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疆开门
清王朝在一步步走向衰落，走向王化的苗疆也一点点地发生着变化。鸦片战争后，苗疆很快也就成了欧美的布匹、煤油、染料等商品的倾销市场。另一方面，这里盛产的桐油及其他土特产品又成了欧美市场需求的大宗商品。咸丰末年，西方商品包括鸦片开始销往苗疆土家族地区，后又输入到苗族地区。1892年，美孚石油进入苗疆，1904年，长沙辟为商埠，英、美等国商品大势进入湖南，并经沅水、澧水航运深入湖南西部地区，随着洋货倾销、原料掠夺和鸦片种植的泛滥。输入的洋布、洋油多为美国货，染料多为德国货，呢绒多为英国、俄国货。他们又通过各种渠道掠夺桐油、木材、茶叶等土特产和朱砂、锑、铅等矿产。美国在岳州、长沙口岸设立“恒信洋行”，除经营锑矿和焦煤外，主营湘西桐油。
光绪年间，岳州、长沙相继开埠后，英、美、德、日等国的棉布、棉纱、呢绒、煤油、肥皂、火柴、香烟、蓝靛、洋蜡和五金等商品，由长沙、湘西入沅水、酉水，直达永顺。永顺的灵溪、王村，保靖的迁陵、陵头，龙山的里耶、洗车河等集镇，逐渐成为洋货热销市场。
洋货的倾销冲击了这里的种植业。自洋纱、洋布倾销后，土布渐失销路，棉花生产下降，一些家庭手工业和手工职布工场相继被迫停产、倒闭，如永顺由土布输出县一下变成洋纱、洋布的输入县。于此，以见永顺布自古至今未尝缺乏，期至于今仅由他处输入，而德、日的蓝靛的输入也使土靛受到冲击，“种者颇减”。再如黄蜡和白蜡，一直是土家地区的特产，是当地农村重要的特色商品，白洋蜡倾销后，土蜡很快失去市场。外国商人廉价收购桐油，远销欧美各国，牟取暴利。这也使得湘黔苗疆成为列强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苗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从19世纪后半叶到民国初，湘黔苗疆以桐油、木材、鸦片等为主要品种的土特产的生产和贸易发展较快。以桐油为例，光绪末年，仅永绥厅，“岁出桐油数百万斤”，所产的桐油竟占全国总出口数的15%。由此，一批集镇、码头和油坊、油船经营商户也活跃起来。国际市场对桐油需求量剧增，促使湘西油桐种植和生产快速发展。永顺、龙山一带遍植油桐树，以产桐油为大宗。光绪二年(1876)永顺县桐油产量已达二万担以上。永绥厅桐树漫山遍野。
湘黔苗疆小的集镇或乡村一般设有小型榨油厂，桐油转运至酉水沿岸的大集镇，经水路运至县城集散地出售。洪江、浦市、沪溪、所里、沅陵、王村、永顺、保靖、永绥、桑植、永定等地逐渐成为重要的桐油集散市场。一部分桐油经由湘、资、沅、醴四大水系转运至汉口销售，厂商提炼加工后再转销欧美市场。
光绪十八年(1892年)，泸溪县油商王恒聚(江西新淦人)在县城外向家村创办洪油作坊，坊前河码头树立石柱一对，分别镌刻“光绪拾捌年吉旦”、“江右淦邑王姓立”，是为泸溪县炼制洪油之始。该油作坊常年雇工二百余人、职员二十人。
外商在掠夺原料的过程中，通过低廉的收购价格而获取巨额的利润。如1892年至1911年的20年间，这里一石桐油仅值制钱60至80文，相当于同时期的进口煤油价格，但桐油的价值却远远超过煤油。又如英法立新公司、华兴公司诸商在松桃收买生锑，“每吨收本银三十两左右，运至汉口可售银六七十两”。这里茶叶向为洋人垂青，在收钩茶叶时，洋商也往往借故压低收购价，如1892年英商因压价收购，湘茶“亏本一百余万两，洋人大获其利”。1893年又以垄断茶价的办法，致“湖商又亏本一百余万两，倾家荡产者有之，投河自尽者有之”。茶商受损，遂将损失转嫁茶农，苗族地区的茶农深受其害。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后，随着桐油的大量出口，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大庸、桑植等县农村，建立榨油坊加工桐油，各地年加工的桐油达四五百万斤之多。桐油国际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光绪十八年到宣统三年(1892-1911)，这里的桐油1斤仅值60-80文，到民国初年，由于国际市场需求量增大，每斤价格上涨到600文。
桐油销售，人力从产地山寨挑运至各集散地码头装船，其运输全靠人背油桶或挑运油篓子。这种土家语称作“蛇实篓子”的背油篓呈圆柱形，用山竹编制，内衬三四层皮纸，外糊牛粪。结实耐用，是土家、苗家人盛油、运油最常用的工具之一。
随着商品交换的日益发展，包装商品所用的纸张也随之增多，刺激了手工造纸业的发展。永顺、龙山等县土家族就地取材，利用树皮、山竹、稻草为原料土法造纸，以供包装之需。永顺县的白羊沟、穿洞、游欢沟、老阳沟等地所产的火纸，多销往保靖县城。龙家寨的壳纸做包裹用，塔卧七里坪的皮纸为永顺城中篓店糊“油篓”的最好纸张。
苗疆山多地少广种玉米，“肩挑舟运达于四境”。永绥厅遍种杂粮，其中黄豆年产万余石，外销五六千石。光绪年间以后，湘西山区农产品迅速商品化。古丈坪的木商直接收买青山，雇工砍伐、趁春涧山溪水涨，流放原木至罗依溪，然后编成大筏，经沅陵由沉水入洞庭，沿长江外销
清代后期，苗疆农业生产机具也在进步。苗民所使用的铁质农具种类不断增加。犁有水犁、旱犁，耙有水耙、旱耙、踩耙、蒋耙、钉耙等。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提高，“刀耕火种”大为减少。苗族妇女织布长期使用矮机，“席地而织”，道光二十年，古丈坪厅厅民将织布的老式矮机改为高机坐织，生产效率大为提高，土布产量增加。
手工业的发展，为集市提供了丰富的商品，集场也逐渐增多，其中一些逐步发展为市镇。同治年间(1862-1874)保靖县有集场14处，属苗寨的有葫芦寨场、鼻子寨场、夯沙坪场、阿棵场等4处。乾州厅的所里，店铺商号相接，宣统年间已成为苗区的商业中心。
凤凰阿拉镇地处苗疆腹地，是凤凰48个苗寨和湘渝黔边区8县24个苗乡苗民交易的特定市场，尤以牛市为甚，每集上市量近千头牛，远销苗疆各州县。阿拉全镇140户居民几乎家家都是牛店，都会编牛草鞋。每逢农历二、七赶场，五日一集。清末，阿拉牛市因过去“不准苗人过夜”沿袭旧时的一条老规矩“三、八，四、九，太阳红”，即赶集当天“二、七”买的牛，可以在第二天“三、八”观察一天，如发现病牛，在第三天“四、九”太阳出来之前，可以退还原主，过了这个时辰，一概不承认。到民国初期，允许苗民赶集过夜，阿拉牛市每集三日，遵行的新规则是“一、四牛羊入市;二、七议价;三、八成交”。
凤凰的得胜营、草子坪，鸭保寨、鸦拉营、新寨，乾城的大新寨，永绥的卫城、龙潭、麻栗场等，都渐成为著名市场。除定期的集市、好场外，在一些重要的城镇还有不受场期限制的“百日市”。古丈坪厅的清吉场，每当旺季开市，参加交易的苗、土家等族群众“日有千余人”。
光绪末年，苗族商人有的资本额己达1万银元以上。20世纪初，所里有商贾20余家，其中义丰吉、裕兴祥、永丰祥等称“所里老八家”，有桐油5万公斤以上。几户石姓苗族商人均拥有数千银元资本，经营鸦片、桐油、棉花等。
同时，受商业利润的驱使，晚清的一些富家不再是署田买地，而是投资优势资源开发，组建服务企业，谋利巨额商业利润。最著名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古丈坪厅将“种植局改为矿务蔬菜局”，千总向天爵为总经理，把总陈季春负责经营，开采洞坪金矿，按500(铜文(或1000(铜文)招股经营，按肥肉分红，股份自由买。类似的官商合股、商商合股的完全依托调拨经营企业晚清以后不断增多。
到清朝末年，仅龙山县就有榨油、砖瓦、纺织、造纸、服装、食品、陶瓷、铁打器等10多个行业，从业人员近400人，分布全县各地。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朝廷下诏各省大力开办金银矿厂，一时间，各地的金、银、铜、铅、锡、锑、石油、硫磺、雄黄各矿相继开办，“或官办，或商办，或官商合办。或用土法，或用西法。”至维新变法时期，陈宝箴主政湖南，成立湖南成立矿务总局，专门办理矿业，并逐渐采用新法发展矿业。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英、法合办的水银公司强占凤凰与铜仁交界的万山朱砂矿区，强行开采10年。
这一时期，商业贸易的发展表现在商品贸易中税征增设。光绪十三年(1887年)，永绥厅设立经费局，专收油、盐税。光绪十七年(1891年)，永绥厅在吉垌坪设土税局。
光绪元年(1875年)，古丈坪厅始有十五吨位木船通航。是年，辰沅道陈宝箴拨款继续治理沱江之狗爬岩河段。光绪元年(1875年)，永顺县复修城外利济桥，工艺精湛。光绪十八年(1892年)永顺县修复光绪十七年被大水冲毁的利济桥。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湖南始办邮政。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泸溪县撤递铺司，设邮政局。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南全部邮局划归长沙和岳州两邮政分局管辖。辰州府、永顺府、凤凰厅、永绥厅、乾州厅属岳州分局管辖。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永顺县设三等邮局。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古丈坪厅设邮路两条，隶属岳州邮界邮政分局。永顺府属及凤凰厅陆续建立邮政代办机构。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桑植县邮政代办所隶属永顺邮政局。宣统二年(1910年)龙山县开办邮政后，又设洗车河、里耶、隆头三处信柜。
外地商人群体也在苗疆崛起，凤凰镇筸城的江西帮就是一例。国际贸易啟动起来的历史大背景，给盛产桐油的湘西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尽管凤凰交通闭塞，但仍然把一批又一批新的江西移民吸引到了凤凰。他们把桐油等土特產品，船运到常德等外埠市场销售；再将外埠市场的日用工业品，用船运回凤凰市场销售。他们凭藉上下水贸易管道，则在大把赚钱的兴奋中淘取了第一桶金，因而纷纷进入城内正街开设铺面，掛起了金字型大小牌，成了不断增加着流动资金的大小老板。
“熊祥昌”、“庆丰祥”、“裴叁星”、“孙森万”是清末到民国时期先后出现的四大商号，其商号创始人均来自江西省丰城县。当“裴叁星”商号创始人裴守禄於光绪二年进入凤凰做小贩时，“熊祥昌”、“庆丰祥”就已经是当时凤凰城的大商号了。早於光绪年间进入凤凰的还有“熊盛泰”号的开创人。据东正街八号“熊氏蜡染店”主人熊承早先生所藏家谱记载，其先人熊先谟生於道光七年，“原籍江西南昌府丰城县”，“贸易咸丰同治年间於湖南镇筸”，光绪年间开设“熊盛泰正记号”，经营桐油和绸布。
这些聚集在镇筸的江西商人，开始成为主导凤凰商界势力最大的商帮，因而他们也就成了凤凰城内慈善事业的主要捐助者。２００６年初，在原道台衙门附近的“敬修书院“遗址的建设施工中，挖出了一块光绪２４年所立的捐资念石碑，所刻捐助者近七十人，绝大部分為江西商号。其中名列第一的是“熊祥昌”、“裴元生”、“裴盛丰”商号，叁家各捐製钱五千文。但是人们从中仍可从侧面瞭解到此时凤凰城开设的大小商号已有数十家之多。日益扩大的江西移民的商贸活动，为凤凰城市商业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凤凰城由单一的军事重镇向商业市镇的转化。
但也不应该夸大现代化对苗疆经济的影响，苗疆地处偏僻，苗族自然经济对洋货的顽强抵抗，使外来商品大多不能在苗族地区畅销。苗民制造的农具、家庭用具等手工业品，成本低，适用耐用，因而对进口货需求不大。洋货则因长途贩运，几经转手，商贩层层盘剥，致价格昂贵，苗民多无力购买。湘黔边苗族所产土布虽不及洋布细致，但保暖性、耐用性则远过之，苗族妇女所织斜纹布，细致美观，颜色经久不变。
因此，苗族群众乐于使用土布，很少购买洋布，以致一些地方的苗、汉商人只好将贩运来的洋布洋纱转往外地销售。湘西永绥厅苗族群众普遍使用自产土布，土布因购者众而在集市商品中占有重要地位，90%以上的人尚用本地自织自染的土布o每逢赶场，收染的土布堆积如小山崛。上述情况，使得苗族社会已经出现的一些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 但直至晚清以前，这里整体上依旧是闭塞的封建的小农经济社会。
在十九世纪末，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就开始传入沅水流域，1880年，在外国列强的压力下，清政府划定二府(永顺、辰州)、八县(永顺、龙山、保靖、桑植、沅陵、辰溪、泸溪、溆浦)、四厅(乾州、永绥、凤凰、晃州)”向传教士开放，由此外国教会势力可进入这一地区传教，天主教各国以及英、美、德等新教国家开始了在苗疆的公开传教。
但这一时期，基督教在苗疆的发展并不顺利。在清光绪二年(1877)年，德国内地会传教士祝德来到常德、辰州(今沅陵)等地传教，而后前往贵州、四川等地。他们成为了早期在这里活动的传教士。此后在清光绪六年(1880年)，英国传教士都亚当等人从湖北岳州(今岳阳市)到达洪江，在此传教并试图建立教会，但因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而离去。
次年，都亚当与华籍袁姓传教士一起由宝庆(今邵阳)经洞口再次来到洪江，租得贵州会馆部分房产，创办“本立责会”，为洪江有基督教会之始，但最终因市民的强烈反对，传教士们无功而返，不得不回到武昌。光绪十四年(1888)，英国内地会传教士祝德等人多次到来辰州，均因被百姓驱逐，而无法立足。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英国驻汉口领事馆派遣传教士管耀卿来到辰州，并租用县城下南门府仓巷一李姓居民的民房一间作为福音堂，但因人们对洋人怀有戒备之心，经过半年的努力，入教者仅有两人。随后管耀卿因被认为传教工作不得力被召回，由胡邵祖和罗国俞二人接替，尽管他们以行医为手段进行传教，但因其勾结当地劣绅，民众颇为痛恨，因此二人传教进展并不大。
总的来说，对于十九世纪末传教士们在湘西的传教事业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他们租用当地的民房建立教堂和设立布道点，不遗余力的走街串巷宣传基督教，并以免费看病赠药等慈善手段吸引人入教，但入教者仍旧很少，在永定“常有天主教神父游历县城，售书、卖药、传教，居民常围观哄笑，无人入教”，这一时期的教徒大都是些生活无着落者和流氓地痞。
这一时期传教士们在这里并没有达到传教的预期效果和目的，苗疆根深蒂固的“崇巫尚蛊”的风俗传统和民众对洋人的敌视戒备心理使得传教士们很难有所作为，传教士想要深入到沅水流域各地传教非常艰难。尽管如此，但基督教传播者们认为这些先驱者们前期的传教事业虽不顺利，但他们的旅行却为以后的成功伏下了契机。等到人民的仇教气焰平熄以后，分发圣书的机会日增，这时就不难为宣教工作获得一立足之地了。
此时与湘黔边区相邻的川渝等地区，基督的传播和发展徭顺利些。以和腊尔山苗疆毗邻的贵州苗区来说，早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法国天主教就在贵州成立了独立的教区，传教士们逐渐深入到了贵州苗区，而后又深入到了今重庆的酉阳和黔江的苗区传教。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在贵州的势力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19世纪末，外国基督教传教士已经深入到了贵州和重庆的苗区的大部分州县，并建立起了基层教会组织。到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教会势力已经开始渗透到雷公山苗疆。
基督教在湘黔边苗疆真正有所发展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尤其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基督教在这里的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虽然使得基督教传播受阻严重，但是在此之后，基督教却得到恢复并得以迅速的发展。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在腊尔山苗疆和沅水流域有所发展，主要还是因为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使得教会势力大增。《辛丑条约》中规定中国人不能参加反帝的组织与活动，要求各省的官吏必须保护外国人的安全，否则就要被革职，永不叙用。此外清政府在对各地教案的处理中，许多地方官员被撤职查办，官员们从中看到了洋教的实力。而教会方面利用庚子赔款，新修了一些教堂、教会学校和医院等，这些都使得基督教在中国影响口益增强，助长了教会势力的扩张。
经济因素也是一个原因。苗疆日益卷入了资本主义市场。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通商口岸的增加，进入湘西地区的洋货也越来越多。到了20世纪初，洋货开始充斥着湘西地区的市场，其中以“美英两国的最多”。此外帝国主义还掠夺湘西民族地区的桐油、木材、茶叶和土特产。美国当时为了便于收购桐油，在湘黔边的沅陵、所里(吉首)、洪江等地都设有炼油厂。
辰州教案的发生成为基督教在湖南西部传教事业发展的分水岭。1902年，由于在辰州传教的英国传教士和地方民众的矛盾激化，引发了辰州教案。辰州教案发生后，清政府血腥镇压了参与教案的民众，并按英国政府的要求给予了赔款。
这里山峦阻隔，交通不便，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早已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和多神崇拜为特征宗教信仰。基督教在早期的传播中，因依仗不平等条约和清政府的庇护，与当地苗族和土家族的多神信仰从本质上就有冲突，传教士们不法的行为无疑成为了本来就抵制基督教的当地民众的仇恨助推剂，可以说教案的发生是湘西民族文化与基督文化冲突的必然结果。湘西地区发生的影响较大的与教会的冲突事件主要有:1898年的洪江驱逐教士事件、1902年的辰州教案和民国十八年(1929)发生在怀化花桥的“花桥教案”等。
1898年，美国传教士雅学诗由常德到洪江传教。6月到达洪江时，他们的船只刚抵达河岸还来不及上岸，就有不少岸上群众向船投掷石块。当地官员为了避免冲突，要求教士不得上岸，传教士只得将船开至下游停泊，但他们不死心，于是要挟地方官员保护其在洪江传教。地方官员怕得罪教士，只好派兵引教士船只到河岸停泊，但是群众又开始聚集，用石块向船只投掷，更有甚者准备上船烧船。最后传教士被兵船救走，而传教士的船被愤怒的群众烧毁。群众的斗争引起了地方政府的恐慌，他们向传教士赔礼并赔偿一千八百余银元，派船只保护传教士回常德。事件发生后，美国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将传教士送回洪江传教，但是在洪江民众的一致反对下未能实现。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辰州县城(今沅陵县)发生了一起群众自发冲击教堂，打死外国传教士的事件，史称“辰州教案”，这对湖南西部沅水流域民众的信仰冲击极大。。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英国驻汉口领事馆派传教士管耀卿到沅陵传教，因入教者只有两人。半年后，管耀卿因传教不得力被召回，由英国传教士胡绍祖和罗国俞接替。胡绍祖和罗国俞二人一方面以行医为手段，吸引群众入教，但另一方面，又常常与当地的地痞劣绅勾结，欺压百姓，并与教内的寡妇萧张氏私通，民众及其痛恨。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夏六月，也即1902年7月间，当时的湖南辰州府府治所在地沅陵城内，爆发了一场瘟疫。沅陵县志有这样的记载：患者无数，而传染又速，旬日之间，城厢皆遍。蔓延及于四乡，死人日多，人心惴惴，朝不保夕。到了8月份，瘟疫蔓延，城乡死亡千余人，人心愈恐。城内外水井，都用木栅围护，群众日夜巡守。在河中汲水，恐近岸有毒，移船至急流汲取。一时间沅陵城乡恐怖气氛蔓延，甚至还造成携带防暑药的多名路人被当地人怀疑是投毒者而被击毙冤死。
辰州百姓听说上面将派兵镇压，异常惊恐，城内谣言四起。沅陵县志记载：或以为省兵将至，或以为洋兵将至。环城十里，无分良萎皆剿，迁避逃匿，一城皆空。时正秋收，村民散布田龙，偶见军衣人，即以为兵至，哄然而遁，禾稻尽弃。妇女夜闻呼声，弃儿女赤体狂奔。
9月5日，湖南巡抚俞廉三下令：将辰州知府、沅陵知县、总兵、参将、都司一律革职，并委派沅陵东关厘金局总办何俊廷为知县。何奉俞廉三令，缉捕“凶手”，无辜群众300余人被捕。英国驻华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抗议，清政府完全屈服，决定由双方派员共同处理。英方由驻汉口副总领事翟兰思，中方由湖南抚院派辰沅永靖兵备道庄赓良及洋务局督办蔡乃煌来沅处置。将逮捕的300余众，严刑拷打，指张白狗、张永太、贾三、王大、尹牛儿、李老大、高老九、何家二佬(14岁)等十名百姓为凶手，由英方翟兰思等监斩，用大炮轰死，史称“辰州教案”。
辰州教案并非满清王朝发生的规模较大的涉外事件，但因为庚子变乱刚过不久，清王朝对此类事件自然格外惧怕。因此上谕震怒，“朝廷慎重邦交，迭经降旨严饬各省地方官于所属教堂教士实力保护，不啻三令五申。乃辰州府又出此重案。该处文武各官事前既未能预防，临时又复坐视不救，殊堪痛恨”。因此对失职官员处分极重：都司刘良儒因闭门不纳求助之教士，被“即行正法”；总兵颜武林因对经过其门首的打教人众置若罔闻，不往保护教堂，被处以斩监候；知县万兆莘因“卸任在即，有心推诿，谣言初起，不能立行禁止，以致酿成巨案”，被“充发极边，永不释回”；知府吴积銞被“革职，永不叙用，并流五年”。
一起教案，抓捕百姓300多人，杀10人，官员1人死刑、1人死缓、2人流放，满清朝廷出手之狠，前所未有。同时“罚辰州官绅英金一万磅(约合白银八万余两)，除抚恤被害校时家属外，拨充教会善举”，并立“永久做戒碑”于辰州府前，永以为戒。
教案的发生，一方面使得当地民众对传教士的排斥加剧，但另一方面，教案后，基督教在湘西的传教事业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光绪三十年(1904)，美国基督教复初会接手了英国教会在沅陵的教务，利用辰州教案的赔款，在“花垣、茶峒、保靖、古丈、乾城、所里和县内黄土铺、马底驿、凉水井、乌宿、清水坪、南岸等地均设立支堂和讲道所，并在沅陵城区马路巷修建永生堂、医院、学校。此外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教会对受洗奉教的教徒实行免费教育，医疗和儿童托管，使信教民众得到实惠，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教会。”
除此外，还有一部分信教群众是通过“辰州教案”看到“洋教”的势力，加入教会，可以寻求到教会的庇护。" 1922年，基督教在沅陵几乎遍及大半乡镇，发展教徒1184人。”基督教势力的增长，也使得天主教的传播也出现了转机，得到了发展，“男女教徒由最初的几十人增加到了931人”。
在清末至民国兴起的新式教育让人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口益深入，尤其是随着清政府的倒台传统的儒学地位开始动摇，使得基督教的传播在思想上的障碍相对减少。
进入二十世纪以以后，各国的传教士就纷纷进入湘黔边地区，基督新教湘西信义会(驻津市)的芬兰牧师安南果、梅先春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来到慈利传教，而后新教传入大庸(今张家界市)和桑植等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德国基督教内地会牧师康满协同中国传教士由长沙来到芷江传教，而后传入怀化、麻阳、晃县等地。1908年，基督教传入永顺，随后传入保靖、沪溪、永绥、凤凰、古丈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到1919年，在这一地区传教的新教各国传教士共四十名之多，传入的新教各派就有博爱会、内地会、福音会、复初会、北信义会等。”此时天主教西班牙奥斯汀会也开始在湘西各地的传教，但基督新教比天主教规模更大，主要是英国、美国、德国等新教国家的各教派，包括中华信义会和中华基督教会以及基督教内地会等。
在辰州教案发生地沅陵县沅水边马路巷，当时还叫“自由路”。1903年，美国基督教复初会利用“辰州教案”赔款，先是在此修建宏恩医院，次年动工修建永生堂。
1905年，天主教会在“老城下南门正街”亦开始动工，即沅江边的自由路口。此后三四十年内，马路巷周边，陆续建起多幢牧师楼、修道院，以及中学与小学。 1913年基督教会创办的“中西女子小学堂”后来成为了贞德女中附小。天主教会同样创办多所医院、护校与学校，散落在马路巷周围以及官庄等地
清代末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构建的苗族盘瓠崇拜已经少有提及，而在排满兴汉运动中，苗族的蚩尤崇拜被提了出来，并被苗族知识界所接受，在其后被不断放大和完善。
蚩尤是中国远古时的传说人物，九黎族首领，逐鹿之战被黄帝擒杀。蚩尤活动的年代与华夏族首领炎黄二帝同时，距今约五六千年。九黎及其首领蚩尤，作为神话传说或历史，经史诸子多有记载。
从记载看，蚩尤在与炎帝进行的战争中是取得了全面胜利的。 在接着与黄帝进行的战争中，蚩尤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炎帝在与蚩尤的战争中失败后，“大慑，乃说于黄帝”，终于说动黄帝向蚩尤又发动了进攻。《史记•五帝本纪》对这场战 争进行了简略的记述:“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经此一战，显赫一时，威震天下的蚩尤战败被杀。这以后失去了首领蚩尤的蚩尤部族集团逐步退出了在中原的角逐。有关上古时期黄帝炎帝联盟与蚩尤之间的这场冲突，时隔两千多年后的战国时代以后的诸多典籍均有追述。如《尚书》、《管子》、《国语》、《山海经》、《龙鱼河图》、《吕氏春秋》、《史记》等。
但是，蚩尤遗裔的大部分并未就此分崩离散，他们仍然作为一个部族集团存在，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据有关古籍记载，蚩尤遗族就是后来尧舜时代的“三苗”，又叫“苗民”、“有苗”。根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在德不在险。
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的记载，从前三苗生活的区域左边有洞庭湖(今湖南洞庭湖)，右边有彭蠡湖(今江西鄱阳湖)，“三苗”和“三苗国”的地域，大致在今江汉、江淮平原和江西、湖北、湖南一带。由于于尧、舜，特别是夏禹不断地大规模征伐，“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三苗”部落集团被打垮和瓦解了。随之，“三苗”、“有苗”和“苗民”诸称呼，也就不再见诸于记载。
当三苗集团被不断征伐后，一部分被消灭，一部分后来归属了夏王朝，但在荆州的广阔山泽和偏远地带仍分布着大量的三苗后裔。经过夏代四、五百年的发展，至商、周之际，在南方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庞大的部落集团，这就是史籍所载的“荆蛮”、“蛮荆”(有时又称“荆楚”或“荆”)。
苗族和古代的“三苗”就是这样联系了起来。事实上，汉文典籍虽然浩瀚，在“三苗”与苗族之问关系上因材料缺乏一直存在争论，而蚩尤的“九黎”时代比三苗时代还要早千余年，要找到能够直接说明两者之问关系的有力证据就更困难。
先秦时代的汉文史藉能够支持蚩尤与苗族有关系的材料，事实上只局限在两点，一是诸如《国语》、《礼记》等史藉中有关“三苗”是“九黎之后”记载可以将苗族间接地和被视为“九黎”首领的蚩尤联系起来。二是如《山海经》等史藉中有关蚩尤所弃之“栓桔”“化为枫木之林”的记载，被作为有力的证据，和现今见于黔东南一带苗族地区的枫木信仰联系在一起。
除上古传说的尧、舜、禹时代的“三苗”外，其后被视为与现今苗族具有最为直接关系的“苗”的记录最早是唐代樊绰所著的《蛮书》。进入宋代以后，南宋大儒朱熹在其《三苗记》中，描述了现今湖南一带“猫’吸“苗人”的情况，并将其与尧舜禹时代的‘三苗”部落联系起来。
清末“排满兴汉”运动这时积极地区构建和宣传苗族的这段历史，有其历史背景。
清朝末年中国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等一系列失败后，面临着空前的亡国危机。这时期，随着“民族”这一概念经由日本传入，“种族”与“民族”之说开始大行其道。种族言说成了革命派低毁满清政权合法性的最为锐利武器之一。而后，随着革命思想的传播，革命派提出的“炎黄子孙”的口号逐渐获得海内外华人社会的普遍认同，“苗族”也被视为汉族进入中原之际发生了最初对抗关系的“土著民族”;而过去被奉为“战神”的蚩尤，随着“炎黄子孙”言说的形成与流传，也进而从“始作乱者”被贬斥为“异族”的首领。
真正让这个观点得到传播却是章柄麟、刘师培、邹容、陈天华、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清末“排满兴汉”的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对立两派的著名人物。
著名的学者兼革命家章柄麟1899年就推断 “自黄帝入中国，与土著君长蚩尤战于阪泉，夷其宗，三苗以亡”。其后，陈天华把黄种人区分为汉、苗、东胡和蒙古四种。并对“汉种”诊释云:“始祖黄帝于四千三百余年前，自中国的西北来，战胜了蚩尤，把从前在中国的老族苗族赶走……此外，梁启超《太古及三代载记》（1905）一文中也指出:“三苗与九黎同族。其酋之最著者，曰蚩尤，在古代与华夏民族劲敌，故古籍多言其事”。
在他们中展开的激烈辩论中，都涉及到了“苗族”，涉及到“苗族”或作为苗族首领的蚩尤，将其视为最早与汉族发生对抗冲突的民族和部落首领。随着这些思想言说的广泛传播，“苗族”作为中国古老民族给人们很深的印象。
在清末民初主流社会知识精英的共谋下，因汉民族“种族•血统”建构之需要，传说中数千年前在黄帝、炎帝与蚩尤之间发生的那场战争，终被描绘成一场不同“民族”之问的生死搏击。蚩尤也是在这时期被和苗族联系在了一起。
但是在这以后，倒是苗族社会和苗族学者在积极宣讲和完善这个传说了。大多苗族学者都主张将苗族历史追溯到古之三苗、九黎，并认为三苗为九黎之后。后三苗被打败，相当一部分相继迁入华夏土朝难以控制的深山之中，还有一部分逐渐变易风俗，接受了华夏文化，融合到华夏族中。因而，九黎、三苗、南蛮、荆蛮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他们是苗族不同时期的先民。
为何各地苗族社会的精英们，不约而同地要倾注如此巨大的热情，这和苗族这个民族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
现在的苗族是未经“识别”就成为国家公认的9个少数民族之一。但是苗族内部存在巨大差异:苗族内部文化内涵丰富，样式多姿多彩，但苗族没有共同的宗教，语言上苗族内部分为东部（湘西红苗）、中部（黔东南九股黑苗）和西部（川黔滇）方言区，这三大方言区基本上不能交流，相互只能借助汉语沟通。不同支系的服饰种类达到近300种 ，相互不同；更要命的是苗族“苗反”无数，但是历史上各支苗族对朝廷的反叛，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很少相互支援。
具体地说,以贵州黔东南、云南文山、湖南湘西等地为代表的三个方言的苗族作为一个共同体，确实与其他民族所不同的，即它是一个大蛋糕被瓜分后剩下的部分，由于了解不深，原来华夏族把南方的“非我族类”都统称为苗，后来随着不断的深入了解，人们把一些原来归为“苗”的族群分离出去，比如侗家苗剥离出去成为侗族，水家苗剥离出去成为水族，罗罗苗剥离出去成为彝族，等等，这些族群分离出去后，剩下的便是目前的苗族。
这就很容易理解了。“蚩尤说”从理论上解释了苗族在5000多年前蚩尤的“九黎”时代和4000多年前“三苗”时代就已经形成，后来只是在和汉族的战争中不断失败，被迫逃亡和迁徙，才形成了今天这一分散和差异的格局。
从这一意义上看，树立蚩尤形象，不仅使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的苗族通过“蚩尤崇拜”的凝聚了民族认同，而且对外通过要求为“蚩尤平反”，也大大提升了苗族在国家的地位，激发了苗族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们对国家的认同。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