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圃茅屋
大观园诸景之中，以正殿地位最高，但若说景致的重要性，当首推三位主人公所居的怡红院、潇湘馆和蘅芜苑。除了这几处而外，接下来该数到哪一个景点？说来可能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不是迎春、探春、惜春三姐妹的住所，而是寡嫂李纨所居的稻香村，与前三景并称大观园中“四大处”。
稻香村旧名“杏帘在望”，元妃省亲时先赐名“浣葛山庄”，后改“稻香村”，还亲口说过：“此中‘潇湘馆’‘蘅芜苑’二处，我所极爱，次之‘怡红院’‘浣葛山庄’，此四大处，必得别有章句题咏方妙。”于是当场命宝玉以此四景为题，各作五言律诗一首。
第十七回贾政等人游园：
一面走，一面说，倏尔青山斜阻。转过山怀中，隐隐露出一带黄泥筑就矮墙，墙头皆用稻茎掩护。有几百株杏花，如喷火蒸霞一般。里面数楹茅屋，外面却是桑、榆、槿、柘，各色树稚新条，随其曲折，编就两溜青篱。篱外山坡之下，有一土井，旁有桔槔辘轳之属。下面分畦列亩，佳蔬菜花，漫然无际。
庭院外用新发的树枝编成青色篱笆，与怡红院的竹篱略显不同。其院墙是黄泥砌筑的矮墙，与其他地方的白粉墙、灰砖墙迥异。这种墙比较简陋，容易塌陷，一般会在黏土中掺入一些晒干的稻草以加强韧性。篱笆旁边有土坡，坡下开辟了一大片菜圃，里面分成整齐的田埂菜畦，种植各种蔬菜，并专门打了一口土井，以备灌溉。
这完全是一派农家田园风光，贾政夸赞：“倒是此处有些道理。固然系人力穿凿，此时一见，未免勾引起我归农之意。”众人更是齐声称妙，说：“非范石湖田家之咏不足以尽其妙。”“范石湖”即南宋诗人范成大，擅长写田园诗，晚年在苏州西南郊的石湖造园隐居，号石湖居士。
院中房舍都是“茅屋”“茆堂”，也就是茅草屋。对于其内部的景象，书中交代：“引众人步入茆堂，里面纸窗木榻，富贵气象一洗皆尽。”建筑内外都和真正的农家茅舍一样，非常简朴。
这样的地方与其他精致的庭院截然不同，正适合李纨这样长年守寡、孤苦伶仃的少妇带着儿子一起居住。后来起诗社，李纨便以“稻香老农”为号，越发像一个木讷清贫、与世无争的农妇。实际上李纨虽然命运很苦，但毕竟是贾府长媳，地位不低，每月享受特殊津贴，本人贤淑宽厚，也有很好的学识修养和一定的管理才干，并非无能庸碌之辈。
此处名为“稻香村”，但田里似乎以蔬菜为主，不过后面第五十六回提到园中有“一片稻地”，应该也在这一带。古人经常把农田和菜圃混为一类，不加严格的区分。
外围种的树种是桑树、榆树、木槿、柘树。桑树和柘树的叶子都可以用来养蚕，有生产价值；榆树的树皮和果实榆钱都可以食用，经常与桑树一起种植在庭院西侧，傍晚时以夕阳为背景，形成独特的“桑榆晚景”；木槿是一种低矮的落叶灌木，可以充作绿篱。
这里唯一的花卉品种是红杏，有几百株之多，绽放时宛如“喷火蒸霞”。杏树通常早春开花，花朵呈粉红色，极为烂漫。明清北京园林经常大量种植杏树，有时还以杏花作为梅花的替代品以渲染春色，如清末醇亲王奕譞的适园中有百株红杏，不种他树，号称“百株红杏作梅看”。
但稻香村种了这么多杏树并非为了冒充梅花，而是为了比附历史上最著名的村落——杏花村。唐代杜牧有诗：“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是千古传的名句——据说杏花村原址在安徽池州，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古村以此为名，其中汾酒产地山西汾阳杏花村名气最大。抛开实地不谈，这三个字被历代文人看作是郊野村落的象征符号。
众清客见到菜圃草屋、满地杏花，自然明白其中涵义，故而提议：“莫若直书‘杏花村’妙极。”贾政听了，立刻笑着对贾珍说：“正亏提醒了我。此处都妙极，只是还少一个酒幌。明日竟作一个，不必华丽，就依外面村庄的式样作来，用竹竿挑在树梢。”贾珍答应了，又回道：“此处竟还不可养别的雀鸟，只是买些鹅鸭鸡类，才都相称了。”贾政与众人都道：“更妙。”挂酒幌是为了进一步呼应杜牧的诗，养鸡鸭鹅之类则是为了更好地凸显农家田园的主题，因此宝玉题了一个“杏帘在望”。
田园草堂
菜圃和农田都含有一定的观赏价值。一般学术界公认，中国古代园林的起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帝王贵族的苑囿，规模宏大，其中通常会包含大片的山林和农田；另一个是普通人家的田园菜圃，规模小，但整治得比较细致。苑囿和园圃既是生产基地，也逐渐成为令人身心愉悦的观赏景物。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越来越多的世族庄园将农田与园林结合在一起，还有一些文人所建的山居别墅也辟有菜地。例如西晋富豪石崇的金谷园中设有十亩金田；文学家潘岳的郊园中有一个独立的蔬圃，他本人所写的《闲居赋》说浇灌菜园、出售蔬菜，是一种“拙者”从政的方式——苏州拙政园之名就来源于此。南朝大臣孔灵符在永兴建园，拥有水陆田地二百六十顷。
东晋陶渊明辞官隐居后作有《归园田居》《归去来兮辞》《饮酒》等诗文，经过后世历代文人的一再赞颂，“田园将芜胡不归”成为高逸遁世的一种象征，不少私家园林以田圃草庐之景来标榜清高脱俗，与贾政所说的“归农之意”相同。此外，陶渊明还写过一篇《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隐藏在武陵深山中的古村落，村外有“夹岸数百步”的桃花林，洞口内“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也成为后世园林模仿的对象。大观园中有一处蓼汀花溆，沿水岸杂植桃杏，“溶溶荡荡，曲折萦迂”，再现了桃花源入口的景致，众清客曾拟名“武陵源”“秦人旧舍”。
至唐代时，田园诗日渐兴起，成为诗坛的重要流派；在文人山水画中，也颇多表现山村野田的作品。这些都进一步引发了对田园风光的热爱，也使得在园林中营建类似景致成为一种重要的追求，并且与诗画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与田园景色相协调，园林中经常设有类似乡间竹篱茅舍风格的建筑形式，与菜圃、农田相得益彰，成为文人园林所向往的一种重要的景观类型，甚至有许多文人园都热衷于兴建这种草堂，比如唐代就有卢鸿嵩山草堂、杜甫成都浣花溪草堂、白居易庐山草堂等等。
白居易写过一篇《庐山草堂记》，说自己的草堂只有三间，内藏两室，设四张木榻，两扇素屏，窗户上糊纸而不用窗纱，所有木构件都不刷油漆，墙面不涂白。这与稻香村茅堂“纸窗木榻”如出一辙，正是此类草堂建筑的标准样式。
明清时期，这类以田园草舍为主的造园手法依然盛行。《园冶》“相地篇”讨论园林选址，提出一种“村庄地”，就是在真正的乡村中择地造园，与田圃融为一体。明代文人袁宗道在北京建宅园，起名叫“抱瓮亭”，里面所有的空地都种上白菜、韭菜之类，或者搭建瓜棚豆架，完全像是一个小村。清代大臣图鞳布有一个野园，在一个亭子的东边开辟菜畦，引井水浇灌。大学士明珠的府邸花园中也专门设了一个“茅斋”，明珠之子纳兰容若还为之写过诗。
历代皇家园林中也屡屡出现类似的田园景致，到了清朝更是大行其道。西苑丰泽园有数亩稻田，皇帝有时候在此亲自表演耕种；西郊离宫畅春园皇子所居的无逸斋南有几十亩菜地，北有几百亩稻田，希望生长于宫禁的天潢贵胄们从小就认识这些农作物，以免五谷不分；玉泉山静明园中设“溪田耕课”一景，临河辟大片水田，农家景物历历在目；塞外避暑山庄特设御田，种植御稻和各类瓜果蔬菜；圆明园中更是有大量的农田菜圃和村舍茅屋，成为最重要的景观主题，其中杏花村馆一景与大观园稻香村高度相似，武陵春色一景与蓼汀花溆一样都是桃花源的翻版。
重农颂圣
中国古代园林中拥有如此之多的田圃村庐，反映了多重文化内涵——既取返璞归真、简朴素雅的审美意象，也蕴含对自由恬淡的隐逸生活的向往。对于皇家园林来说，大片的田圃带来春绿秋黄的景象，极有情趣，一洗铅华的村居茅舍与其他华丽殿堂风格迥异，可以标榜崇尚俭朴的明君形象，还寄托了“重农”思想。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和立国根本，农民是社会的主体，国家财政的收入主要取自农业赋税，历代王朝多对农业高度重视，而帝王作为最高统治者，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来表示自己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为万民作出表率，因此早在周代就有天子亲耕之礼。
虽然满人在关外原为渔猎、畜牧兼营的半农业社会，但清廷入关后完全接受了汉族的农业文明，并颇有发扬光大之力，对农业的重视绝不在任何一个汉族王朝之下。历朝清帝经常在御制诗文和谕旨中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性，隆重祭祀多在天坛、先农坛等与农业有关的坛庙。此外，皇家园林中的田圃村舍型景观也是一种不可忽略的重要表现形式。
清帝经常说自己在园林中生活不是为了贪图安逸，而是为了“观稼”——就是观察庄稼的长势，考量雨水是否充沛。皇家园林中农田和菜圃具有试验田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宫禁的限制，成为皇帝了解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窗口。
大观园不是皇家园林，但稻香村一景却与帝王重农思想有密切关联——此景特意向省亲的贵妃重点展示，意在“颂圣”——就是拍皇家马屁，歌功颂德。
宝玉奉元妃之命当场作诗四首，未免有些紧张。黛玉悄悄代作的一首正是咏稻香村的《杏帘在望》。这首诗写道：“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这首诗文采其实不算太好，却被元妃赞为“前三首之冠”，原因全在于其颂圣主题。前六句描绘此处宛如挂着杏帘酒幌的山庄，鹅在布满菱角、水草的池中戏水，燕子在桑树、榆树间飞翔，春天菜圃中韭菜绿，秋天田野中稻花香，大致是实景。最后两句赞美太平盛世无人挨饿，不需辛苦耕织，纯属空话、瞎话，居然出自最清高的黛玉之笔，委实令人惊讶。
人工天然
大观园中还有一景也模仿山村景致，就是芦雪庵。书中第四十九回写道：
宝玉来至芦雪庵，只见丫鬟婆子正在那里扫雪开径。原来这芦雪庵盖在傍山临水河滩之上，一带几间，茅檐土壁，槿篱竹牖，推窗便可垂钓，四面都是芦苇掩覆，一条去径逶迤穿芦度苇过去，便是藕香榭的竹桥了。
这里的建筑形式与稻香村相似，都是“茅檐土壁，槿篱竹牖”，但无人常住，仅是点景而已。
贾政和众清客都对稻香村一景赞不绝口，惟有宝玉不以为然，认为“不及有凤来仪（即潇湘馆）多矣”。贾政起初认为是他见识简陋，斥责道：“无知的蠢物！你只知朱楼画栋，恶赖富丽为佳，那里知道这清幽气象。终是不读书之过！”
宝玉反问：“古人常云‘天然’二字，不知何意？”众人回答：“‘天然’者，天之自然而有，非人力之所成也。”宝玉乘势说出一番道理：
“此处置一田庄，分明见得人力穿凿扭捏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郭，背山山无脉，临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无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争似先处有自然之理，得自然之气，虽种竹引泉，亦不伤于穿凿。古人云‘天然图画’四字，正畏非其地而强为地，非其山而强为山，虽百般精而终不相宜。”
中国古典园林以崇尚自然为最大的特色，与西方几何式园林并峙于世，被视为自然风致园的源头。为此《园冶》曾经概括出“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八个字，作为中国古代造园艺术的总纲，意思是“虽然是人工筑成，却表现得好像是天然形成的一样”。
随着历史的进程，中国人造园的手法越来越丰富，园林景观的人工痕迹也日益加重，到了清代中叶，技艺高度成熟，堪称精巧绝伦，但同时出现过度人工化和非自然的倾向，容易导致堆砌、造作的缺点。大观园中的稻香村和现实世界中一些真实的名园，其实都只是拿田圃茅舍当布景使用，穿凿附会，与环境并不协调，一望可知是矫饰之作。
由此可见，曹公并不欣赏当时园林中失去自然本色的人造天然。无独有偶，乾隆年间苏州文人沈复在《浮生六记》中也批评西湖诸景“皆不脱脂粉气，反不如小静室之幽僻，雅近天然”。又批评苏州虎丘许多地方“半借人工，且为脂粉所污，已失山林本相”。这位沈先生有如此见识，大概可算是曹公的知音了。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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