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年收入将近600亿美元的英国药企,定下了一个2030年要达到800亿美元的目标。这个数字乍看并不离谱——只不过是把盘子扩大三分之一,但它的CEO却公开表示,如果不能切换到“中国速度”,这个目标很可能悬在半空。

阿斯利康的老板帕斯卡尔·索里奥特最近对记者说了一句话,就像把一块石头扔进平静的湖面:“我们必须在公司内部按中国速度来运转。”他的逻辑听起来更像是来自汽车产业的复盘,而不是制药业的惯常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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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看看西方汽车厂商的教训——当年它们太专注于汽油发动机,结果把电动车赛道拱手让给了中国企业。如今,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已经占据全球主导地位,而传统车企还在艰难转身。索里奥特担心,同样的故事正在制药行业重演。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中国药企正在把大量资金砸向一些更具未来感的技术路线,比如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和细胞疗法。简单说,ADC就像一枚“精确制导的快递”,把化疗药物直接送到癌细胞家门口,而不是把整条街都炸掉,正常细胞因此得以幸免。细胞疗法则像是给你的免疫系统请来一支外援部队,把经过改造的活细胞注射进体内,让它们去辨识并攻击病灶。这些技术不像传统化疗那样“无差别开火”,它们的想象空间在于,有可能用一种更聪明的方式对付癌症和其他难治疾病。

索里奥特观察到的是,中国公司在这些前沿领域的投入非常聚焦,跟当年中国电池企业all in电动车的架势如出一辙。而西方大药企虽然手里也握着不少早期管线,但往往分散在更宽的口袋里,速度自然慢上半拍。

这其实是一场关于“创新速度”的辩论。辩方之一,是西方制药业沿袭了几十年的模式:漫长而严谨的临床试验、复杂的监管沟通、庞大的销售体系,每一步都像在浇筑混凝土——牢固,但也很难加速。另一辩方,是中国企业表现出的敏捷性:迅速跟投新兴技术平台,利用庞大的患者基数加速入组,同时借助AI工具压缩试错周期。

阿斯利康自己就在两种模式之间寻找平衡。它一方面拥有“无可匹敌”的研发管线——索里奥特用这个词来形容后续新药储备,并坚信能支撑2030年后的增长;另一方面,它也尝到了苦头。就在这个月,它的一项心脏药物Wainua在临床试验中意外失败,看起来颇有希望的一个方向说停就停。索里奥特倒是坦然:“我们必须接受有时候会失败,生物学就是生物学。”

这句话背后藏着一个药企老板难以公开承认的事实:不论速度多快,科学的不确定性才是最大的减速带。创新速度并不能保证每个项目都成功,它只能保证成功来临之前,你已经跑过了足够多的失败。

那么,中国速度到底快在哪儿?除了砸钱和技术聚焦,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变量——AI。索里奥特特别提到,人工智能不会杀死工作者,反而会让他自己“更快更聪明”。他举例说,在临床试验方案的设计环节,AI工具能把很多繁琐的文本工作和数据比对压缩到原来几十分之一的时间。这种生产力的提升,在他看来是“经济增长的机会”,而不是“人力被替代的凶兆”。他甚至称“AI杀死就业”是个假故事。

你可以把AI理解成一个超级实习生,它把那些需要消耗大量熟练工时的初步筛查和分析干了,把真正需要判断力和创造力的部分留给人。药企如果能用好这个工具,就有可能在研发速度和成本控制上向前挪动一大截。而中国不少公司在这方面的实践已经相当激进,把AI直接嵌入化合物筛选、患者招募等环节。

当然,速度之争并不只是谁先跑完研发马拉松。药品上市后的商业化能力同样是决定性的一环。阿斯利康上半年收入307亿英镑,剔除汇率影响后同比增长6%,这个体量让它有足够深的“弹药库”去支撑全球化推广。中国公司目前更偏向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但已经开始通过合作授权向海外渗透。索里奥特的策略是与中国企业合作,把它们的创新药物推向全球,而不是关起门来防着它们。这就像承认了对手的强项,并试图把自己的渠道优势变成共同的红利。

但如果要在这组辩题里给出一个冷静的判断,应当说:中国速度的真正威胁并不在于一场一城一池的专利争夺,而在于它可能改变整个行业的创新节奏。过去几年,中国药企在ADC领域拿出的临床数据频繁登上国际学术会议,外界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群体的研发效率。当对手把试验周期不断压缩,再保守的游戏参与者也会被倒逼着想办法跑起来。

反过来,中国速度也面临自己的挑战:快速跟进容易引发同质化竞争,太多公司涌入同一个靶点,最终把价格打到骨折,谁能真正赚到钱还不好说。西方药企的慢,一定程度上是追求差异化、做first-in-class(首创新药)的代价。到底哪一种模式最终能持续提供突破性的疗法,科学会给出答案,商业同样会。

回过头来看阿斯利康的那个800亿美元目标,它并不是靠喊一句“中国速度”就能实现的。它需要同时维持几十条管线的推进,还要在新兴技术领域保持足够的灵敏。索里奥特的话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自我提醒:别等到十年后才发现,当初以为稳稳在握的赛道,已经被别人用新的跑法换了规则。

至于这场角力的结局,现在还远未到定论的时候。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是西方巨头还是中国新贵,那些最终活下来的,必定是敢于自己踩下油门,同时又能坦然接受失败的企业。毕竟,正如索里奥特所说,生物学会照常运行,它不等人,也不同情任何人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