瞒市长身份上门提亲,准岳父吼我合同工,隔天大会他见我茶杯掉了
我叫程远舟,今年三十三岁,在市规划局上班。不过半年前,我还在省委办公厅当处长。组织上找我谈话,说海州市这边需要一个懂城市规划的干部,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当时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因为对我来说,海州不是一个普通的地级市,那里有一个人,是我这辈子非她不娶的姑娘。
她叫苏念,是我大学同学,当年我们俩同在省城那所大学的建筑系,她是班里唯一一个敢跟我较劲的女生。我做模型她挑毛病,我画图纸她找硬伤,一来二去,我们从较劲变成了一起上自习,从自习变成了无话不谈。后来她考了本校的研究生,我考去了北京,异地三年,靠着一千多天的电话和火车票硬撑了下来。毕业后她回了老家海州,在市设计院当了一名建筑设计师,而我进了省委机关,留在了省城。我们的恋爱谈了整整十年,长到双方父母都觉得我们早该结婚了,可我却始终没有勇气迈出最后一步。
不是不想娶,而是不敢提。苏念的家庭情况有点复杂。她爸苏卫国,是海州市下面一个区里的街道办副主任,正科级干部,在基层干了一辈子,最讲究的就是个编制身份。她妈早些年下了岗,身体不太好,常年在家养着。苏念是独生女,苏卫国把所有的期望都压在了这个女儿身上,一心希望她能找个有编制的、端铁饭碗的对象,公务员最好,事业编也勉强,但绝不能是什么合同工临时工。
问题就出在这儿。我去海州上任之前,苏念跟她爸提过一次我,没说太细,就说是大学同学,在省城工作,想带回来见见。苏卫国当时就问了一句话:“什么编制?”苏念含糊地说了句在机关上班,苏卫国立马追问是行政编还是事业编,苏念答不上来,苏卫国的脸当场就拉下来了。
苏念后来在电话里跟我学这件事的时候,笑得直不起腰,说你要是告诉他你是市长,他估计得从椅子上摔下来。我说别,千万别说,你就说我是个合同工。苏念愣了一下,问为什么。我说我想看看你爸最真实的反应,如果他连一个合同工都能接受,那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心里都有底。如果他接受不了,那正好,让我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苏念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最后说了句你真是个疯子。但她还是答应了。
于是就有了上周六那场堪称灾难的初次登门。
我拎着两瓶五粮液、一盒龙井茶,跟着苏念去了她家。她家住在海州市老城区的一个旧小区里,楼是九十年代盖的,墙皮斑驳,楼道里堆满了杂物。苏念提前给她妈打了电话,说带男朋友回来吃饭,她妈高兴得一大早就去菜市场买了一只老母鸡,炖了整整一上午。可她爸苏卫国从苏念跟他提这件事那天起,就一直没好脸色。
进门的时候苏念的妈妈围着围裙从厨房里迎出来,满脸笑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又是倒茶又是递水果,看我的眼神里满是打量和好奇。苏卫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拿着一张当天的报纸,眼皮都没抬一下。我主动走过去打了个招呼,把礼物放在茶几边上,他这才慢悠悠地放下报纸,从眼镜上方扫了我一眼,嗯了一声,算是回应了。
落座之后,苏卫国的盘问就开始了。那阵仗,不像是见未来女婿,倒像是审一个嫌疑人。他问了我是哪里人,我说省城人。他问了我在哪上班,我说在规划局。他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紧接着又问了一句最关键的话:“是公务员考试进去的,还是聘用的?”
我心里清楚,这一刻来了。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尽量用最平淡的语气说:“叔叔,我现在还是合同工。”
苏卫国的脸色瞬间就变了。那个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就像是一盘红烧肉端上来,正要下筷子,发现上面趴着一只苍蝇。他愣了好几秒,然后把手里那个一直盘着的紫砂茶杯重重地往茶几上一放,茶水溅了出来,顺着桌沿往下淌。
“你一个合同工,也敢来提亲?”苏卫国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砸在地板上。他说他这辈子最看不上的就是没有编制的临时工,一个月拿个三千多块钱,连自己都养不活,拿什么养老婆养孩子。他指着茶几上那两瓶酒,说这东西你省省吧,一个月工资够买几瓶的。他越说越激动,说到最后干脆站了起来,指着门口的方向让我走,说这事没得商量。
苏念的妈妈从厨房里冲出来拉他,被他一把甩开了。苏念红着眼眶站在我旁边,死死攥着我的衣角。我坐在沙发上,从头到尾没有反驳一句,因为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那种感觉,就是当你做好了所有的心理准备,对方骂你的每一个字你都提前想到了,你反而会特别平静。苏卫国骂完了,站在那里喘着粗气,用一种看虫豸的眼神俯视着我。
我慢慢站起来,整了整衣服,对苏卫国说了句抱歉打扰了,然后转身出了门。苏念追到楼梯口,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我回头冲她笑了一下,小声说了句放心吧,没事的。
事情真正的转折,发生在第二天。
海州市委召开全市干部大会,传达省委关于城市规划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市直各部门和各县区主要领导全部参加。我作为新上任的代市长,要在这个会上做表态发言。这个会提前一个礼拜就通知下去了,会议规格很高,市委市政府两套班子的领导全到齐,各区县一把手一个不落,下面的街道办主任也要列席。苏卫国作为街道办的副主任,自然也在参会人员的名单上。
这些我事先是知道的,但我没有告诉苏念,更没有打算在会前做任何安排。一切就让它顺其自然地发生。
那天我穿了一身深灰色的西装,打了条蓝色的领带,提前十分钟到了会场。会场设在市委大楼一楼的阶梯会议厅,能坐四五百人,前面几排是市领导和各区县的主要领导,后面是按照部门排的座位。我坐在主席台第二排,面前摆着一个名牌,上面印着“程远舟”三个字,旁边一行小字标注了职务。台下黑压压的全是人,几百张脸我根本看不过来,也没有刻意去找苏卫国坐在哪里。
会议按照议程一项一项地走,先是市委书记讲话,然后是分管副市长部署工作,轮到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小时。主持人宣布请代市长程远舟同志发言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台下的气氛明显不一样了。在座的大部分人只知道新任代市长很年轻,但都没有见过本尊,不少人伸长了脖子往主席台上看。
我站起来,走到发言席前面,调整了一下话筒的位置,目光平静地扫过整个会场。就是这一瞬间,我看到了苏卫国。他坐在中间偏后的位置,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本来正在低头写着什么,抬头看到我的那一刹那,整个人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僵住了。他手里的那个不锈钢保温杯——就是昨天在他家茶几上他用来砸桌子的那个——从手指间滑落,咣当一声砸在了地上,茶水洒了一裤腿,在安静的会场里格外刺耳。他旁边的人纷纷侧目,有个他认识的同事还小声问他怎么了,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脸上的表情我这辈子都忘不了,那是一种混合了震惊、不信、恐惧和后悔的复杂表情,就像是突然发现自己昨天踢飞的那块挡路的石头,竟然是一座山。
我只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开始按照准备好的稿子做发言。我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遍整个会场,沉稳、条理清晰,从城市空间规划到生态红线管控,从旧城改造到新区建设,一条一条地讲。我承认在发言的时候,我心里是有一些波动的。昨天晚上从他家出来之后我虽然表面上风轻云淡,但心里也不是完全没有疙瘩,毕竟被自己未来老丈人当面轰出门,换谁都不会好受。但此刻站在发言席上,我更多的是想一个问题:如果苏卫国发现我真的是市长之后,他的态度会变吗?如果变了,那个变化到底是真心的,还是因为我的身份?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来说比他的认可更重要。
大会结束后,按照惯例有一个简短的交流环节,市领导会跟基层干部随便聊聊,了解一下一线的情况。我刚从主席台上走下来,就被一群人围住了,有来汇报工作的,有来混脸熟的,还有来递名片的。我一一点头回应,目光越过人群,看到苏卫国站在角落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脸上的表情比刚才在台下还要复杂。他犹豫了好半天,终于鼓起勇气朝我这边挤了过来。
他走到我面前,嘴唇哆嗦了半天,开口的第一句话是:“程市长,我……我昨天……”声音沙哑得像是好几天没喝水。他脸上的褶子里满是汗,眼神躲闪着不敢看我,两只手攥着那个摔凹了的保温杯,指节发白。
我看着他这个样子,心里忽然觉得很不是滋味。他不是坏人,只是一个被体制和旧观念框了大半辈子的基层干部。他用他那一代人的标准来衡量女儿的婚姻幸福,虽然方式粗暴得让人难以接受,但他对女儿的爱是真实的。我摆了摆手,没让旁边的人退开,我就是要当着大家的面跟他说,这样对他来说才公平——我不用身份压你,也不用身份抬你,我就用我这个人,面对面地跟你把话说清楚。
我跟他说,苏叔叔,工作的事咱们改天再聊,我先把工作上的事情处理完。这句话的称呼很关键,我喊的是苏叔叔,不是苏主任。旁边的人听到这个称呼,眼神里满是疑惑,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什么关系。苏卫国听我这么叫,整个人明显松了一口气,肩膀都塌了下来,连声说好好好,然后退到了一边。
那天下午,开完会之后我坐在办公室里,手机响了,是苏念。她估计是听她爸说了什么,电话里的声音又气又笑,她说:“程远舟你是不是故意整我爸?他刚才给我打电话,声音都在抖,说闺女我对不起你,我说怎么了,他说你那个男朋友,合同工个屁,人家是新来的代市长,我今天在大会上见到他了,杯子都摔了。”苏念在电话那头笑得直不起腰,笑完了又有点心疼地说,我爸那人虽然嘴臭,但他是我爸,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说不会的,你放心吧。
当天晚上,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独自开车去了苏念家。这一次没有提前通知,车停在小区楼下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我站在那扇昨天刚被轰出来的门口,抬手敲了三下。
开门的是苏卫国。他看到我,整个人愣住了,手里还拿着一双筷子,显然正在吃饭。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客厅里苏念的妈妈看到是我,赶紧放下碗筷站起来,一边往门口走一边拿围裙擦手,满脸的不安。苏念从里面的房间跑出来,站到她妈身后,冲我挤了挤眼睛。
我站在门口,对着苏卫国笑了笑,说了一句:“叔叔,我今天是来蹭饭的,还有没有昨天的鸡汤?”
苏卫国呆呆地站了几秒钟,然后突然反应过来,猛地扭头冲厨房里喊:“快、快去把菜热一下!还有冰箱里的虾,赶紧的!”他喊完之后转回来,那张爬满皱纹的脸上,眼眶已经隐隐有些湿润了。他身子往旁边让了一步,声音有点发颤地说:“程市——小程,你进来,快进来坐。”
那顿饭吃得很安静。桌上的菜比昨天多了一倍,有红烧排骨,有清蒸大虾,还有那道炖了半天的老母鸡汤。苏卫国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就一直坐在旁边看着我吃,欲言又止。他好几次想说什么,都被苏念在桌子底下踢脚拦住了。直到我吃饱放下筷子,苏卫国才终于开口了,声音比平时轻了很多,像是怕惊着谁似的,说小程,昨天的事是我做得不对,我给你赔不是。我今天在会场上看到你的时候,我后背的汗把衬衫都湿透了,不是说怕你报复我,我是觉得我这张老脸没地方搁。
我给他倒了一杯酒,给自己也倒了一杯,端起来跟他碰了一下。我说叔叔,昨天的事就翻篇了,您以后怎么看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您觉得苏念跟着我,她会不会幸福。苏卫国端着酒杯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把那杯酒仰头干了,放下杯子的时候,我看到他嘴角抽动了好几次,最后才挤出一句话,声音又低又哑,说我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
那个瞬间,我看着眼前这个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老头,心里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他这一辈子,从办事员到街道办副主任,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大半生,见惯了体制内的起起伏伏,也吃够了没有编制的苦头。他对“合同工”三个字的排斥不是势利,是一个父亲对女儿未来生活深深的担忧。他怕女儿吃苦,怕女儿嫁得不好,怕女儿走了她妈的老路。他不是不信我这个人,他是不信这个世道。而今天我在会场上让他看到的那一幕,说到底,不过是让他那颗悬了半辈子的心,终于有了个可以放下石头的地方。
后来苏念送我下楼,我们俩并肩走在小区的路灯底下。她忽然停下来,歪着头看我,问我说你现在得意了吧,我爸这辈子除了区长谁都没服过,今天居然给你赔不是了。我想了想,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她说,苏念,我一点都不在意你爸对我是客气还是冷淡,我在意的是,他把你交给我那句话是不是真心的。如果是真心的,那我这份工作就算没白干,这个市长也算没白当。
苏念看着我,忽然踮起脚尖,在我脸上轻轻亲了一下,然后转身就跑,高跟鞋敲在水泥路上咯咯响,跑出好几步了才回头冲我喊了一句:“程远舟,你这个人真没意思,煽情都不会煽。”
我站在原地,摸了摸脸上被亲过的地方,忍不住笑了。笑着笑着我抬头看了一眼苏念家亮着灯的窗户,窗帘后面有一个略显佝偻的身影,正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楼下。我知道那是苏卫国。他没有开窗,也没有招手,就那么默默地站着,像一棵沉默的老树。
我冲那个窗户的方向点了点头,然后转身上了车。发动引擎的那一刻,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管我以后走到什么样的位置上,我都要用一辈子去证明一件事,他对我的信任,没有给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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