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曙庭｜怀念刘乃和老师|书法|刘乃和|启功|崔曙庭|董其昌|陈垣

1973年11月12日（陈垣冥诞日），刘乃和摄于能仁寺36号寓所

编者说明：本文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崔曙庭教授的遗作，2008年为纪念刘乃和先生逝世十周年（诞辰九十周年）而写。2023年1月崔教授因受到新冠感染，不幸去世。现在，文章中提及的历史学家均已不在，但是那个时代留下的文字，仍有温度，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教育和启示。文稿由崔教授的女儿崔珏教授提供，经整理后，在“青峰草堂”公众号首次发表。

光阴荏苒，转瞬之间刘先生离开我们已是十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她老的音容笑貌却时常出现在我的记忆里，很难忘却。

我是在苏州江苏师范学院读研究生时，时常听老师柴德赓教授和师母陈璧子提起刘乃和先生，只是没有见过面，不知其具体情况，没有什么感受。1979年暑假中，随张舜徽教授赴京，才第一次见到了刘先生。初次接触，才感到她老是一位和蔼的长者，性格开朗，学识渊博，善言健谈的女能人。记得我们住在远东饭店，刘先生在李秋媛同志的陪同下，晚上来访，畅谈多时。当李秋媛同志对张老说，她推荐刘先生加入会时，张老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可以看出，张、刘二位时早已熟知，必然对刘先生是早有所知的，谈话也很投机，坦诚相见，很是融洽。可见，张先生与陈垣先生之门人的关系，必然对刘先生时早有所知的。我们知道，张先生的姑丈余嘉锡教授是陈垣先生的好朋友，经余老先生介绍，张先生年轻时就拜访过陈老，并请教过学术问题。而余老先生之子余逊是张老的表兄弟，交往甚密。据来新夏先生云，余逊乃陈门四翰林之一，其余三位乃柴德赓、周祖谟和启功。

不久，我又陪张老到师大回访刘先生。当时我们是在师大教育系见到刘先生的，交流了不少学术界的见闻、情况。同时在一个周末，柴师母约我和李秋媛到她（水碓子）家里聚会，刘先生也是来宾之一。柴老师在北京的家人都参加了，大家欢聚一堂，非常高兴。自此之后，我与刘先生的接触增多，彼此相知的程度就日渐加深了。

1988年泉州，前排左二张舜徽、左三刘乃和，后排右一崔曙庭

1980年4月，李秋媛偕刘先生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文献会第一届年会。从此以后，刘先生每年都参加年会活动，而且热心承担会里的一些学术活动。在1982年第三届兰州年会上，在领导班子调整时，刘先生乃被推为副会长，在会里担任重要职务了。当时三位副会长是彭铎、刘乃和与高振铎。不久彭先生因病去世，到1986年南京年会时，刘先生就成为文献会副会长中的长者了。由于刘先生积极参加会务活动，勇于任事，办事认真负责，逐渐得到广大会员的尊重和敬佩。因此，到1989年嘉定年会换届选举，张老由于年事已高，难于继续承担会长重任时，继任者的人选首先就落在刘先生的头上了。当时刘先生虽已年过七十，且有腰腿痛的毛病，但由于她老身居北京的名校，同时在学界有崇高威望，办事认真负责的精神，推举为继任会长，是众望所归，群心共仰了。在刘先生担任会长九年的时间中，为文献会的发展，殚精竭虑，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真是做到了鞠躬尽瘁的地步，这是众所周知，毋庸细谈了。张、刘二位老会长在使文献会成长壮大为全国的第一流学术团体，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的。

在我和刘先生近20年的交往中，因为我是柴德赓先生的研究生，而刘先生与柴先生都是陈垣先生最亲近的学生，如同陈老先生的左右手，而柴、刘二位先生，可以说是亲如一家。因此刘先生视我，也如同柴先生一样，是一位受教的学生了。柴先生这么早过世，有关柴先生的著作的整理和出版，大多是刘先生亲自经手完成了。如《史学丛考》在刘先生整理校订之后，写了《序》，较详细地介绍柴先生的生平和著述。《资治通鉴介绍》也是经刘先生校阅、订正、补充后正式出版，并写了《前言》。《柴德赓教授纪念册》，刘先生亦在册前写了《序》，历叙所收诗文书法情况。我既为柴先生的学生，爱屋及乌，刘先生对我也就特别关爱，不吝赐教了。如文献会组织会员撰写关于《册府元龟》和《资治通鉴》的论文时，我也写了两篇小文，聊以凑数。刘先生担任主编，审稿非常认真。在我的稿子中发现有两处提得不当，语意含混不清时，刘先生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令我改正。当时我很受感动，觉得只有真正关心我的人，才会如此坦诚地指出文中的弊病，不致贻笑大方的。本来在拟稿时，我就感到文意不妥，但一时未想到恰切的词语，就勉强用上了。经刘先生提出之后，感到的确是切中要害，是必须切实改正的。刘先生严格要求我例子，使我想到正如柴先生一样，真是随时随地，哪怕是细小地地方都不放过，这是很难得的。记得有一次我在柴先生面前，把“破绽”念成“破定”了，柴先生马上指出，把“破绽”重念一遍，我当时也知道是念错了，马上改正过来。从这一件小事上，哪怕细小的地方都不放过，使我受益终身。

1984年8月12日长春柴邦衡家中，左起王健群、刘乃和、崔曙庭、柴邦衡

1984年长春第五届年会时，柴先生的另一名研究生王健群在吉林省考古研究所工作，而柴先生的二儿子柴邦衡也在长春工作。刘先生在会期中间，乃把我们三人都召集在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先在宾馆聚会，四人合了影，共叙阔别之情。我与王健群从在苏州分别后，就未见过面，计算起来，已有26年了。随后驱车到邦衡家午餐，他向刘先生介绍他家庭的情况。下午，又一起到王健群同学家，了解了他的工作和家庭情况，直到晚上，我和刘先生才回到宾馆。后来文献会组织参观伪满皇宫时，又见到王健群在此工作的女儿，经过介绍，刘先生和他一道合了影。说明刘先生关心柴先生的学生，如同她自己的学生一样，处处都是很热情关怀和细心照顾的。

从追溯二十年来我和刘先生的交往中，深深认识到刘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文献学根底深厚，爱好广泛的女界学者和名流，在一般妇女知识分子中是佼佼者。而她老所取得的成就，是与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的精心培养和长期熏陶分不开的。刘先生在陈老身边学习、工作三十多年，在做学问和研究历史方面直接受陈老的指导和教诲，成为继承其衣钵的学者，这是工作环境造成的必然结果。刘先生不仅对文献学有精深的造诣，而且在诗词、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这些也与陈垣老的兴趣爱好是分不开的。在陈垣老最亲近的学者中，柴德赓、启功都是擅长诗词、书法的，尤其是启功先生在全国书法界是首屈一指的泰斗，而刘先生身居其间，自然是深受其益的。在每届年会活动中，主办者往往组织书法活动，刘先生总是被推为第一位挥毫染翰者。看到她老那挥洒自如，刚柔相济的书法，就知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书法家。特别是从《启功书法诗画集》中收有刘先生临摹董其昌所临的米芾的《天马赋》，其书法功力之深，非同一般。启功先生在跋语中认为米海岳《天马赋》墨迹，世间已不少见，得董香光摹本是十分难得的。陈垣老藏有摹本，十分珍惜，不轻以示人。晚年付高弟刘乃和，是庆得其所。启功先生将董其昌原帖和刘先生临本均收其著作中，可见对刘先生书法的重视程度。在柴德赓先生的《青峰草堂师友墨缘》中，也收有刘先生一幅墨宝，在众多书法名家相形之下，刘先生的书法是可以占有一席之地的。2007年在苏州大学为纪念柴先生诞辰百年，出版了《百年青峰》纪念册，书内又收录了刘先生挽诗二首手迹，其晚年书法于此可见一斑。我平时也爱观赏书法作品，遗憾的是柴先生和刘先生的作品，均未能获得。由于当时未能抓紧索求，时过境迁，只能从其他方面补偿其不足了。

刘先生在《生辰自咏》中，一开头连写下四个“独”字打头的句子，反映在其老年以后感到孤独和寂寞。这一点王明泽《先生和我》的文章中写得很真切，读来使人十分感动。文中说：“作为一个教授和学者，先生是成功的；作为一个女人，先生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家庭幸福。”这和刘先生在“自咏”中反映是一致的，当然只是就她老的晚年而言。在社会中，十全十美的事情毕竟不多，不是这方面尚有缺陷，就是在那方面尚有不足。刘先生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是突出的多，而在家庭方面就有缺陷，这是不足的地方。往往有所得时也有所失，这是难免的。就以启功先生而言，他的成就那么大，启功书法成为一个时代的榜样，风行国内外，简直是无与伦比，独占鳌头，但是就家庭而言，夫人早逝，又无子女，不是很孤单吗？然而和巨大的学术成就比较起来，所失然很渺小了，不足挂齿。这么比未必恰当？但是刘先生的多方面的成就，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她的刻苦钻研专业，她的敬业乐群，她的诲人不倦的精神，都是我们应当切实效仿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她老的一切教诲，直到永远。

2008年6月5日草完
2008年6月7日已抄清寄北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