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8年6月15日，星期五
57岁的德意志皇帝腓特烈三世饱受喉癌的折磨，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治疗后，在柏林郊外波茨坦的新宫殿里去世，被称为“百日皇帝”。他那极端仇恨英国的长子，29岁的腓特烈·威廉·维克托·阿尔伯特即位，成为德国和普鲁士的最高君主--威廉二世。德意志帝国在腓特烈及其英国妻子带领下走向自由主义和英式议会民主的唯一机会化为泡影。世界的历史从此改变。
小儿威廉
惊恐横扫过这间生产室。贵妇和宫女们既慌乱又沮丧。刚才的兴奋已经烟消云散。兴奋是因为产妇生下的是一个男婴。慌乱和沮丧则是因为这是一次难产。产妇是普鲁士王储腓特烈的妻子、英国大公主维多利亚。经过10个小时的痛苦折磨，18岁的母亲已经休克，不省人事，婴儿看上去也奄奄一息。
这里是柏林的普鲁士王储宫邸，时间是1859年1月27日。在这个时代，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有不少德国婴儿在出生时夭折，年轻母亲的头胎婴儿尤其危险。这一次的情况是，婴儿的体位不正，头和左肩先生了出来，剩下的大半个身子则卡在母亲体内出不来。没有多少外科手术经验的宫廷大夫马丁博士，身穿法兰绒长裙，先是给母亲吸了氯仿，然后动用了产钳。他夹住婴儿的左肩，生拉硬拽，如同"一个肉铺老板撕扯一条香肠”一样把这孩子卤莽地拽了出来。这个卤莽大夫不称职的直接结果是，婴儿被拽出来之后已经形同死人，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施救，才哭出了第一声。
窗外，普鲁士王家卫队已经开始鸣放101响礼炮，宣告王位的第三代直系继承人的降生。如果这个婴儿是一位公主，那她只有权享受21响礼炮(在欧洲所有的王统国家，习俗都是如此，只有俄罗斯帝国比较特殊:公主降生时享受101 响礼炮，皇储则受到300响礼炮的敬礼)。没有人想到仔细检查一下婴儿的状况。直到两天后，人们才发现情况不妙--新生儿的左臂已经瘫痪，一些肌肉组织被拽离了骨骼，颈椎附近控制手部和肩部的神经丛也被拉断。婴儿的左腿只有轻微的应激反应，右耳以及左侧面部也呈现出不协调的现象。
身穿波茨坦卫戍部队制服的威廉王子
根据普鲁士的传统，这个婴儿被放进一个古老的木摇篮中。这个摇篮，按照传说，是用十字军从伯利恒带回来的耶稣降生马槽的残片做的。他接受了洗礼，名字是腓特烈·威廉·维克托·阿尔伯特。直至6岁之前，他身边的人都叫他“弗里茨”。
按常理来说，一般初为人母的女子对呱呱坠地的婴儿总是要慈祥疼爱一番的。但这位小弗里茨的母亲偏偏就不是一般的女子。若是叙齿，她是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一个孩子，换在今天的瑞典，她早就成为王位的继承人，在当年的英国，她若是生为男性，则也能成为大英的君主。然而，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位“大公主”既心高气傲，对王位心驰神往，而又不幸错生女儿身，则唯一的前途就是找个好夫家嫁出去，生个儿子，然后母仪天下，通过这个儿子，来把她所嫁的国家改造成她出生的国家。
不幸的是，这个儿子是半个残疾。大公主不能容忍这个孩子的不完美。心理分析学的鼻祖--奥地利的弗洛伊德博士，在1932年曾对维多利亚大公主与“小弗里茨”之间的母子关系做过一个颇清晰的分析:“……那些生下病婴或残婴的母亲，自然会尽力给这个孩子以更多的母爱，以弥补其不公正的生理缺陷。我们现在碰到的例子是，这位高傲的母亲离经叛道，因孩子残疾而收回了她的母爱……当这个孩子长大成人，手握大权之时，他永远不会饶恕他的母亲……”
从无数史料来看，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柏林和波茨坦的宫殿里，维多利亚公主都更偏爱其他几个健全的孩子。更糟的是，这位维多利亚秉承其母性情，母爱本来就表露不多(维多利亚女王就憎恨其长子爱德华七世，不只一次地把年幼的威尔士亲王说成“那个长得像蛤蟆的小怪物”)。当医生按照其母亲的授意把小威廉绑在椅子上，对他的左臂进行电疗时，当6岁的威廉被丢给严肃的长老会教徒欣茨佩特教授 接受教育时，维多利亚对其完全不闻不问。这足以歪曲一个幼童的心理，并使其仇恨的对象延伸到那些能够联想起母亲的东西--在这个案例中，是英国。
威廉从小就学会在别人面前掩饰自己残疾的左手
维多利亚大公主身为英国皇族一员，常常向儿子灌输英国至上的概念。她坚持只称呼儿子的英语名字:威廉在德语中称作“Wilhelm”，但她称之为“William”;她的次子海因里希名字是“Heinrich”，被她称为“Henry”。由于母亲的关系，威廉从小就对英国与英国人有复杂的感觉，并影响了他后来对英国的态度。英国，按照弗洛伊德学说，成为童年时代像阴影一样笼罩在他头上的那位恶母的象征。
电疗对威廉的左臂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不久就学会了将残疾萎缩的左手藏在口袋中，或插在皮带里。在骑马的时候，这个孩子将缰绳穿过自己的左臂，用右臂策马。然而这种习惯使他的右臂得到畸形的锻炼和发展，以至后来骑马时经常向右侧滑动。威廉还必须接受一种专门的特殊训练--笔直地站立一整天。这是为他登基之后那些大大小小的检阅和阅兵仪式所做的必要准备。欣茨佩特教授不禁将威廉的童年与腓特烈二世，即所谓“大王”作对比。除了不疼爱自己的母亲之外，和那位腓特烈大王一样，这位小威廉也有一个严厉的、严酷的、认为体罚是矫正错误唯一方法的父亲。毫无疑问，这样的童年毫无乐趣可言。
背景(一):德意志民族与民权
19世纪以来德意志历史演进的重心，可用四字概括，那就是“民族精神”。18 世纪以前，德意志四分五裂，将神圣罗马帝国所遗留之300多个王国、公国、选侯国、亲王领地、伯爵领地、主教辖区、自由城邦统一为一国之理想，始终未能实现。其时德意志人多为世界主义者，甚至学者哲人之著述也多用法文或拉丁文。至18世纪，德意志本国文学和文化虽已出现，但是民族意识尚未产生。
至拿破仑强盛时，欧洲大陆诸国或被其征服，或遭其吞并，而德意志所受之摧残尤烈。莱茵河两岸大小邦国早归拿破仑之掌握，奥地利则五败于法，首都两陷，割地丧师之余且被迫以玛丽亚·路易丝公主妻于拿氏。普鲁士偏处德意志东北，距法较远。普王昧于唇亡齿寒之义，当拿破仑扫平菜茵河两岸、跃马维也纳街头时，尚与其沆瀣一气，签订中立条约，似乎不知法军灭奥之后亦将兴兵于普。及至1806年法军来攻，拒之不敌，宣战不到一月而柏林失。
更数月，除保有不及全国面积百分之一的涅曼河下游右岸一隅之外，全国皆为法军所占。次年俄法皇帝蒂尔西特之会，拿破仑曾想一鼓作气吞并普鲁士，而普国独立虽赖俄皇亚历山大之维护，未被拿破仑所灭，但随着和约缔结，普鲁士除土地人口俱损失过半外，尚须向法国赔付巨额赔款，境内各要塞亦为法军所据，且普军常备兵力规模不得超过42000人，其所蒙之耻辱，自是不堪言状。
德意志惨遭异族如此之侵凌蹂躏，实为其有史以来之奇耻大辱。考其致由，一则诸侯国各自为政，国无重心，不能集中力量以对外;次则由于国难临头之际，实力较厚者惟普、奥二邦，两国尤不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遂给拿破仑以各个击破之机会。但既遭此国难，德意志民族意识也就因之而生。当时之德意志人，无论贫富贵贱，俱发挥其爱国精神，为“Vaterland”(祖国)而奋斗，一时间“Vaterland”一词遂成为德人旦夕欢呼祈祷之用语。
普鲁士政府在蒂尔西特和约后励精图治，君民皆知奋发，英杰如施泰因、哈登贝格之辈，辅佐普王改革内政，以谋国力之充实;哲人如费席特则努力唤起民众，使其共救危亡，以忠君爱国之道激励民众、教育青年。故在德意志诸邦之中，普鲁士之民族精神最为发达。其后拿破仑侵俄失败，首揭“援俄抗法”之义旗，为天下倡者，即为普鲁士人。莱比锡之“民族会战”中，德意志人奋斗血战，予法军以重创，使拿破仑一蹶不振，此为十字军东征以来德意志诸邦第一次团结之战。而日后在滑铁卢援助英将威灵顿于苦战、使其搏得最后胜利者，也是德意志军队。故德意志民族精神之发展，实为拿破仑败溃之重要原因，也是近代德意志立国之基础。
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以“外国君主惧其强大，国内诸侯惑于私利”,依然未能打破万邦分立之状态，与德意志人民冀其成为统一国家、以谋民族之生存与发展的希望背道而驰。因此，德意志民族统一运动自民间而起，且与当时风靡欧洲之自由民权运动合流，成为自由统一运动。1849年，德意志国民议会遭奥地利压迫而解散后，人民深感统一之难成，深为民族前途担忧。及普王威廉一世奋起，驱奥破法而统一德意志，人民以其有功于民族，遂一致拥护之，竭诚爱戴之。故其后虽有俾斯麦辅佐威廉，厉行专制，阻碍民权之发展，德国人民有不平之心，而终无叛乱之举，以至曾喧哗一时的德意志民权运动竟湮没而无闻，原因无它，乃德意志人之“民族意识”超过其民权之要求耳。
莱比锡的“民族会战纪念碑”
维也纳会议后，德意志呈三十九邦分立之局面，其中大邦如巴伐利亚、萨克森、符滕堡者，亦不过相当于欧洲普通小国，实力最强者惟有奥地利与普鲁士。而奥地利以其历史上之传统关系，谋求恢复往昔荣光;普鲁士则以新兴之邦，国力雄厚，而不甘屈于奥人之下。由是，普奥两国由猜忌而斗争，造成两雄不并立之态。德意志民族统一之主张，也由此分为两种:大德意志党与小德意志党。前者主张以奥地利为盟主，且其所领之匈牙利、斯拉夫、意大利、罗马尼亚等族也完全加入统一之德意志国家;后者则以纯粹日耳曼人组成一国家，因奥地利国土上异族众多，因此主张将其排除在外。二党激烈相争，而小德意志党较占优势。德意志民心之向背，由此可见。
奥皇不愿放弃其在德意志邦联中之优越地位，又深恶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之不利于己，故迫其解散。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召集20余邦之代表，谋于柏林另立政府，摈奥人于邦联之外。奥帝大怒，遂于1850年借黑森选帝侯国之乱向普鲁士挑衅。时普王拟起兵反抗，适俄帝助奥，不得已签订奥尔米茨协议，解散自己所召集之邦联代表会议。
普鲁士自经蒙奥尔姆茨之辱，逐奥而统一德意志之志遂决，政府之一切政策抉择，均以“排奥而统一德意志”为目的。1858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病(据说是精神病)，王太弟威廉摄政。3年后王殁，威廉即位，是即完成德意志统一之威廉一世。
腓特烈王储与维多利亚太子妃
当时威廉年已六旬，而身体健壮，思路敏锐，为政则专任贤能，实为自腓特烈大王以来普鲁士少见之英主。在其担任摄政之时，即任命丹麦人毛奇为参谋总长，隆恩为陆军总长，以推行扩张军备之计划。
隆恩虽然拟订军备扩张计划，但若依之实行，需每年增加900万塔勒的税收。当时普鲁士之财政收支决算，每年尚有结余，故增加这项军费并无特殊困难。但当时在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之自由党竟坚决反对政府的计划，威廉一世遂于1862年3月解散议会，并以霍亨洛厄亲王为宰相，组织保守党内阁。但随后组成的新议会里自由党力量更为强大，对政府扩军计划反对尤烈，文武大臣皆惶恐不知所措，霍亨洛厄内阁也为之动摇。
威廉一世志在德意志统一，故竭力扩充军备，其意志颇坚，虽未得国会之同意，但其扩军计划业已施行，所需经费则从别项开支中流用。但议会坚持反对，并通过“已增之兵即予解散，已任军官应予退职”之决议。威廉大窘，欲再解散议会，又恐激起国民之反感。曼托菲尔将军认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国会之时机已到来，甚至甘冒内战风险。但威廉犹豫不决，反对将日益增长之国家实力浪费于国内斗争之上。但若不然，德意志统一之基业无由树立，故萌退位之念。时朝臣无有以良策进者，惟有隆恩恳请国王任命驻法大使俾斯麦为宰相，以挽救时局。此1862年9月12日事也。
威廉一世皇帝
9月17日，威廉王移驾波茨坦郊外巴贝尔斯贝格宫，唤人召太子腓特烈前来，拟传位于他。太子此时年方31岁，妻子既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之长女，身旁又有众多自由主义朋党，因此日夜深受“民主”、“立宪”之类进步思想熏陶。倘若威廉一世此时退位，则新王必定深受势力尚强大之普鲁士自由派热烈欢呼，普鲁士之君主专制政体也必将效法英国，转为立宪君主制。维多利亚大公主力劝夫君即位，称“天予弗取，反受其害。若今日拒绝王位，则终有一日深悔其错，到时莫谓吾妇人言之不预也。”
俾斯麦时任驻法大使，于巴黎得隆恩电曰“王有让位意，事急，速归!",即返柏林，旋奉召入觐，王语之曰:“朕……顾群臣中能体朕意而勇敢迈进者，竟不得一人，朕退意决矣!”俾氏对曰:“臣敢信目前之难局尚有打破之可能,愿陛下勿忧!”王曰:“然则卿有术以排除多数反对党之阻碍，完成军备之改革乎?”俾曰:“诚然!”王又曰:“如此甚善。朕深信。依卿之辅佐，对议会奋斗到底，乃联之义务。朕不复言退矣!”乃当场撕毁退位诏稿，并偕俾斯麦往花园散步。俾斯麦又有雄壮之语:“臣发誓为陛下而与议会斗争到底，纵死于陛下之马前亦所不惜也!”威廉一世乃大喜，遂命俾斯麦组阁。
俾斯麦、隆恩与毛奇(自左至右)
9月30日，俾斯麦赴众议院，作沉痛之演说:“普鲁士对德意志所负之义务，不在自由主义之普及，而在国力之充实。国人怠于此急务，致前此屡失良机，岂非莫大之恨?吾人欲乘未来之良机有所表现，则今日非急图国力之充实不为功。此种重大问题，决非空洞之演说与决案所能奏功效，惟‘铁与血’始足以解决耳!”然虽其语调悲壮，言辞恳挚，而议员等竟无动于衷，所有扩充军备之预算案均于10月17日被众议院否决。俾斯麦乃妙想天开，以宪法第62条“贵族院对众议院所通过之预算案，有加以承认或否决之权”为根据，将未获通过之原案送贵族院核议。此举虽然违宪，遭 众议院及新闻界之攻击，但赖国王与保守军事贵族之支持，竟强行通过，令反对者无可如何。俾斯麦“铁血宰相”之专断地位，也赖此得以巩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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