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洞山朝西看，想起宋长汉。”这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在淮南街头巷尾传开的老话，没有刻在碑上，却刻进了这座煤城的记忆肌理。一个人要活成一座城的方向标，靠的从来不是职务头衔，而是他用将近八十年的时间把自己一寸一寸锲进这座城市的脉络里。2025年，九十五岁的宋长汉在报纸上写了整整一个版，回忆淮南六十多年的变迁。读那篇文章的人都说，老市长还在替这座城操心。可一个退了休三十年的老人，究竟为什么还在操心？他又凭什么让一条路、一片林、一句话，至今还在这座城里活着？
他生在一九三一年的定远乡下，十六岁参加革命，同一年入党。一九四九年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定远朱家湾的会场时，全场沸腾，这个十八岁的青年站在人群里，和时代一起按下了命运的开关。
从县委党校校长做到县委书记，再调往淮南，在化肥厂、市委机关、政府班子一步步走过来，八十年代后期出任市长。那时候的淮南，头顶“全国五大煤矿之一”的帽子，身上却扛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千斤重担。
宋长汉给市政府班子定了一条笨办法：“笨鸟先飞、从我做起、勤政务实、快捷为民。”这话听着土，可他那届班子——李建中、夏毓启、王文汉、张振明、洪志光、金文水、丁朝群一干人——硬是用这个土办法治了七年。
他当市长那些年，做得最出格的一件事，就是顶着漫天反对声修通了洞山西路。市里要把行政中心从九龙岗迁到洞山，有人摇头；要拉开路网骨架，更多人摇头。宋长汉的脾气是出了窑的砖——定型了，认准的事九头牛也拽不回。
路通了，城市骨架一下子拉开，淮南才从蜷缩的老矿区里长出手脚。老百姓那句顺口溜，说到底，不是在夸一条路修得有多宽，而是在说：这个人敢拍板，拍完还真把事办成了。一座城市最怕的不是没钱，是没人敢在十字路口背上那口决策的锅。
退了休的宋长汉，本可以含饴弄孙，他却一头扎进了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他心里始终有个缺口：淮南缺一个像样的红色教育基地。他跟老伙计单星、柴慎显、丁朝群把想法一摊，几个古稀老人一拍即合。
可一个直戳命门的问题是：一群七十多岁的人，要在荒山上建一片林子，钱从哪来？人从哪来？树从哪来？他们定了两条硬规矩：建林资金全部自筹，不给财政添一丝麻烦；捐款有上限，每人两百元。
老战士许静非要捐一千，好说歹说最后还是只收了二百。
小学生的零花钱哗啦啦倒出来，光是一角、五角的硬币就装了整整两公斤。宋长汉那段时间几乎天天泡在山上，山没有路，他们自己踩；树苗一棵一棵从外地拉；碑文一块一块请人刻。
不到一年，一百多个单位、千余名老战士和干部职工、数万师生捐出了一百多万元。九个月后，纪念林从六十五亩起根发脉，到后来扩成三千一百二十亩、四万多棵树，一座荒山就这样被一群白发人逼成了绿海。
有人问他，退了为什么还这么拼命。他只说了一句：“我当市长时做得不够，现在退下来，要多做点事弥补遗憾。”一个人退了休近十年，满脑子想的还是“弥补遗憾”，这背后哪有什么高深道理，无非是他把自己当成了这座城市的欠债人。
林子建成了，他还是不歇。九十岁给大学生讲党课，一个多小时不用讲稿，把淮南从大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脉络理得清清爽爽。九十四岁还下到上窑镇马庙村、马岗位村，钻进蔬菜大棚和芍药种植基地，问得最细的是有没有返贫的群众，尤其是群体性返贫。他叮嘱村干部的话也带着一股干茬茬的土味儿：“建好东大门、办好工业园、打好资源牌、解决老大难。”这些事，他已经不需要做了，可他偏偏做得比谁都有劲。
二零二五年初，央视播出电视剧《六姊妹》，讲淮南一户人家几十年的故事。宋长汉追完剧不算，又把八十万字的原著小说找出来，上、下两集，看得连午休都忘在脑后。读完之后他提笔给《淮河早报》写了一整版文章，说“《六姊妹》是艺术化的淮南城市发展史”。六十三年前他来到淮南，剧里何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把他一甲子多的记忆全勾了回来。文章一发，阅读量很快过万。小说作者伊北后来去拜访他，感慨地说：“人生最终不过是活一份精神。”
什么是精神？不是做过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一个人到了九十五岁，还在为一座城市写文章、下基层、上党课。他没有给自己树碑立传，但上窑山那片莽莽苍苍的纪念林替他立着，那句顺口溜替他传着。退休三十年，他操心的事一件没少。淮南人提起宋长汉，说的不是他修了多少路、建了多少厂，而是他这个人，至今还在这座城里走着、看着、写着。林还在，路还在，城还在，他——也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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