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5月，苏联宇航员谢尔盖·克里卡列夫，带着任务飞向和平号空间站。他原计划在太空停留几个月，完成既定实验后就返回地球。但这一次升空之后，他迟迟等不到返航的命令。
地面控制中心偶尔传来简短的通讯，语气一天比一天疲惫和敷衍，内容始终是那句“再等一等”。他并不知道，他脚下的那个国家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
到了那年年底，苏联解体了。克里卡列夫是全世界最后一个得知这个消息的人。地面没有人特意通知他，因为发射他的那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连负责安排他返航的航天预算也没了。
他在太空中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无国籍者，被俄罗斯继承但无力接回，被西方同情却无法接收。他就这样孤悬在距离地面四百公里的轨道上，每天看着地球上的云层和海洋慢慢旋转，听着通讯频道里越来越陌生的政治名词，等待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返航窗口。
这311天的漂流，最折磨人的不是恐惧，而是枯燥和无力感。每天重复同样的检查流程，看着同样的仪表盘，吃同样的压缩食物，唯一变化的是舷窗外地球昼夜交替的光影。
空间站里的物资在一点点消耗，身体因为长期失重，逐渐出现骨密度下降和肌肉萎缩，但他没有选择。地面告诉他如果强行返回，着陆区域已经划入了独立国家的领土，航天器残骸的回收和搜救程序无法启动。
地面的航天指挥中心早已乱成一锅粥。原属于苏联的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向俄罗斯索要天价租赁费。
发射场和使用权、测控船、搜救直升机，这些原本属于同一个国家的设施，一夜之间被分割到不同主权领土上，谁出钱、谁调度、谁负责，全部悬而未决。政客们在地面争抢黑海舰队的归属、核武器的控制权，没有人在意近地轨道上，还有一个被遗忘的同胞。
救援最终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航天机构。他们通过有限的技术协调，向和平号补给了基本物资，并确保克里卡列夫的生命维持系统，不会彻底崩溃。
俄罗斯在解决完拜科努尔发射场的租赁合同问题后，才凑齐了让他返航的经费和调度权限。
1992年3月，克里卡列夫终于钻进返回舱，坠落在哈萨克斯坦草原上。当他被抬出舱门时，身上仍然穿着印有苏联国旗臂章的航天服，面色苍白，肌肉萎缩到几乎无法站立。他离开地球时是苏联公民，回到地面时祖国已经不存在了，人们管他叫“最后一位苏联人”。
但克里卡列夫在返回地面之后，并没有因此消沉。他后来加入了俄罗斯航天局，继续执行多次太空任务，甚至搭乘美国的航天飞机，飞向国际空间站，成为第一批在俄美航天器之间往返的宇航员之一，累积在轨时间一度保持着世界纪录。
在轨道上，国家和边界是没有意义的，唯一看得见的，是地球本身。
克里卡列夫的故事，也许并不是关于灾难，而是关于人类在极端困境中，依然能够保持运转的意志。这大概是所有宇航员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本能，也是一种近乎倔强的生存意志。311天，他在一片死寂中守住了人类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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