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一个山东人揣着一纸调令走进郑州的时候,这座所谓的“城市”建成区满打满算只有五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十五万。街头扬起一阵风,沙土能糊人一脸。老百姓编了句顺口溜:“电灯不明,马路不平,无风三尺土,有雨满街泥。”二十三年后他离休时,郑州已经有了清晰的骨架——工业在西边扎了根,行政中心在东边立了起来,满城的法桐把街道罩得严严实实。再往后半个多世纪,郑州长成了千万人口的国家中心城市。可如今走在法桐树荫下的年轻人,有多少人知道这位老人的名字?他叫王均智。他没有给自己立过一块碑,但整座城市的格局和满街的绿荫,就是他留下的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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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均智是山东沂水人,一九一六年出生。早年跟着部队南下,一九四八年洛阳解放,他作为接管干部留了下来。第二年开春,当上了洛阳市长。一九五一年八月,组织上一纸调令把他派到了郑州。那时候的郑州,日子比洛阳还难熬。城区小得可怜,周边全是沙岗——西边的碧沙岗原来就叫白沙岗,东北边的花园口一带更是沙海连片。刮一场大风,屋里桌上一层土;下一场大雨,街上泥水能没过脚踝。
一九五四年,河南省会决定从开封迁到郑州。当年六月,郑州专门成立了“欢迎省会迁郑委员会”,王均智当主任。担子有多重?那时候郑州什么都缺——机关办公楼要盖,宿舍要建,连理发、洗澡、买菜的地方都不够。本地服务业人手少,手艺好的师傅更少。怎么办?王均智跑了趟广州,从那边请回来几百名手工业者——理发的、修表的、照相的,坐着火车北上支援郑州。他自己还带着人在紫荆山一带建菜场、开商店、修澡堂、盖影剧院。如今繁华的紫荆山商圈,当年还是沙岗遍野的荒地,全是那会儿一点点建起来的。可这还只是开胃菜。之后他干的三件大事,才真正左右了郑州的命运。
头一件大事,是改规划、定格局。刚解放那阵子,苏联专家给郑州做了第一版规划——以火车站为起点,往东北斜着修一条主干道,也就是现在的人民路,然后顺着斜路往四周铺开。当时已经按这个方案修了几段路。后来省委书记潘复生看了觉得不对劲。他说中国人盖房子讲究坐北朝南,路修斜了,房子跟着斜,子孙后代住着都别扭。他让王均智牵头重新研究。

王均智带着技术人员跑遍了郑州东西郊,摸土质、查水位。西郊地势高、土质硬、地下水位深,适合建工厂;东郊地势低、水位浅,盖办公楼和住宅更稳当。方案就这么定了下来:工业向西,行政向东。这八个字,定下了郑州几十年的发展骨架。西郊陆续建起了国棉一厂到六厂、第二砂轮厂、郑州煤机厂、电缆厂——一百多家工厂扎了堆。东边金水河两岸,省直机关一排排建起来,成了全省的行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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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郑州的路名,也是他那时候定的规矩。

南北走向的路用山命名——嵩山路、桐柏路、秦岭路;东西走向的路用河命名——黄河路、伊河路、颍河路、汝河路。东郊行政区的道路则用经纬命名,经纬分明,规整有序。就这一个简单的法子,帮多少外地人分清了方向。直到今天,郑州的框架越拉越大,可东西发展的底子、山河命名的规矩,一直没变。一个人定的规矩能用七十多年,这叫什么?这叫眼光。
第二件大事,是种法桐,把沙城变成了绿城。王均智刚到郑州那会儿,最头疼的就是风沙。山区出来的人,最懂种树的好处。当时的市长宋致和、副市长史隆甫也都盯着绿化。三个人一拍即合:全民种树,先把风沙治住。一开始没钱,只能种便宜的刺槐、杨树。

可这些树要么树形丑,要么容易断,种了几茬都不理想。后来史隆甫——这位留法学建筑的副市长——在郊外园艺场看到几棵高大的法国梧桐,眼前一亮。他拉着王均智去看,说这树长得快、树荫大、落叶集中,最适合当行道树。王均智一看也喜欢,俩人汇报给宋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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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市长当场拍板:就种这个。史隆甫专门跑了趟上海,从旧法租界引进了八十万株法桐苗。市政府下了狠心,号召全民种树,人均两棵,种活一棵奖励二斤小米。工人、学生、机关干部,周六周日全上街挖坑栽树。路修到哪里,树种到哪里;工厂建到哪里,绿化跟到哪里。王均智自己也天天泡在种树现场。用他的话说,种树不是面子工程,是给子孙后代造福的事。

没几年功夫,郑州的街道就绿了起来。

又过了十几年,法桐长得比三层楼还高,夏天走在街上,整条路都罩在树荫里。后来有中央领导坐飞机路过郑州,往下一看,整座城市绿得像片海洋,随口说了句“真是一座绿城”。第二天“绿城郑州”就上了报纸。

当年推动种树的宋致和、史隆甫、王均智三个人,被老郑州人称作“法桐三杰”。如今七十多年过去,当年栽下的小树苗长成了遮天蔽日的大树。很多外地游客来郑州都会感叹:这满城的梧桐树真是宝贝。可有多少人知道,这份阴凉是七十多年前一群人拿着二斤小米当奖励,一棵一棵栽出来的?
第三件大事,是护古迹、重民生。王均智常说一句话:我就是给郑州人民打工的。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听汇报,没事就往基层跑。老百姓有什么难事,只要他撞见了,当场就想办法解决。

当年推行新婚姻法,废除封建婚姻,他亲自抓这件事。有个民主人士出身的副市长,家里娶了两房妻子,政策一下来,一见王均智就拱手说“我有罪”,主动按规定办了。这事传开,老百姓都知道新政策是动真格的。更能看出他眼光的,是保护古荥汉代冶铁遗址。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当地村民平整土地,想炸掉遗址的土岗开荒造田。炸药都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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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部门的人急得没办法,找到王均智。那时候他已经靠边站了,但还是当场写了张条子给公社书记。写的什么?有一句:“汉铁遗址是国家文物”。就因为他这张条子,这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住了。后来郑州论证八大古都,这处遗址就是重要的实物证据。一个人靠边站了还能办事,还能保住两千年前的文物——这叫什么?这叫担当。
很多人说,那时候的干部实在。没有高楼大厦,没有豪华办公条件,大家骑着自行车上班,卷起裤腿就干活。王均智当了十二年市长,没给家里谋过一点好处。子女都是普通工作,没一个借着他的名号升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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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休后他就住在郑州的干休所里,平平淡淡过日子。百岁那年还有记者去采访他。老人操着一口山东口音,说起当年种树、修路、建工厂的事,记得清清楚楚。他从不觉得自己有多大功劳,总说那是大家一起干的,自己只是个打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