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济导报）

转自：中国经济导报

陶 莎

我国古代城市营建体系的更替，与经济发展的脉络联系紧密。从先秦到明清，经济形态的每一次变化，在城市空间格局、功能分区、选址逻辑等方面均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这既体现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上升，也表现出社会分工越来越细，通过梳理该脉络，可清楚地看到经济驱动力如何转化为城市营建具体形态，从而认识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唐初封闭式的坊市制度已无法满足频繁的商业活动需求。入宋以后，坊墙被逐步拆除，市制彻底瓦解，城市空间由封闭走向开放，街巷制取代坊市制成为营建主流模式。这并非由于政令的强制推行而产生的变化，而是商业活动突破原有的空间限制之后，城市营建体系自然迎合经济需求。首先，是打破坊市之间物理上的隔离，允许店铺在街边两侧开店，形成前店后宅的商住混杂式布局，汴京、临安等城市主要街道两侧的商铺连绵，商业活动延伸至整个街道，强化了城市的经济功能。其次，在城中的交通要冲，设置瓦子、酒楼等综合性的商业娱乐场所，聚集消费人群，推动周边商业圈层不断壮大，这些地方成为了新的商业节点，推动城市商业中心发生转移。再次，经济需求牵引空间营建的底层逻辑贯穿城市发展全过程，近现代工商业的规模化发展，推动城市由街巷式商业向功能分区转变，当代消费升级和数字经济催生出商圈聚合、TOD（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综合开发等新的营建方式，城市空间一直与流通效率以及商业活力相适应，形成动态化、符合经济发展需求的体系。

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发展，商品制造规模不断增大，驱动城市内部按照行业聚集的功能分区。不同手工业门类在特定区域集中布局，既有助于原料的集散和产品的外销，也有利于技艺的传承和行业内部的协作，是经济分工深化在城市空间形态上的一种直接反映。一是根据产业运输特点进行区位安排，将造船、冶铸等大运量行业布置在城内外水运方便的地段，减少物料转运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如江南地区城市将陶瓷、纺织作坊设在近河处，依托水路完成原料输入和成品输出的全部过程。二是同类作坊相对集中形成专业街市，汴京的绣巷、临安的药市等都是如此，同类商铺聚集经营会产生规模效应，不仅便于顾客比较选择，还会促进行业内技术交流和品质更新。三是产业集聚形态由原来的现代专业化产业园区向现代产业集群发展，依托综合交通枢纽和现代物流体系的优化区位布局，促进生产制造、研发创新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形成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打造具有集约高效特点的现代产业空间组织结构。

古代的经济运转很大程度上依托水运，漕运航道和商业水道成为城市经济的主动脉。城市选址和空间拓展一直以水系为依托，运河沿线以及江河交汇处相继出现了一批商业都会，水运条件直接决定着城市兴衰走向和空间发展方向。第一，优先选择江河交汇处或运河节点作为城址，依托天然水道来建立对外交通网络。例如，扬州、鄂州等地由于地处水运枢纽而得以长盛不衰，城市的主要商业区和码头紧密相连，货物可通过水道直接进入城市进行集散。第二，在城内开凿运河和疏浚护城河，使水运网络延伸到城市的腹地，将漕粮、商货直接送到城里，如唐代长安城的漕渠、北宋汴京的汴河都穿城而过，在水道两岸有密集的粮仓和街市，水道沿线是城市经济最活跃的地区。第三，沿主要水道修建码头、仓库和海关，形成一条条线性的滨水经济带，运河城市的发展通常呈带状分布，商业设施沿着水道排列，城市建成区随着航道的扩展不断向外扩展；同时，修建跨河桥梁和津渡设施，促进水系两岸之间的经济交流，确保城市跨河发展。我国古代城市营建体系的更替过程，是经济发展规律在空间上的具体体现。从古至今，城市营建始终跟随商贸、产业、交通的经济需求迭代升级，古代街巷、专业作坊、漕运码头的营建内核，持续映射在现代商圈、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之中，完整表现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历史智慧。经济驱动力变成城市形态的过程，也是一部浓缩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作者单位：山东建筑大学建筑城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