的。掌心干燥有力，不像姑娘家的手，倒像个干惯了活的老工人的手。
婚事定得仓促。我爹把攒了一辈子的两千块钱全掏出来，在厂区后头租了间平房，一室一厅，带个小厨房。墙是新刷的，白得晃眼。家具是张姨帮着从旧货市场淘的，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张双人床。
床是林月娥亲自挑的。她站在旧货市场里，对着三张床比划了半天，最后指着那张最结实的说：“这个。木料厚，禁得住折腾。”旁边卖货的老头嘿嘿笑，她瞪回去一眼：“笑啥？过日子不得用结实的？”
婚期定在四月十八。黄历上说，宜嫁娶。
婚礼在纺织厂食堂办的，张姨掌勺，凑了六桌。林月娥那边的亲戚来了两桌，我这边就我爹和厂里几个工友。王胖子喝高了，搂着我脖子哭：“建国，你小子行啊，娶了厂花！你可得对人家好，不然全厂男的都得找你拼命！”
我扶着他，目光越过人群，找到林月娥。她换了件红衣裳，是租来的婚纱，头上一朵红绢花。她正给她娘夹菜，侧脸被红烛映着，线条柔软了许多。她娘坐在轮椅上，瘦得脱了形，但眼睛很亮，一直拉着林月娥的手不撒开。
我爹坐在另一桌，被人灌酒，脸喝得通红，嘴咧到耳根。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么高兴，高兴得像是中了彩票。
闹到半夜，人终于散了。我和林月娥回到那间小平房，门口贴着的红双喜在路灯下反着光。我掏出钥匙开门，手有点抖。
屋里点着两根红烛，是张姨给准备的。烛火摇摇晃晃，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老长。林月娥坐在床沿上，低着头解那件租来的婚纱背后的扣子。她解了半天没解开，不耐烦地“啧”了一声：“赵建国，过来帮个忙。”
我走过去，手指笨拙地拨那些小扣子。她后颈露出一小片皮肤，被烛光染成暖黄色，几根碎发贴着汗湿的颈窝。
“行了。”扣子解开了，她站起来，婚纱滑下去，露出里头一件红棉布衬衣，“你睡床，我打地铺。”
“不。”我脱口而出，“你睡床，我打地铺。”
林月娥转过身，挑着眉看我：“怎么？嫌我？”
“不是！”我连忙摆手，“我、我打呼噜，怕吵着你。再说，咱俩……咱俩刚结婚，还不熟。你先睡床，我在地上将就几晚，等……”
“等啥？”她打断我，嘴角带着点似笑非笑，“等熟了再上床？赵建国，你当是蒸馒头呢？”
我被噎得说不出话。她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抱出一床被子往地上一铺：“得了，咱俩谁也别让谁。一人一半，床中间拿被子隔开，楚河汉界。行不行？”
我点头如捣蒜。
她三两下把被子卷成长条，码在床正中间，然后爬上床，钻进靠墙那半边，背对着我，闷闷地说了句：“关灯。”
我伸手去拉灯绳，屋里陷入黑暗。窗外的月光透过薄窗帘，在地上投下模糊的亮斑。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震得耳膜发疼。我轻手轻脚地爬上床，尽量不碰中间那条“楚河汉界”。
躺下来才发现，这床板硬得要命，翻个身都嘎吱响。我瞪着眼看天花板，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明天早班几点起，一会儿想厨房那口锅好像漏了，一会儿又想——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赵建国。”黑暗中，她忽然开口。
“嗯？”
“你打呼噜吗？”
“打……打一点。”
“打呼噜好。”她说，“我爹生前就打呼噜，我娘说听着那声儿，知道人在呢，睡得踏实。”
我没接话。过了好一会儿，她又说：“赵建国。”
“嗯？”
“你转过脸来。”
我僵硬地翻了个身，面对着她。黑暗中只能看见她一个模糊的轮廓，侧躺着，一只手枕在脑袋底下。
“你听着。”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知道你为啥娶我。你爹逼的。我也知道厂里人都怎么说我，母老虎，没人敢要。可我告诉你赵建国，我林月娥嫁给你，不是来受气的。你对我好一分，我还你十分。你要是敢——敢在外头乱来，或者敢碰我一下——”
她顿了顿，忽然伸出手，隔着那床被子，准确地戳在我胸口上：“我就把你从这屋里扔出去。”
她的手指又凉又硬，像一根小棍子，杵在我心口上。
我咽了口唾沫：“你……你为啥选我？”
黑暗里沉默了几秒。然后我听见她轻轻笑了一声，带着点自嘲：“因为你傻。傻人有傻福，跟着你不会吃亏。”
她收回手，翻了个身，被子窸窸窣窣地响：“睡吧。明天还得上班。”
我躺在那儿，胸口她戳过的地方又凉又热。月光慢慢爬过窗台，照亮床头柜上摆着的那张结婚照。照片里我俩并肩站着，表情都有点僵，像两个被押赴刑场的犯人。
可她的手，在照片里，悄悄拽着我的袖子。
我闭上眼。隔壁传来她渐渐均匀的呼吸声，轻轻的，像小动物打呼噜。那声音混着煤炉子里没烧尽的蜂窝煤味儿，混着新刷的墙灰味儿，混着窗台上那盆她带来的仙人掌的土腥味儿，一点一点，把这个陌生的小屋填满了。
我翻了个身，面朝着天花板上那片月光，不知怎的，嘴角翘了起来。
这个母老虎厂花，好像跟传说里不太一样。
第二章：九十五块和一碗面
婚后的日子像厂里那台老锅炉，外表看着稳当，里头的水烧得咕嘟咕嘟直冒泡。林月娥果然如她所说，脾气不好。早上我要是敢赖床超过三分钟，她就能把洗脸盆摔得哐当响。牙膏必须从尾巴往上挤，袜子不能扔在椅子上，吃饭不许吧唧嘴——条条框框列下来，比我爹管得还严。
头一个星期，我差点想卷铺盖回宿舍。可每天下班回来，桌上总摆着热腾腾的饭菜。她做饭的手艺不赖，最拿手的是手擀面，面条切得细细匀匀，浇上一勺肉末炸酱，撒一把葱花，香得能把隔壁小孩馋哭。我埋头吃面的时候，她就坐在对面缝补衣裳，针线在手指间穿梭，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目光里的凶劲儿软下来几分。
“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她嘴上这么说，手里的针停住，等我吃完把碗接过去，又给我盛一碗面汤，“原汤化原食。”
第二周，我爸来了。老头拎着两斤五花肉，一块豆腐，站在门口踟蹰了半天才敲门。林月娥开的门，她愣了一瞬，随即露出笑来：“爸，您来了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多炒两个菜。”
我爸被她这声“爸”叫得手足无措，肉和豆腐往她手里一塞：“月娥，拿着，给建国补补，他太瘦。”
“他瘦啥呀，”林月娥接过肉，侧身让我爸进屋，“这几天的油水全进他肚子了。爸您坐，我这就做饭去。”
我爸坐在那把旧藤椅上，东看西看。屋里收拾得利利索索，窗台那盆仙人掌长出了新刺，墙上挂着一本撕到四月的日历，床头柜上的结婚照被擦得锃亮。他嘴角的褶子一层层堆起来，像晒干了的橘子皮。
吃饭的时候，林月娥给我爸夹菜，把我爸倒的酒推回去：“爸您血压高，少喝点。多吃菜。”
我爸眼圈忽然红了。他低头扒饭，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又酸又暖。这个我爹嘴里“母老虎”一样的媳妇，比他亲闺女还知道疼人——虽然他只有我这个儿子。
日子一天天过。我和林月娥之间那条“楚河汉界”还在，但不知道从哪天起，被子卷越来越松，半夜翻身的时候，偶尔能碰到她的胳膊肘或者后脊梁。每次碰到我都触电似的缩回去，她好像睡着了没反应，但第二天早上叠被子的时候，嘴角总抿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弧度。
五月底，厂里发了工资。我捏着那薄薄的信封回家，心里头沉甸甸的。这个月又扣了二十块，说是效益不好，大家共渡难关。我进门前把信封里的钱数了三遍，九十五块，一张五十，两张二十，一张五块。
林月娥正在灶台前忙活，听见我进门头也不回：“回来了？今天擀面条，你爱吃的炸酱面。”
我站在她身后，看着她后颈上细密的汗珠，那截被炉火烤得微红的皮肤，忽然有点开不了口。
“怎么了？”她转过身，手里的擀面杖还在滴着面粉，“耷拉着脸，谁欠你钱了？”
我把信封递过去：“工资……九十五。”
她接过信封，掏出钱数了数，脸上没什么表情，把五十那张抽出来放进自己兜里，剩下的递回来：“零的你留着。这个月电费我交了，煤球还剩半车。鸡蛋涨价了，明天我早点去菜市场，兴许能抢到便宜的。”
“月娥……”我嗓子发干，“要不我去找个夜班，多挣点。”
“找什么夜班。”她打断我，把擀面杖往案板上一放，“你三班倒还不够累？下了白班再去扛大包，身体要不要了？钱的事我来想办法，我找张姨说了，下个月食堂那边我帮着去揉馒头，早上四点到七点，不耽误八点上班。”
“那太辛苦了。”
“辛苦啥？”她瞥我一眼，忽然笑了，“赵建国，你媳妇是母老虎，母老虎还怕辛苦？”
她这话说出来，我鼻子猛地一酸。我上前一步，鬼使神差地伸出手，把她鬓角沾的一小片面粉拈掉。她僵了一下，没躲，只是低了低头，露出后颈一道淡粉色的疤——像是不久前烫的。
“这咋弄的？”我问。
“哦，”她满不在乎地摸摸后颈，“前天炸油条溅的，没大事。”
我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半天才憋出一句：“以后我来炸，你离远点。”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水光一闪，但很快被她眨巴没了。她转过身去继续擀面，声音闷在案板那边：“行了行了，大男人婆婆妈妈的。去洗手，吃饭。”
那天晚上的炸酱面，她给我碗里卧了两个荷包蛋。我说吃不了那么多，她瞪我一眼：“让你吃你就吃，哪那么多废话。”
我把荷包蛋夹起来，咬了一口，蛋黄流出来，烫了舌头。她看着我的狼狈样，笑得前仰后合，额头抵在桌沿上，肩膀一抖一抖的。
窗外那棵槐树开花了，白花花一串串，香气顺着纱窗飘进来，混着炸酱的咸香。我嚼着荷包蛋，腮帮子鼓鼓的，心想，这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过。
六月中旬，林月娥的娘病重了。那天半夜我被摇醒，她站在床边，声音抖得像风里的叶子：“建国，我娘不行了，张姨打电话来的。”
我翻身爬起来，套上裤子就往外跑。我们借了王胖子的三轮车，我蹬，她坐在车斗里，攥着车帮子，一声不吭。夜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月光照着她紧绷的侧脸，那上面全是泪。
赶到纺织厂家属院的时候，她娘已经走了。老太太走得很安详，脸上盖着块白手帕，一只手还攥着床头柜上她和林月娥的合照。林月娥扑过去，没哭出声，只是肩膀剧烈地抖，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只被雨淋透的麻雀。
我站在她身后，手抬起来，又放下。最后我蹲下去，把她的手从冰凉的床单上拽过来，攥在自己掌心里。她的手比洞房那晚还凉，指节僵硬，我使劲握着，想把自己那点热乎气儿渡过去。
她反手攥紧了我的手，指甲掐进我手背，疼得我倒抽气。可我没撒手。
丧事办得简单。林月娥没兄弟姐妹，姑妈那边来帮了两天忙就走了。我和张姨跑前跑后，买棺材，联系火葬场，通知厂里。林月娥一直很镇定，招待来吊唁的工友，记账，回礼，脸上看不出什么悲戚。只有晚上回到家，她坐在床边，攥着我白天被她掐出印子的那只手，慢慢把脸埋进我掌心。
她的眼泪是烫的。一滴，两滴，砸在我手心里，像烧红的铁水。
我另一只手抬起来，犹豫了一下，落在她头发上。她没动。我就那么一下一下地摸着她的头发，从头顶摸到发梢，动作笨拙，像给一只受惊的猫顺毛。
“建国。”她闷在我掌心里说话，声音嗡嗡的，“我娘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我好好跟你过日子。她说你看我的眼神，跟她看我爹的眼神一样。”
“啥眼神？”我轻声问。
“就那种……怕又舍不得躲的眼神。”她抬起头，眼睛红得像兔子，“你说你咋那么怂？连抱我一下都不敢？”
我愣住了。她吸了吸鼻子，把脸上的泪胡乱抹了一把，忽然扑过来，整个人撞进我怀里。我措手不及，被她撞得往后一仰，后背磕在床板上，吭哧一声。
她趴在我胸口，闷声闷气地说：“赵建国，今晚被子撤了。”
“啊？”
“撤了。别让我说第二遍。”
我手忙脚乱去扯中间那条早就不成形状的被子卷，她趴在我身上不起来，我只好弓着背、歪着身子去够，姿态别扭得像只翻不过身的乌龟。她在我胸口笑起来，笑得浑身发颤，震得我肋骨都痒。
“你笑啥？”我窘迫地问。
“笑你傻。”她抬起头，鼻尖红红的，眼睛亮晶晶的，里头映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傻人有傻福，赵建国。你遇上我，算是捡着宝了。”
我胳膊一收，把她圈紧了。她身上有淡淡的洗衣粉味，还有一点殡仪馆带回来的香火气。我下巴搁在她头顶，闭上眼，胸腔里那颗心跳得又重又急，恨不得从嗓子眼蹦出来。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身边是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有一根她的长头发，黑黝黝的，弯成一个小小的问号。厨房里传来炒菜的声响，还有她哼歌的声音——是邓丽君的《甜蜜蜜》，调子跑得七歪八扭，可我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听的歌。
我爬起来，光着脚走到厨房门口。她系着围裙，正在煎馒头片，金黄的蛋液裹着白馒头，在油锅里滋滋作响。听见我的动静，她回头看了一眼，嘴角弯起来：“醒了？洗脸去，马上好。”
晨光从厨房那扇小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把她鼻尖上那点油光都照得暖融融的。我靠在门框上，看着她忙活的背影，忽然觉着，这间又小又挤的厨房，顶上那盏总闪个不停的灯泡，灶台上那口掉了瓷的铁锅，墙上那片被油烟熏黄的墙纸——全都活了。
它们活过来，因为有了她。
我走过去，从背后环住她的腰，下巴搁在她肩膀上。她手里炒菜的铲子顿了一下，耳根慢慢地红了。
“赵建国你起开，油溅着你。”
“不起。”
“啧，你这人……”她嘴上嫌弃着，身子却没躲，反而往后靠了靠，后脑勺蹭着我的额头，“行了行了，馒头片糊了，都赖你。”
我笑着把脸埋进她肩窝里，闻着她头发上那股子油烟混着肥皂的味道。那一刻我觉得，就算天塌下来，只要她还在灶台前煎馒头片，我就什么都不怕。
外头槐树上的麻雀叽叽喳喳叫成一片。六月的阳光热辣辣地泼进来，把两个人的影子合在一起，投在对面那面被油烟熏黄的墙上。
第三章：下岗潮里的刺
九八年下半年的日子，像被人按了快进键。先是纺织厂发不出工资，接着是机械厂那边传来裁员的消息，再后来整条街的铺面都开始贴转让告示。空气里飘着一股焦躁的味道，走到哪儿都能听见有人叹气。
林月娥那食堂的活没干多久，因为纺织厂食堂也关了。那天她回来得晚，进门时手里拎着一兜子剩馒头，脸上倒看不出什么失落：“张姨说厂里撑不住了，食堂下个月关张。她帮人问了菜市场的摊位，一个月摊位费八十，卖早点，问我干不干。”
“干。”我放下手里补了一半的棉鞋，“怎么不干？”
她坐在床沿上，把兜子里的馒头一个个掏出来，摊在案板上：“那咱俩就得起更早了。我三点起来和面，你四点帮我搬东西出摊，七点你去上班，我一个人顶着。中午收摊回来，还能睡个午觉。”
“行。”我说。
她抬头看我，目光在我脸上转了一圈：“赵建国，你后悔不？娶我这么个操劳命。”
“后悔啥？”我把棉鞋往脚上一套，站起来跺了两下，“我这不挺好吗？有媳妇有热饭，多少人羡慕不来。”
她笑了，嘴角弯弯的：“傻样。”
早点摊支起来那天是七月十六，热得人喘不上气。我们俩四点钟摸黑起来，她把头天晚上发好的面从盆里抠出来，在案板上揉得啪啪响。我生炉子、烧水、摆桌子。天刚蒙蒙亮的时候，第一屉包子出锅，白汽呼一下腾起来，裹着肉香，把晨雾都冲淡了。
头几天生意不好，一早上卖不出二十屉。林月娥不急，她站在摊子后面，系着白围裙，头发用头巾包得严严实实，见人就笑。她本来长得打眼，一笑更好看，路过的工人师傅们慢慢都愿意在她这儿停一停。加上她实在，包子个儿大馅儿足，豆浆是现磨的，稀饭熬得黏糊糊。
一个月下来，除去摊位费和成本，净挣了二百多。她把钱锁进那个铁饼干盒里的时候，眉梢眼角都带着喜色：“照这么下去，年底能给咱家添台电视了。”
我看着她把饼干盒塞进衣柜最里头，上头又压了两床棉被，心里头胀鼓鼓的，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
可厂里的情况越来越糟。十月份，机械厂正式宣布第一批下岗名单，二百来人，我所在的锅炉房裁了一半。那天下午，车间主任老周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张表。
“建国，厂里实在没办法了。”老周不敢看我，盯着桌上的搪瓷缸子，“你技术好，可你年轻，还能出去闯闯。老李他们五十多了，离了厂真没活路……”
“我懂。”我接过那张表，“周主任，我签字。”
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我的手没抖。可走出办公室，看见走廊里蹲着的老李头，五十多岁的人了，抱着头蹲在墙角，跟个孩子似的呜呜地哭，我鼻子猛地一酸。
下岗的消息我没敢当天告诉林月娥。那天回家，她正哼着歌擀饺子皮，案板上的饺子一个个码得整整齐齐，像列队的士兵。桌上还摆着一瓶啤酒。
“今儿啥日子？”我故作轻松地问。
“发奖金了呀！”她回头冲我笑，眼睛弯成月牙，“菜市场评了个文明摊位，奖励五十块！咱今晚上吃顿好的，韭菜鸡蛋饺子，你爱吃的。”
她笑得那么高兴，我那句“我下岗了”在嘴边转了好几圈，最后还是咽了回去。那顿饺子我吃得特别慢，一个嚼半天，林月娥以为我嫌馅儿淡，又给我倒了碟醋。
“咋了？心事重重的。”她用筷子头敲敲我的碗边，“厂里又扣工资了？”
“没。”我夹起一个饺子塞进嘴里，“好吃。媳妇包的饺子最好吃。”
她被我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臊得脸一红，低头咬了口饺子，耳根子粉粉的。
纸包不住火。没过三天，王胖子大嘴巴，在菜市场碰见林月娥，张嘴就问：“建国嫂子，建国下岗了你知道不？办完手续没？”
林月娥当时正给人称馄饨，手一顿，馄饨皮掉进汤锅里。她把馄饨捞出来，照常递给顾客，找钱，笑脸送人。等摊子前没人了，她把围裙一解，三步并作两步回了家。
我正窝在屋里翻报纸找工作，听见门响抬起头，就看见她站在门口，脸色白得像纸。
“赵建国。”她喊我全名的时候，通常都没好事，“你下岗了？”
我放下报纸：“月娥，我……”
“你打算瞒我到啥时候？”她走进来，把围裙往椅子上一摔，“咱俩是两口子不？好事你藏着掖着，这种大事你也瞒？”
我站起来：“我怕你着急。”
“怕我着急？”她笑了，是那种气极反笑，“赵建国你问问你自己，我林月娥啥时候怕过事？你下岗了我能吃了你？咱俩一块儿想办法，天能塌？”
她说着说着，声音忽然低下去。她走到我跟前，仰着脸看我，眼睛里水汪汪的：“你咋这么傻呢？有啥事不能跟我说？”
我伸手把她揽过来，她这次没挣，额头抵在我胸口，闷闷地说：“明天开始，你跟我一块儿出摊。咱俩一个揉面一个蒸，卖得快，说不定还能多挣点。你也别急着找活，先稳住，后头慢慢来。”
“月娥……”
“别说话。”她在我胸口敲了一下，“以后再有啥事瞒着我，我真把你扔出去。”
我低头看着她的发顶，那根马尾辫有点散了，几缕碎发贴在鬓角，被汗浸成深色。我伸手给她别到耳后，她没躲，反而把脸往我掌心里蹭了蹭，像只脾气不好的猫终于肯让人顺毛了。
日子艰难，可两个人扛着，好像也没那么沉。我们每天三点半起来，我揉面，她调馅，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我力气大，揉出来的面筋道，她调馅儿手艺好，咸淡适中。蒸出来的包子白胖胖的，咬一口流油，回头客越来越多。
有天早上，一个常来的老师傅吃完包子，抹抹嘴说：“建国媳妇，你这手艺不开个店可惜了。这包子，比国营饭店的都好。”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那天收摊后，林月娥拉着我绕菜市场走了一圈，指着角落里一个空门面：“建国你看，那个铺子以前是卖面条的，听说一个月房租二百。咱要是盘下来，不用每天搬来搬去，冬天也不怕风雪了。”
“二百……”我算了算，“加上摊位费水电，一个月得四百多。咱现在一天能卖多少钱？”
“平均下来，一天三十到四十。要是开了店，能卖更多。”她眼睛亮亮的，“我算了，早上卖包子馄饨，中午可以卖面条饺子，晚上打包一些熟食。只要味道好，不愁没人来。”
她站在菜市场油腻腻的水泥地上，围着洗得发白的围裙，脸上还有揉面时蹭的面粉，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整个人都在发光。
“行。”我说，“听你的。”
盘铺子的钱不够，我们东拼西凑，找我爹借了五百，找张姨借了二百，又把林月娥娘留下的那对银镯子当了。林月娥当镯子的时候，在当铺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我揽着她肩膀：“等咱挣了钱，我给你买对金的。”
她瞥我一眼，笑了：“金的不稀罕，银的就挺好。”
铺子开张那天是腊月初八，天气冷得哈气成冰。招牌是王胖子用木板钉的，上头写着“月娥早点”四个大字，红漆刷的，在灰扑扑的菜市场里格外扎眼。第一天生意就好得出奇，包子蒸了一屉又一屉，我和林月娥忙得脚不沾地。她站在灶台前，袖子撸到胳膊肘，手被蒸汽熏得通红，脸上却一直是笑的。
晚上盘账，铁饼干盒里塞满了零碎票子，一块的，五毛的，一毛的，堆了半盒子。她一张一张捋平，码齐，数了三遍，然后抬头看我，眼睛亮得跟星星似的。
“建国！第一天净挣了四十六块八！”
她高兴得像个孩子，双手撑着桌子，脚尖踮起来又落下去。我看着她那样，心口热烘烘的，走过去把她从桌子后面抱出来。她哎呀了一声，手里的钞票撒了一桌，零碎的一毛五毛飘得到处都是。
“钱！钱掉了！”她拍我肩膀。
“明天再捡。”我说。
她被我圈在怀里，仰着脸，鼻尖冻得红红的，嘴唇也红红的。窗外飘起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细细碎碎的雪粒子打在窗户上，沙沙响。屋里点着煤炉子，炉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天花板上，挨得紧紧的。
她忽然伸手，捏了捏我的脸：“赵建国，你最近胖了。”
“是吗？”
“嗯。”她笑眯眯的，“我养得好。”
我把脸埋进她肩窝里，闻着她身上那股永远洗不掉的葱花味和面粉味。那味道比什么香水都好闻，是我媳妇的味道，是我们这个小铺子的味道，是一块一毛攒起来的日子。
外头风雪正紧，屋里暖得像春天。
第四章：三十三个饺子
时间像河水，趟着趟着就过了弯。九九年开春，“月娥早点”在菜市场立住了脚。包子馒头之外，我们又添了豆腐脑和茶叶蛋。林月娥嘴甜手快，见人三分笑，大爷大妈都爱往她摊位上凑。有个退休的老会计姓周，每天来吃一碗馄饨，吃完不走，坐在角落里帮我们记账，月底结一次，分文不差。
我爹隔三差五来帮忙收碗擦桌子，老头闲不住，有回端汤手抖洒了半碗，林月娥赶紧把他扶到椅子上坐着：“爸您歇着，别动了，碗我来收。”
我爹缩在椅子里，看着儿媳妇忙前忙后，嘴里念叨：“建国，你可对月娥好点。你娘要是活着，看见这么好的儿媳妇，指不定多高兴。”
我蹲在门口洗碗，回头看了林月娥一眼。她正给人盛豆腐脑，侧脸被晨光照着，鼻尖上一点汗，亮晶晶的。她好像感应到什么，抬头冲我这边笑了笑，嘴角弯弯的。
日子好过些了，可也有不顺心的时候。对面街新开了家“姐妹早餐”，老板娘姓马，是个三十出头的寡妇，嘴皮子利索，会拉客。她看我们生意好，心里不服气，三番两次找茬。今天说我们占道了，明天说我们包子里肉不新鲜。有回更过分，一大早端着碗站我们铺子前面，对着来往的顾客说：“大家别上她家吃，她家的肉都是菜市场收摊的剩肉，吃了拉肚子。”
那天林月娥正在揉面，听见这话，手上的劲儿一松，面坨子啪嗒掉在案板上。我一看她脸色不对，赶紧站起来：“月娥，别理她，她那就是眼红。”
可林月娥已经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走出了铺子。她站在马寡妇面前，个头比人家矮了半个头，但脊背挺得笔直，声音不高不低：“你说我包子用剩肉，你有证据吗？我今天把蒸笼揭开，让大家伙儿都看看，这肉是什么色儿什么味儿。要是干净新鲜，你咋说？”
她说着真转身回铺子，掀起一屉刚出锅的包子，白汽呼地腾起来。那肉馅儿红白分明，葱花碧绿，香味隔着半条街都能闻见。路过的街坊都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说：“月娥家的包子干净着呢，我们天天吃。”“马老板你不能这么欺负人啊，人家小本生意不容易。”
马寡妇脸涨得通红，呸了一声，扭身走了。林月娥站在蒸笼后面，胸膛起伏了好几下，回头看我时，眼眶有点红。我走过去，轻轻握了握她的手：“走吧，进屋。”
她被我拽回铺子，坐在小板凳上，好半天没吭声。我以为她委屈，正要安慰，她忽然抬起头：“建国，咱得想办法把招牌打出去。光守在这儿不行，得让人知道咱家的东西好。”
“咋打？”我给她倒了杯水。
她喝了口水，眼睛慢慢亮起来：“中秋节快到了，咱做月饼卖。我娘以前在食品厂干过，配方我还记得。鲜肉月饼、豆沙月饼，咱用最好的料，先免费给人尝。只要味道好，不怕没人买。”
说干就干。那半个月，我们收摊之后就开始试做月饼。头几锅不是皮硬了就是馅儿散了，林月娥急得嘴上起泡，但从不发脾气。她一遍遍调配方，记录面粉和油的比例，烤出来的月饼掰开给周会计尝，给王胖子尝，给隔壁卖菜的刘婶尝。大家都说好，她才点了头。
中秋节前五天，月饼开卖。我们在铺子门口支了张小桌，把刚出炉的月饼切成小块，用牙签插着，路过的人都可以尝。鲜肉月饼咬一口，酥皮簌簌往下掉，肉馅咸香流汁。豆沙月饼甜而不腻，豆沙是自己熬的，绵密得能在舌尖化开。
头一天只卖了二十个，第二天五十个，第三天一百个。到中秋那天，天没亮就有顾客排队。林月娥和我头天晚上熬到凌晨两点，烤了三百个月饼，不到中午就卖完了。有个大老板模样的人一下买了五十个，说要带回上海给亲戚尝尝。
晚上盘账的时候，铁饼干盒第一次装满了。林月娥把钱倒出来，数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攥着那叠钞票，忽然趴在桌上不动了。
我吓一跳：“咋了？累着了？”
她摇摇头，脸埋在胳膊里，声音闷闷的：“建国，咱俩挣了三百六十块。一天，就一天。”
我蹲下去，把她的手从钞票上掰开，握在自己手里。她抬起脸，满脸都是泪，可嘴角是翘着的，又哭又笑，鼻头红红的。
“傻媳妇。”我用袖子给她擦脸，“挣了钱咋还哭？”
“高兴的。”她吸吸鼻子，反手攥紧我的手，“我娘走的时候跟我说，日子会好起来的。她说对了。”
那天晚上，我们关了铺子回家。外面月亮又圆又亮，银盘似的挂在天上。林月娥挎着我的胳膊，走两步蹦一下，像个小姑娘。我侧头看她，月光把她整个人镀了层柔光，连眉梢眼角那股子凶劲儿都柔和了。
“赵建国。”她忽然叫我。
“嗯？”
“你说咱明年这时候，能不能买台电视？”
“能。”我说，“买彩电。”
“彩电贵。”她想了想，“黑的也行，能看就行。”
“买彩的。”我说，“我媳妇值得看彩色的。”
她笑了，拐了我一下：“油嘴滑舌。”
进了胡同口，远远看见咱家那间小平房亮着灯。我爹来了，在门口坐着等我们，脚边放着个保温桶。看见我们回来，老头站起来，笑得一脸褶子：“回来了？我包了饺子，怕你们饿，送来热乎的。”
林月娥紧走两步，接过保温桶：“爸您咋又大老远跑来？让建国去取就行。”
“我闲着也是闲着。”我爹搓搓手，“快进屋吃，韭菜猪肉的，你爱吃。”
三个人进了屋，灯一开，暖和的光把小小的房间填满。林月娥去厨房拿碗筷，我陪我爹坐下。老头看着桌上那叠还没收起来的钞票，嘴角咧得合不拢。
“建国，”他压低声音，“你这媳妇，娶着了。”
我低头看桌上那叠五块十块的票子，上面还沾着面粉印子。厨房里传来林月娥哼歌的声音，还是那首跑调的《甜蜜蜜》，夹杂着碗筷碰撞的脆响。
我冲我爹笑了笑，没说话。可心里头那句话，震得肋骨都发麻。
是啊，我娶着了。
九九年的冬天来得早，十一月份就下了场大雪。雪后第二天，“月娥早点”门口的台阶结了冰，林月娥端着一屉包子出来，脚底一滑，整个人往后倒。我正好从屋里出来，下意识伸手去扶，结果被她带着一块儿摔了。包子飞了一地，白花花滚在雪地里。
我躺在雪地上，后脑勺磕了个包，林月娥趴在我身上，愣了两秒，忽然笑得直不起腰。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埋在我胸口，热气喷在我脖子上，痒得我也跟着笑。
两个人就这么躺在雪地里，身下是冰凉的雪，头顶是瓦蓝的天，蒸笼的白汽在身后袅袅地升。路过的刘婶嗑着瓜子看热闹：“哟，小两口摔一块儿了？这感情好，连摔跤都舍不得分开。”
林月娥笑得浑身抖，半天才从我身上爬起来，伸手拉我。我攥着她的手站起来，拍掉她头发上的雪沫子，她鼻尖冻得通红，眼睛亮亮的，里边全是碎碎的阳光。
“赵建国。”她伸手帮我拍背后的雪，“咱们得把门口台阶修修，太滑了。”
“嗯，明天我弄点水泥抹个防滑槽。”
“还有，”她仰着脸看我，“今年过年，我想把爸接过来一块儿过。咱买条鱼，买只鸡，再包顿饺子。他一个人过年冷清。”
“好。”我看着她，忽然低下头，在她额头上飞快地亲了一下。
她愣住了，脸刷地红了，红到耳朵根。她抬手在我胳膊上拧了一把：“大白天的！让人看见！”
“看见咋了？”我笑，“我亲我媳妇，不犯法。”
她瞪我一眼，可那眼神里没一点凶劲儿，软得像化了的雪。她转身去捡地上那些包子，嘴里嘟囔着“浪费了浪费了”，耳朵尖还是红的。
我站在雪地里，看着她弯腰捡包子的背影。棉袄下摆沾了雪，马尾辫在风里晃，包子上的白汽一缕缕往天上飘。那一刻我想，这辈子不管再难再苦，只要她还在我眼前，我就什么都不怕。
千禧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我们的小平房里多了台黑白电视，是王胖子帮淘的二手的。林月娥坐在床上嗑瓜子看春晚，我爹在旁边的藤椅上打瞌睡，灶台上炖着排骨，咕嘟咕嘟冒着热气。
零点倒计时的时候，林月娥推醒我爹：“爸！快看！放烟花了！”
窗外果然有烟花，远远的，一小朵一小朵，在夜空中炸开又落下。我爹揉着眼睛看，嘴里含含糊糊地说：“好看好看。”
林月娥忽然把脑袋靠在我肩膀上，轻轻说了句：“建国，新年好。”
“新年好。”我伸手环住她的肩。
我们谁都没再说别的。电视里的人在唱歌跳舞，窗外的烟花一茬接一茬，排骨的香味从厨房飘出来，混着煤炉子里暖烘烘的热气，把整个小屋塞得满满当当。
我低下头，看见她靠在我肩上的脸，睫毛在电视的光里一颤一颤的，嘴角带着笑。
那个瞬间，我觉得自己富得流油。
第五章：风雨里的屋檐
千禧年刚过，好消息就来了。菜市场那片老棚户区要改造，政府规划建个新的农贸综合楼，“月娥早点”正好在规划范围内。更让人惊喜的是，改造后的铺面我们可以优先认购，价格比市场价低三成。
林月娥听到消息的那天，正蹲在地上刷蒸笼，手里的刷子啪嗒掉进桶里，水溅了一裤腿。她猛地站起来：“建国！真的假的？”
“真的。”我把通知单递给她，“街道办贴出来的，咱家铺子在第一批名单里。”
她接过通知单，手都在抖。那薄薄一张纸，她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忽然一把抱住我，又笑又跳：“赵建国！咱要有自己的铺面了！不用交房租了！”
我被她晃得头晕，可心里也是滚烫的。那天晚上我们铺子早早收了摊，坐在屋里算了半宿账。买铺面需要一万二，我们攒到现在存了四千三，还差八千。林月娥铺开一张纸，一笔一笔写能借钱的人：我爹两千，张姨一千，周会计说他能借一千，王胖子五百，刘婶五百……
“还差三千。”她咬着笔头，“建国，要不咱把电视退了？”
“退啥退。”我按住她写字的手，“我想办法。我去找老周问问，厂里那边能不能办个买断工龄，一次性补一笔。”
“买断？”她瞪大眼睛，“那你工龄就没了，以后养老咋办？”
“先把眼前这关过去。”我说，“铺面买下来，生意稳住了，后头再挣。你还年轻，我也年轻，养老的事还早。”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圈慢慢红了。她低下头，笔尖在纸上划拉了几下，声音闷闷的：“赵建国，跟我过日子是不是特累？刚消停两天，又有难处。”
“累啥？”我伸手揉她脑袋，“跟你一块儿挣钱，我高兴还来不及。”
她没说话，只是把头靠在我胳膊上，好半天才轻轻嗯了一声。
买断工龄的手续办得利索。老周帮我跑了三趟，最后批下来四千八百块，加上借来的钱，刚好凑够。交钱那天，我和林月娥揣着厚厚一沓钞票去街道办，我攥着她的手，她手心里全是汗。
“紧张啥？”我低声问。
“一万二呢。”她咽了口唾沫，“咱俩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以后会有更多的。”我说。
交完钱，拿到那张认购协议书，林月娥把它叠得方方正正，揣进贴身的兜里。她拍了拍胸口，长长出了口气：“赵建国，咱有家了。”
她说“有家了”，指的是铺面，可我知道她说的不只是铺面。她是在说，我们两个人在这个城市里，终于扎下了一根钉不动的桩子。
新楼盖了半年，九月交工。铺面虽然不大，只有十来个平方，但干净亮堂，通了自来水，还装了排风扇。开业那天，林月娥特意买了挂鞭炮，噼里啪啦在门口放了一通。街坊邻居都来捧场，周会计送了一副对联，上联写“酸甜苦辣皆是味”，下联“柴米油盐总关情”，横批“小日子”。
我爹那天也来了，老头把藤椅搬进新铺子，往角落里一坐，谁都甭想把他拉走。他在那儿坐了一整天，看着儿媳妇忙里忙外，时不时发出心满意足的叹息。
日子越过越顺。新铺子开了半年，生意翻了一番。林月娥雇了个小工帮忙，她自己从早到晚没停过，可人反而胖了点，脸上有了肉，笑起来更显富态。我们买了台冰柜，夏天能卖绿豆汤和凉面，冬天卖热乎乎的红豆粥。周会计给算了算，月底纯利能到八百了。
可就在日子蒸蒸日上的时候，我爹的身体垮了。
那天早上他照例来铺子帮忙，端着碗豆浆往桌上送，忽然手一歪，豆浆泼了半碗，人也软软地往下出溜。我眼疾手快扶住他：“爹！爹你咋了？”
老头脸色蜡黄，嘴唇发紫，眼珠子转了转，想说话，可舌头像打了结。林月娥从灶台后头冲出来，手在围裙上胡抹了一把，探我爸的额头：“烫！建国快叫车！”
送到医院，诊断是脑梗。医生说要住院，至少观察半个月。我站在缴费窗口，看着那单子上一项项数字，心里头像压了块石头。林月娥在旁边，二话没说把围裙兜里的钱全掏出来，又摘下耳朵上那对小银耳环——是我去年给她买的——一起推过去：“先交这些，不够我们回去凑。”
“那是你生日礼物。”我嗓子发紧。
“救人要紧！”她瞪我，“东西没了能再买，爹没了上哪儿找去？”
住院那半个月，林月娥两头跑。早上五点去铺子安排好，七点赶到医院给我爹喂饭擦身，十点回铺子顶上最忙的钟头，下午两点再去医院陪护，晚上回来揉面备料，常常忙到半夜。我让她歇歇，她往床上一倒，不到三秒就睡着了，呼噜打得比我响。
有天晚上我起夜，发现她不在床上。找了一圈，看见她蹲在厨房地上，面前摊着个本子，就着灶台上的小灯泡在算账。我走近一看，密密麻麻写着：爹的医药费，铺子的进货钱，下个月的水电，还有欠刘婶的五百什么时候能还……
她听见动静，回头看我，眼睛熬得通红，可脸上是笑的：“吵醒你了？我马上就好。”
我蹲下来，把她手里的笔拿走，连人带本子一起搂进怀里。她没挣扎，只是把脸埋进我胸口，闷闷地说：“建国，我怕。”
“怕啥？”
“怕爹好不了。”她的声音带着颤，“也怕咱这日子刚有起色，又摔下去。”
“不会的。”我收紧胳膊，“有我在呢。咱一块儿扛，天塌不了。”
她在我怀里抖了好一会儿，最后吸吸鼻子，抬起头来，眼睛红红的：“赵建国，你咋这么好呢？”
“因为有你呗。”我抹掉她脸上的泪，“你才好，你是我见过最能干的媳妇。”
她破涕为笑，在我肩膀上锤了一下：“少来。”
半个月后我爹出院，命保住了，但左半边身子不太灵便，走路得拄拐。林月娥把家里那间平房重新归置，在床边安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她跟我商量：“往后让爹就住咱这儿吧，他那老房子潮，没人照顾不行。”
“那咱俩睡哪儿？”我们的平房一室一厅，厅本来就不大。
“厅里支张折叠床呗。”她说，“白天收起来，晚上铺开。咱年轻，怕啥。”
我爹听见这话，老泪纵横，攥着林月娥的手不撒开：“月娥，爹拖累你们了。”
“爸您说啥呢。”林月娥给他掖被角，“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安心住下，把身子养好，往后还得享福呢。”
那天晚上，我和林月娥挤在厅里那张窄窄的折叠床上，翻个身都困难。她侧躺着，脊背贴着我的胸口，呼吸一下一下的，均匀又安稳。我闻着她头发上的葱花味，忽然想起洞房那晚她戳着我胸口说的话。
“你对我好一分，我还你十分。”
她做到了。何止十分，她给了我一百分、一千分。这个母老虎厂花，从嫁给我的第一天起，就没让我吃过亏。
我伸手环住她的腰，她迷迷糊糊地嗯了一声，往我怀里又缩了缩。
窗外月光洒进来，照在里屋门口。我爹的拐杖靠在门框上，旁边挂着林月娥的围裙，两样东西挨在一起，静静地等着天亮。
第六章：糖拌西红柿
二零零二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过完年没几天，胡同口那几棵老槐树就冒了芽，嫩绿嫩绿的，在风里轻轻晃。
“月娥早点”开张三年了，在农贸市场里站稳了脚跟。我们雇了两个帮工，又添了台压面机，林月娥不用每天凌晨三点起来揉面了，但五点必到铺子，一天不落。我爹身体恢复了不少，能自己慢慢走路了，每天坐在铺子门口晒太阳，帮看着装零钱的铁盒子。
日子平平淡淡地过，像那锅永远咕嘟着的稀饭，不声不响，可里头熬出了滋味。
四月份的一天，我收摊后去银行存钱，回来路过金店，橱窗里摆着一对金耳环，小小的，水滴形状，在灯下闪着柔柔的光。我在橱窗前站了好一会儿，想起来当年盘铺子的时候，林月娥当了她娘留下的银镯子，又想起来她为了给我爹交医药费，把去年生日我送她的银耳环也撸下来推给收费员。
我走进金店，把那对金耳环买了下来。不大，克数轻，可花了我将近半个月的利润。我揣着那个红色小盒子回家，一路上心跳得厉害，跟当年相亲那天走同一条路，心里是同样的忐忑。
林月娥正在厨房炒菜，油烟机嗡嗡响，她系着那条洗得发白的围裙，马尾辫在脑后一晃一晃的。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忙活的背影，瘦了点，但精神头十足，嘴里还在哼歌——还是邓丽君，换成了《小城故事》，调子依然跑得没边。
“月娥。”我叫她。
“嗯？”她头也不回，“等会儿，菜马上好。”
“你转过来，有个东西给你。”
她这才回头，铲子上还沾着西红柿炒蛋的汤汁：“啥东西神神秘秘的？”
我从兜里掏出那个红盒子，递过去。她愣了一下，放下铲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接过去打开。当那对金耳环露出来的时候，她整个人怔住了，眼睛瞪得圆圆的，嘴巴微微张开。
“赵建国……”她声音有点飘，“这得多少钱？”
“没多少。”我说，“你戴上试试。”
她把耳环托在掌心里，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忽然抬起头，眼圈红了：“你咋想起来买这个？”
“欠你的。”我说，“从当铺那天就欠着，一直记在心里头。”
她没说话，低下头，慢慢地、小心地把耳环戴上。金水滴在她耳垂上轻轻晃动，衬着她微红的侧脸。她抬起头看我，鼻尖有点红，嘴角却往上弯。
“好看不？”她问。
“好看。”我走过去，伸手碰了碰她耳垂上那点金光，“我媳妇戴金的比戴银的还好看。”
她破涕为笑，在我手背上拍了一下：“贫嘴。快去洗手，菜要糊了。”
那天晚上吃饭，我爹看着我俩，乐得合不拢嘴。他夹了块鱼肉放到林月娥碗里：“月娥，你戴着好看。建国总算干了件明白事。”
林月娥低头吃鱼，耳垂上的金耳环在灯光下一晃一晃的。我坐在对面看她，想起九八年那个春天，河边柳树下那个凶巴巴的姑娘，她说“我脾气不好，人人都喊我母老虎”，她说“你对我好一分，我还你十分”。
她做到了。一分一分地还，还了整整四年，还出了这个暖融融的家，还出了这间小铺子，还出了我爹那条命，还出了我赵建国这辈子最值当的人生。
吃完饭，林月娥洗碗，我收拾桌子。我爹看完《新闻联播》，自己拄着拐杖慢慢走回里屋休息。我擦完桌子，走到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看林月娥。她侧对着我，水龙头哗哗响，泡沫在指尖飞舞，那对金耳环随着她动作轻轻晃，像两颗小太阳。
她好像感觉到我的目光，偏过头来：“看啥？没见过人洗碗？”
“没见过这么好看的人洗碗。”
“啧。”她关了水龙头，甩甩手上的水，“赵建国你今天嘴抹了蜜了？”
“真话。”我说。
她走过来，在我跟前站定，仰着脸看我。她比我矮大半个头，我得微微低头才能对上她的眼睛。厨房的灯有点暗，照着她脸上的细纹——眼角几条，额头几条，都是这些年早起晚睡熬出来的。可她那双眼还是那么亮，跟四年前河边第一次对视时一样，带着审视、坦然，和一点点不易察觉的紧张。
“赵建国。”她忽然说，“你后不后悔娶我？”
“你说呢？”
“我要听你说。”
我低下头，额头抵着她的额头，鼻尖碰着她的鼻尖：“不后悔。这辈子最不后悔的事，就是九八年四月十八那天，在河边跟你说‘我不反悔’。”
她笑了，眉眼弯弯的。她伸手揽住我的脖子，踮起脚尖，嘴唇贴在我耳边，轻轻地说：“我也是。”
窗外的槐花开得正好，一串串白花在夜风里摇，香气一阵阵飘进来。厨房的灶台上，还剩着半碟糖拌西红柿，红红的瓜瓤浸在白糖汁里，甜丝丝的味道混着炒菜的油气，在小小的空间里慢慢发酵。
我搂着她，她搂着我，两个人在厨房昏黄的灯光下站了很久。后来她推推我：“行了行了，碗还没洗完呢。”
“明天洗。”
“明天还有明天的碗。”
“那就后天洗。”
她瞪我，可那眼神软得跟糖拌西红柿似的，又甜又黏。最后她叹了口气，把脸埋进我胸口，闷闷地说：“赵建国你真是个赖皮。”
我笑着搂紧她，下巴搁在她头顶。她那根马尾辫不知什么时候散开了，黑发披在肩上，洗发水的味道混着葱花香，是我最熟悉的、这个家的味道。
里屋传来我爹轻轻的鼾声，一声接一声，安稳又踏实。客厅那台小电视还没关，荧幕上雪花点闪烁，声音被拧到最小，只剩一点点嗡嗡的电流声。窗台上那盆仙人掌冒了新芽，绿油油的，顶着嫩黄的刺。
这就是我的日子。我的母老虎厂花，我的九十五块工资，我的手擀面，我的早点铺，我的金耳环。它们一件一件堆起来，堆成了这个春天夜晚的全部。
我低下头，在林月娥发顶印下一个吻。她在我怀里动了动，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手指揪着我衬衫的第二颗纽扣，一圈一圈地绕。
外头不知谁家的收音机在放歌，远远的，断断续续的，是那首《甜蜜蜜》。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我闭上眼，嘴角翘起来。
开在春风里的，是我的花。
我的母老虎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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