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是我编导了那场“司后之争”辩论会。
从出土那一刻起，司母戊鼎就有过好几个“名头”：大马槽、司母戊鼎、后母戊鼎……当年，大鼎的保护者吴老先生则亲切地称呼它“大炉”。
其实最早把这件大鼎定名为“司母戊鼎”（全称“司母戊方鼎”）的，是古文字学者张凤。
1946年抗日战争后大鼎再次出土，
收归国有后，《申报》邵慎之同年10月曾先把铭文首字释为“后”，最早把这件大鼎定名为“司母戊鼎”（全称“司母戊方鼎”）的，是古文字学者张凤。
1946年大鼎再次出土。收归国有后，《申报》邵慎之同年10月曾先把铭文首字释为“后”，提出“后妻戊”等读法。
1946年11月17日，张凤在《中央日报》发表《安阳武官村出土方鼎铭文考释》，主张铭文释为“司母戊”，定名“司母戊方鼎”。意为“为母亲戊作的祭器”。
郭沫若是1949年后大力采用并推广“司母戊鼎”释读的代表学者，但并非最早定名者。
“后母戊鼎”这一释读最早是由台湾学者金祥恒在1960年代提出来的。2011年国博改陈时正式改用此名，但不是最早的定名。
时隔70多年，它又要改名了——2011年３月６日中午12时，央视《新闻30分》播报了一条文物消息称“……今天上午，从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中心起运了第一批184件文物运往国家博物馆，其中包括国宝级文物——商代的‘后母戊鼎’”。
“一言”激起千层浪。当即就有电话打到了央视，问责央视主播张泉灵。张泉灵在微博上称：看到新闻自己也以为错了，查过资料后，才发现“原来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就有人建议把‘司母戊’改为‘后母戊’……此后，广大网民、以至更多的各界民众纷纷参与讨论，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他们以双方专家为“后盾”，几乎演绎成了两大阵营。
2011年3月，国家博物馆落成开馆。迎接央视采访的是国家博物馆的资深专家孙机先生。他常常不无自豪的说：我给它改了名字。显而易见，孙机先生的学术己见是认为应该改为“后母戊”鼎的。央视自然也就照本宣科了。
受领导委派，我独自承担了这场著名的“司后之争”的辩论会。查阅资料，分析缘由，挑选辩手，分为红方蓝方两组。当然，辩手的发言并不代表自己个人的观点。
主张不必改名的阵营首先抬出的是学养深厚的郭沫若先生，半个世纪前他老人家释读鼎腹铭文，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一锤定音认定该鼎为“司母戊”。这一命名也获得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后来有学人研究认为殷商甲骨文“司”、“后”难以分辨，主张释读为“后母戊”更符合逻辑，所以1979年版《辞海》对该鼎的描述就是：……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或释“后母戊”）。
“司后之争”其实早已有之。早在1962年金祥恒先生就发表了著名文章《释后》，提出甲骨文及商周铭文中被释为“司”的字应释为“后”，意为王后、商王母亲的尊称。当时释读后母戊的专家以屈万里、金祥恒等为代表，起初影响较小，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和文字考释水平的提高，很多专家逐渐认同读为“后”。他们读“后”的主要依据是，商代甲骨文字体结构较为自由，偏旁可以随意放置和挪动，可以正写读作“司”；也可以反写读作“后”。
主张易名阵营的另一“领军人物”、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于成龙认为，“司母戊鼎”改名为“后母戊鼎”是学术界的共识，学术研究应当实事求是、知错就改、与时俱进。尽管“司母戊”的叫法已成为历史。但是，错的东西必须要改，不能一味崇拜权威。
实际上，上古历史中还有很多谜团有待考证。譬如有人认为，国王武丁最宠爱王后妇好，因此去世后还葬在了宫殿区，甲骨文里还有多达200多条卜辞与之有关。更有学者主张司母戊鼎就是妇好的儿子为了祭祀母亲而铸造的。那么问题来了，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鼎只有138公斤。而王陵区疑似王后妇妌的M260大墓出土的司母戊鼎竟然达到了875公斤！
“司后之争”对于大鼎出土地的安阳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引起的波动也更大。在此地举办的一场由作者全程编导的“司后之辩”辩论会上，红蓝双方各自举出例证，争辩得难解难分。主张不更名的红方一辩手刘伊丽来自中国文字博物馆，她强调要以民主和科学的精神谨慎对待更名问题，她认为“司母戊鼎”更名毫无必要。小刘通过诸多例证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最后反诘道：请问，我们为什么执意要更名呢？
蓝方四辩手刘盾来自著名的司母戊公司，他暂时搁置自己的观点，力挺应该更名。刘盾慷慨陈词，对于后母戊名称的定位，应该本着严谨、科学、务实、认真的态度。他力陈主张更名的专家的各种论据，认为对这件举世瞩目的文物命名应该尊重专家的研究结论，不能一味的抱残守缺，更不能以公众喧嚣的方式予以全盘否定。
日常很多说法是约定俗成的，比如“晒太阳”，有必要改为“太阳晒”吗？这里还有一个标准化问题，中华优秀文化属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要部分，轻易的由于某人的学术己见就改动，会给世人的认知造成错乱，比如公交车上介绍就说是“司母戊大方鼎”，司母戊鼎、后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一个文物？还是三个？
摘自刘志伟《神奇甲骨文》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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