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江海潮生》第13集，姜梦生的当铺来了一位神秘的客商。姜掌柜眼皮子浅，他认为对方是来大生纱厂买棉纱的，又眼馋人家手里的康熙款鼻烟壶，索性擅作主张，将厂里3000件棉纱卖给了对方。
聊到兴头上，姜掌柜和儿子的牛皮吹得没了边：“我家四哥跟袁世凯有师生之谊，让他给老袁头修书一封，让他派点兵保护不就完了嘛”。
这话虽然相当托大，然而却并非完全瞎扯。确能追溯到光绪初年，只是个中起落，远非“师生之谊”所能概括。
光绪七年（1881）四月，登州城里来了位年轻的世家子，河南项城袁世凯。这年张謇二十九
岁，在庆军统领吴长庆幕中读书兼掌文书；袁世凯二十三岁，科场屡试不中，一怒焚了诗文，仗着家世交情投奔吴长庆。
说起来，两人能同处一军，都绕不开孙云锦。这位桐城名士早年入湘军幕府，吴长庆对他执子侄之礼，敬重有加。张謇当年科举闹出“冒籍”风波，全靠孙云锦四处斡旋才得平息。
后来也正是经他举荐，在吴长庆帐下“读书兼治文书”。吴长庆虽是武将出身，张謇后来在《柳西草堂日记》中评他 “吐属尚风雅”，不似粗鄙武人。
袁家与吴家的渊源则更深。当年吴长庆之父吴廷香在庐江办团练，跟太平军交战，被围困于庐江，他派儿子赴袁甲三军中求援。
袁甲三是袁世凯的叔祖，彼时手握重兵，帐下子侄却意见不一：堂叔父袁保恒觉得战局吃紧，分兵风险太大；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却认为吴军危在旦夕，理当出手相救。就这么迁延犹豫间，庐江城已被攻破，吴廷香战死。
袁甲三心中愧疚，想将吴长庆收在帐下读书，被吴长庆婉拒了。但经此一事，吴长庆与袁保庆反倒结下了过命的交情。后来袁保庆病故任上，也是刘铭传与吴长庆代为料理后事。
袁世凯科场屡试不中，一怒焚了诗文，仗着家世交情投奔吴长庆军中。刚加入军营之时，吴长庆并没有给袁世凯派任何差职，反是命袁在营中读书，并以张謇监督他的功课。
未来的状元公，碰上了最不耐八股的学生，也算一桩奇事。后来刘厚生写《张謇传记》，直言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张謇拿着他的文稿，常常改无可改；袁世凯对着八股也只觉苦不堪言，唯独办起军务来，却异常干练明达。
没多久，在张謇的举荐下，袁世凯便得了个帮办营务处的差使。真正让他崭露头角的，是转年的朝鲜壬午兵变。
光绪八年六月，朝鲜内乱，朝廷下旨令吴长庆部东渡戡乱。七月大军登陆，久居内地的兵卒骤然出国，军纪立时败坏，奸淫掳掠之事屡禁不止。
此时，袁世凯已经逐渐熟悉军中事务，吴长庆索性把整肃军纪的全权交给了袁世凯。袁手段果决，当即斩杀了几名滋事的士兵，又责罚了一批管束不严的军官，还和张謇一同查办了数起勇丁扰民案。不过数月，营中便做到了 “贩烟有诛，宿娼有禁”，风气为之一振。
可是，铁腕治军也得罪了不少军中宿将，，副营分统提督黄仕林“泣诉于吴公”，却遭吴长庆严厉斥责。
彼时的张謇与袁世凯，不仅是共事之谊，心气也格外投合 —— 两人都对李鸿章的对日朝策略颇有微词。
“壬午兵变” 平定后，李鸿章秉持 “息事宁人” 的方针，不愿再生事端。但在袁世凯看来，朝鲜之局 “如治疮然，交涉之人挟日本以自重，交涉之人一日不死，则疮不可为也”。
张謇也觉得，主持交涉的马建忠是 “挟夷献媚” 之辈，李鸿章的方略不过是苟且敷衍，绝非长久之计。在他们二人眼中，唯有吴长庆坐镇朝鲜，整军经武、徐图富强，才能真正成为大清的藩屏。
李鸿章想借庆军稳住朝局，袁世凯则认为朝鲜之事“如治疮然，交涉之人挟日本以自重，交涉之人一日不死，则疮不可为也”。其实，袁世凯就是想借此积攒军功资历。
不久后，吴长庆便命袁世凯从庆字营挑选一百五十名精兵，组建成朝鲜新建亲军，会同总兵王得功一同督练。这是史料所载袁世凯第一次正式接触练兵，用的全是他整肃军纪时用的那套方法。
张謇后来在文集中记过当时的操练场景：每日操演时，教习持鞭晚其侧，呼曰，左足起，五百人悉举左足，高下如一，有参差者即挥鞭痛扶，步伐进退前后左右如之，举枪放响亦如之”。
几个月练下来，朝鲜方面对袁世凯赞口不绝，称他是：“袁舍人忠正英达，御军无私，已经督练亲军兵丁蔚有著效”。与袁世凯私交甚笃的朝鲜大臣金允植，还特意出面请求吴长庆，让袁世凯继续筹办江华岛防务。袁世凯自己也意气风发，在家书中叮嘱二姐料理好家事，好让自己安心在朝鲜干出一番事业。
可就在他摩拳擦掌之时，主帅吴长庆却日渐陷入进退失据的境地。他上折自陈 “孤军远戍，环顾茫然，夙夜殷忧，罔知所措”，字里行间尽是郁郁。
围绕吴长庆大军的去留，张謇、吴长庆与袁世凯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分歧。
张謇在日记里对袁世凯下过断语：“慰廷（袁世凯）刚而无学，专而嗜名，不一年必有忿争倾构之事，吾甚危之。”
他确实看人很准，光绪十年四月，李鸿章奏请将吴长庆部撤回三营，调往奉天金州。撤军不久，吴长庆便在金州病逝。
张謇随后返乡，经此一番经历，又因入京应试与清流往来渐密，声名在士林中鹊起。
袁世凯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借着练兵的实绩，被李鸿章奏保褒奖，授了 “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的差事。张謇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位昔日门生的转向 ——“自结李相，一切更革，露才扬己”。他曾写过一封千余言的长信给袁世凯，言辞峻切，多有斥责。二人就此生了嫌隙，此后二十年间，未通音讯。
昔日军营中并肩共事的年轻人，就这样分道扬镳，走上了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在电视剧中，姜掌柜父子说的“修书一封，袁世凯派兵保护，云云”纯属大吹法螺。
以张謇的心气，断不会为一厂一铺的小事，去攀这层早已淡了的旧交情。
甲午战争，清军惨败，袁世凯靠着周旋于翁同龢、荣禄等朝中重臣之间，最凭着 “知兵”“善练兵” 的名声，最终拿到了编练新军的权柄。李鸿章因战败失势，朝堂权力洗牌，袁世凯也借此攒下了前所未有的政治资本。而张謇则在朝堂的层层掣肘中渐生退意，转身回到南通，一头扎进了实业与教育里。
两人再通音讯，已是光绪三十年。张謇从日本考察归来，偶遇袁世凯的亲信杨士琦，中断了二十年的联系，才算重新接上。
张謇年谱里记录得非常直白：“余自金州归后，与袁世凯不通问者二十年，至是始一与书。”
再往后，光绪末年袁世凯以 “足疾” 开缺回籍，武昌起义后天下鼎革，张謇转向共和，出面支持袁世凯主持大局。可这份短暂的和解，终究没能走到最后。 袁世凯改元洪宪、做起称帝迷梦时，张謇早已辞去农商总长之职归乡，自此与他彻底断绝了往来。
从军营中的师生之谊，到因政见殊途分道扬镳，再到乱世中短暂联手、最终彻底决裂，两人的交往轨迹，恰是晚清民初那几十年政局变幻的一个缩影。一个转身实业救国，以乡野之力撑起一方近代化的试验田；一个攀向权力顶峰，终在称帝的迷梦里身败名裂。
民国五年（1916）六月初六，午后时分，袁世凯去世的消息传到了张謇耳中。这天夜里，张謇提笔写下一段感慨，字里行间满是对复杂感慨，“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于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
半生恩怨，一世歧途，可见他曾经对袁世凯走向共和的期望是何等殷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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